【影人】黄秋生的地痞摇滚

燕子坞主人 2011-05-15 15:45:27



(和《家园》的不一样,我更喜欢这个版本)

从拼杀在油尖旺的小人物,到游走在钵兰街的小角色,在无数带着香港商业化气息的影片中,我们总能见到他的惊鸿一现。拍了近200部电影,却自称只演过四种角色:警察、黑社会、变态、色情狂。他是香港金像奖史上,唯一凭三级片获得影帝的另类。他的表演风格带着野兽的味道,他被誉为东方影坛的霍普金斯。

他是香港娱乐圈的地痞,但看似无心地大放厥词,却总能让你品到一点真理的味道;他是摇滚乐坛,不故作高声的玩票者,却又能集独立音乐之大成。他是香港艺术大学的名誉院士,熟读斯坦尼戏剧表演理论。有人说,假如在香港能找出一位胜任话剧《茶馆》的演员,则非他莫属。而他却说,找他拍戏只有钱才能表达诚意,“别拿艺术的名义来骗我”。

烂片经历成就了他的影帝辉煌,坎坷曲折锻造了他的坦荡心态,拜金宣言掩盖不了他对电影的虔诚——他就是黄秋生,一个拍过无数部烂片的好演员,一位错综复杂的结合体。




 
●“走进训练班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就应该干这行”

像香港这座城市一样,黄秋生也是一个奇妙的中英混合体。父亲是当年驻港的英国官员,在他六岁时就不辞而别,父子从此没有见过面。混血、私生子、问题少年、家境贫困,是黄秋生对于童年最深的记忆。用他的话说,自己“四五岁时很可爱,到小学就开始非常忧郁”。那时,混血是颇受歧视的群体,身边的人都拿他当怪物,“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他们都觉得我是外国人,都不和我玩”。至于念书,他又觉得很闷,“课本里每一课都是‘小明,今天……’‘小明,明天……’我问老师,为什么每个都叫小明,当我们是白痴啊!”学习很差的他,在艺术方面,倒是早早显露出天分。尽管生活拮据,母亲还是带他学过钢琴,学过画画,学过声乐,学过跳舞,“学芭蕾舞学了两三个月,老师说你学迟了,若是早十年你肯定能成为一个芭蕾舞星”。

上了不到一年中学,年少的黄秋生,就开始走向社会谋生。他当过汽车修理厂学徒,帮花店送过花,做过办公室助理,当过装修工人,每份工都做不长。十七八岁时,他曾强忍着泪水,目睹母亲在廉价的工人医院里吐血;又经历了女朋友因嫌他穷,而转投有钱人怀抱,“我对着她的照片哭,撕掉又捡回来” 。据说是遗传了“英国老爸的坏脾气”,他早早就学会打架保护自己,“别人叫我杂种我就打”。人生这部大电影的前奏,他演的是一部《古惑仔》。

八十年代初,香港经济崛起,娱乐业迎来了黄金期。这些悄然的变化,让喜欢幻想的黄秋生,突然找到了人生目标。1981年,他兴冲冲报考了亚视演艺班,结果连续两次都被刷下来。到了第三次,才靠着“妈妈朋友的儿子是亚视高层”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后门,混进了娱乐圈。“走进训练班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就应该干这行,因为它满足了我从小以来的所有想象——我可以当警察,还可以当超人。”对于这段学员生涯,黄秋生自己的评价是“演戏很好,态度很差”,因为“我经常逃学,比如化妆之类的课我不喜欢,我就逃学”。





1985年,电影《花街时代》招演员——要一个“叛逆不羁、不明身世的混血儿”。黄秋生觉得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可到片场一看,来的不是大明星就是帅哥,顿时心生胆怯。于是他又走了“我们公司一个导演的小师妹”的后门,捞到了面试机会。当时他以为“肯定没戏,但他们居然用了我”。这部银幕处女作,黄秋生只有几句台词,但因为“剧中全是女人,我已经是男一号了”。也是因为这部戏,让23岁的他看到自己演技的不足。曾经无比厌学的他,竟向银行借钱去香港演艺学院读书,让人大跌眼镜。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要当专业演员,就一定要去学院读书,不尊重知识是犯罪。”演艺学院的老师,上课都讲英语,只有小学学历的黄秋生倍感吃力,可学习这种事,是没办法走后门的。他只好拿出在街头跟人干架的劲头,“逼自己追,一直在追”,“因为我爱这个行业,这个工作”。
 




●“没钱怎么可以养命,没钱怎么可以养艺术,没钱还怎么搞艺术?!”

