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对约翰·狄克森·卡尔的影响
贝克街和卡尔的关系:
歇洛克·福尔摩斯对约翰·狄克森·卡尔的影响
拉里·L·弗兰奇/文
ellry/译
选自《贝克街期刊》(BSJ)
约翰·狄克森·卡尔很早就发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对这个向往成为侦探小说领域一流作家的年轻人来说,大师就是一位英雄人物。
在1962年哈罗版《女巫角》(1933)的导读中,知名侦探评论家安东尼·布彻指出,卡尔的作品风格中出色地融合了切斯特顿、詹姆斯和伍德豪斯的影响。的确,这种混合产物是值得嘉奖的。无可置辩,卡尔先生非常钦佩G·K·切斯特顿的文笔和本人,以至于卡尔笔下的大侦探基甸·菲尔博士就是以切斯特顿为原型塑造的。不过,这个人物本身和他推理侦查的形式作风很明显是福尔摩斯式的。布彻本人承认,后期作品中的基甸·菲尔“成为瞩目的焦点,主宰一切的君主……”很明显与大师本人相当类似。霍华德·海格拉夫指出:“菲尔……在推理的高脚桌上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共进晚餐。”
约翰·狄克森·卡尔身上受到强烈的英国风影响。他在英国生活了许多年(1931年到1948年,1951年到1958年),卡尔不仅实践着英国风格,还探索出许多新的领域。在福尔摩斯本人生活过的氛围里,卡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在大师的故地巡游——同时这里也是所有侦探作家的精神家园。
诚然,以这种方式创作的侦探小说需要一名大侦探,卡尔的聪明才智塑造出了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大侦探,包括贝克林——“最伟大的法国侦探”;马奇上校,卡尔根据约翰·罗德(普雷斯特利医生探案系列的塑造者)的秉性塑造了这个人物,公认他的破案方法具有“福尔摩斯风格”;还有“老头”——白厅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虽然常常认为亨利爵士是基于丘吉尔塑造的,他的案件记录者肯伍德·布莱克在《瘟疫庄谋杀案》中提出了一个有点不同的灵感来源:“他在军事情报部当长官那会儿,他们管他叫迈克罗夫特的,……”(编辑注:这可能是指1909年成立的军情五处,创始人是弗农·凯尔上尉(后来成为少将爵士),手下主要是他领导的正规军和印度警察朋友。凯尔在1940年卸任,之后证明他的人事政策导致效率低下。凯尔的名言:“我要我的手下能吃能喝,四肢健全!”)这是一个昵称,但是并没有持续下去(H.M.不允许使用这一昵称)。“在关于贝克街那位鹰脸绅士的故事里,最有趣的人物根本不是福尔摩斯,而是他哥哥迈克罗夫特。你记得他吗?他拥有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