谁能想象,如今一脸凶相的黄秋生,年轻时也曾是一个青涩的花样美男?有人甚至说,那时的他,简直就是周润发跟梁朝伟的综合体。1989年,他和周星驰合演的电视剧《他来自江湖》大获成功,让他平生第一次收到女fans的来信。正当他春风得意,决定专心当偶像时,却发现在竞争激烈、偶像成堆的香港影坛,要想有人找他拍戏,要想不饿肚子,就只能去演反派、拍烂片。于是作为演艺学院高材生的他,只能不甘心地把那些学院派理论,运用到各种烂片里,英式、美式、俄式、法式、港式……但1993年之前,他还没有“坏”到让影迷记住他,直到等来那部《人肉叉烧包》。当初若不是合约在身,他根本不想接这部烂片,“那么恐怖,那么卖弄血腥跟色情”。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很久,终于想到心理调整的办法,“拍的时候临近万圣节,我就把这个戏当成是万圣节的节目吧,反正我妈早看过我全裸了”。而真到了拍三级镜头时,他却很放得开,“因为我近视眼,根本都看不到人家在看我”。

1993年,铜锣湾的街头挂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是面目狰狞的黄秋生,和一笼血淋淋的叉烧包。那年,香港的叉烧包几乎卖不出去;黄秋生走在街上,会有女孩子尖叫着逃走……一部三级片带来的巨大票房和轰动效应,让入行已近10年的黄秋生始料未及。让他更想不到的是,这部三级片竟把他送上了金像奖影帝的宝座!但那座奖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好运,反倒成了“黄秋生很变态“最有力的注脚,于是更多的烂片、更多的变态角色找上了他。平时连在家里换衣服要背着老婆的他,只好一次次在银幕上宽衣解带。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时香港那么多三级片?他苦笑着说:“写剧本的都是黑社会,他们只会问,为什么女主角不脱,为什么男的不打?”有次,他去一家音像店,看到每个演员都有一套系列作品,“看刘青云,哇,那么好;看梁朝伟,哇,那么好;再看黄秋生,哇……我的头一直低啊,很低地走出去。”回到家他一怒之下,把那奖杯丢了出去,“结果我妈偷偷地把它捡回来,放在厕所旁边”。
 




黄秋生从不讳言拍烂片是为了钱,多年的穷困,让他早已懂得钱才能给自己安全感,“没钱怎么可以养命,没钱怎么可以养艺术,没钱还怎么搞艺术!”即便是面对“等了一辈子”、看剧本就哭了两三次的《老港正传》,他也照样说:“没有片酬就不拍,让我免费?少来了!我还有老婆小孩要养,我还有一个很大年纪的老妈。”多年来的打拼,让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1997年,他得了甲亢,“脸肿得跟猪头一样”,导致烂片都无工可开。绝望中,他甚至想到自杀,“幸好我妈开导我,你连死都想了那还怕什么,敢死不敢活啊?你就活下去看看明天是怎么样!”于是他到了英国伦敦,那里不仅是戏剧人的朝圣之地,也有着他血液一半的归属。他一边养病,一边学戏剧,“每天想的就是学英语,上学,买东西回家煮饭,睡觉。早上起来听听教堂的钟声,躺在浴缸里面,点个蜡烛”。在那里,他悟出了:没有烂片,只有烂角色;把自己化成一坨屎,种出很漂亮的花。

在英国的一年,让他有脱胎换骨之感。1998年回港拍的第一部电影《野兽刑警》,就让他再度问鼎金像奖影帝——这次不再是三级片,他的电影之路开始柳暗花明。2003年《无间道》中的正直警官一角,则让他彻底“洗底”改变形象。曾经的“烂片之王”,终于走出烂片的泥沼。



●“我觉得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

有人说,黄秋生长着一双全香港最犀利的眼睛,和一副全香港表情最突出的面孔,还有着全香港最毒的嘴巴。他经常大放厥词,抛出令人不敢接招的话题。他会毫无顾忌地说,“黎明的歌没有变化,一直咿喔喔咿,好像有只苍蝇在你旁边飞”;冯德伦做导演“太肤浅”,余文乐“长得帅,但没内容”;拍尤小刚的电视剧《杨贵妃》,他又炮轰内地剧组不专业,剧本净是“李白来了一次,你就诗(湿)了三遍”之类的烂台词……

他自认为“有一张很毒的嘴,也需要一些很毒的思想才可以。我觉得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他最欣赏的人如毛泽东、鲁迅、姜文,无一例外身上都有战士的特质,“我从来没有跪下来求人,我如果妥协,也是战略性退却,为了下一次进攻。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样啊,毛泽东的思战略好厉害”。那是他小学五年级时,由于学习太差,母亲给他请了一个香港大学政治系的老师,“我在一边做功课,他就在一边纸上写毛泽东诗词,我经常偷着把他写的东西带回去读。我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大气磅礴。他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至今,他还能随口背出《沁园春·雪》,哼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香港,尤其是在演艺圈,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异类。他每一次的大放厥词,都像是“愤怒中年”的摇滚式怒吼,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错的摇滚歌手。

 




黄秋生出过三张专辑。1995年的《支离疏》,是他的第一张作品。里面的十一首歌,他自己创作的就占了十首,唱片整体的风格是Folk-rock,销量不错。所以紧接着第二年,又出了《地痞摇滚》,此时黄秋生的风格已是自成一派,更有一批香港地下音乐界的精英为他保驾护航——黑鸟、刘以达、Black Box……由此也可想见他在香港地下音乐圈的号召力。在音乐中,他对社会不公和道德缺失,肆无忌惮地嘲讽、怒骂,充斥着市井俚语和粗口,被香港传媒及卡拉OK禁播。就像同名歌曲《地痞摇滚》:“很怕什么都没有,又怕没前途,身体开始衰老,最怕没工作,香港经济崩盘,比剃你一条毛还快……”曲风是道地的朋克,唱的是香港平民的生存状态,又何尝没有他自己的苦闷?其中的《秋甜》,则是质朴的民谣之声,背后还有着颇为浪漫的故事。那是有次他去看戏,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看到他,说“请问你是黄秋生吗”?他一转头,看见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鼻子尖尖的女生,嘴巴很薄,看起来讲话很厉害的那种,“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后来就写了《秋甜》来怀念那次见面……她叫甜,我叫秋,所以叫《秋甜》”。

专辑《BadTast》中,黄秋生把炮筒对准了娱乐圈,大玩颠覆概念,“模仿+恶搞”郭富城、郑秀文、莫文蔚等偶像的造型,算是对自己当年做不成偶像的小小泄愤。虽然这不过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却已是收山之作,“差不多了,没力气了,摇滚需要很多力气的”。乐器中,他认为自己口琴吹得最好,但歌迷觉得他弹吉他时最有型,但他说“摇滚是一种态度,跟吉他无关”。

 

 

●“如果有一天我死在舞台上,就非常浪漫了……”

玩摇滚的黄秋生,连家庭生活也带着摇滚的意味。他最反对一夫一妻制,觉得婚姻形式应该任君选择,“我常常想一个男人有四个老婆,打麻将也不用辛苦凑人了”。他自己奉行的却是“走婚”制:一个人索然独居,三个儿子跟太太一起住,他偶尔去串串门。但结婚18年,和太太到底不离不弃;混迹娱乐圈,常和靓女出双入对,到底没有绯闻传出。

玩摇滚的黄秋生,却是很传统的孝子,“妈妈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回想自己荒唐的少年时光,黄秋生的评价是“还不算很坏,打劫、杀人放火的事没干过”,因为“母亲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后来他拍三级片,母亲看过后没有不喜欢的表示,他才敢继续演下去;喜欢出位的他,曾想在身上纹一只蝴蝶,但因为母亲不喜欢,就只好作罢。母亲常为黄秋生感到骄傲,连买东西都会给人家说“给我便宜一点嘛,我儿子是黄秋生”。每次谈到母亲,一向带着颓废神情的他,眼中就有了“理想”的光芒:“我的理想就是拿一个奥斯卡奖,送给我妈。”

“摇滚男”黄秋生,其实有一颗宅男的心。别人说他不善交际,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是演员,不是公关,我不善交际是正常的。有太多演员公关做得很好,当演员的时候做得很烂。”宅男再加毒嘴,让他在娱乐圈里,很长时间交不到什么朋友。当年第一次获影帝时,竟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为他庆祝。那晚,他一个人饿着肚子,拿着奖杯走在尖沙咀街头,迷迷糊糊地就好像拿着一瓶酒,“觉得很孤独、很荒谬”。幸好那时他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人肉叉烧包》的导演邱礼涛。他在一个小酒馆里打电话过去,患有小儿麻痹的邱礼涛,二话没说就赶过来陪他喝酒,度过这金像奖史上最寒酸的庆祝paty。随着多年摸爬滚打,黄秋生的朋友圈里,有了吴镇宇、刘青云、黄子华、张达明……简直就是一大群戏精的集合。说到和朋友们在一起会做些什么,他的回答是:“喝酒。喝醉了就会像在学校的时候一样,大家选一个场景和话题来表演。很有意思!”
 


 

“在学校的时候”,指的是演艺学院那3年。那时学院里几乎每一个大戏都是黄秋生主演,他连续3年获得最佳男主角。1986年的《大鼻子情圣》(根据法国名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改编),公演获得很大的成功,“当时很多专业演员——现在是好朋友了,很感动,跑到后台抱着我哭”。法国文化协会专门写信到学校表扬,特别提到了黄秋生的精湛表演。从那以后,“我知道什么叫演戏了”。2003年,黄秋生以《螳螂捕蝉》,获得了香港戏剧学会第十届“香港舞台剧奖”。知道自己得奖,他却很尴尬,犹豫着要不要去拿奖,“如果有一个地洞我就钻进去好了。只有真正的演员才演舞台剧,而我是演过那么多烂片的”。

这就是黄秋生,表面很“地痞”,欣赏詹姆斯·迪恩那样的放纵和率性;而骨子里很“文艺”,始终视戏剧为宗教。他感叹如果当年家境好的话,现在一定是一个留在小剧院里的小小艺术家,而不是电影演员了。有人问他会演到什么时候?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在舞台上,就非常浪漫了。”

 

【图说】



1、银幕上的黄秋生,常给人一种危险的杀伤力,其实他表演时的状态异常放松。《人肉叉烧包》里,他一边面目狰狞地切人肉,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让人看得心胆俱裂。其实拍那场戏时,他嘴里嘟囔的全是笑话段子,把片场的人逗得直笑,摄像师连手里的摄影机都笑得发抖。

 


2、《无间道》里,他饰演的黄警官被黑帮从天台扔下,仰躺着死在车顶,宛如十字架上的耶稣。有影评人赞叹,黄秋生连躺着都这么有戏。他却说,那天拍得很累了,而且“血”在脸上流着很痒,我躺在那,心里一直在喊“快收工吧”,没想到拍出来却“死得真好看”。




3、黄秋生打拼多年,百病缠身,常带病上阵。拍《江湖告急》的时候,他演关公都不需要化妆,因为“当时在出麻疹,脸又红又肿,红到正好适合关公的脸色”。如此拼命,他坦言是为了赚钱,“如果我每天在家,家人吃什么?小孩上学哪来的钱?我连楼都没供完呢!周润发、刘德华才是大明星,我只是一个演员。”



 
4、导过无数烂片的王晶,却是黄秋生最不敢骂的人,“我运气最差的时候,他和我说,有粥吃粥,有饭吃饭,我会给你一碗饭。他不会给特别高的片酬,但从来没欠我一分钱”。在黄秋生眼里,王晶的三级片很有质量保证,“一定会露点”,别的他则大胆放手。像《伊波拉病毒》,导演邱礼涛和黄秋生加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隐喻,而制片人王晶只要求“两场强奸的,露点的就好”。

 


5、有人说,刘伟强和杜琪峰的崛起,才迎来了黄秋生的时代。他也承认自己与这两位大导配合得很好。“杜琪峰都是‘秋生,你看要怎么样演’。最经典的是拍《枪火》的时候,我要拿剃刀杀人。他说秋生等一下你就坐这,他就坐那,你这么演,讲完以后就拍,真的没让我怎么动,就过了。刘伟强也是,《无间道》和曾志伟那场戏,大概说了一下就直接拍了。他不会让演员怎么做,他让你演,然后他观察,他去抓”。

 

 

6、2006年,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是黄秋生感觉“拍起来最爽”的一部作品。姜文对他的评价是“内心很孤独,孤独到破碎”。他知道后,露出非常得意享受的表情:“他形容得真好,我喜欢他的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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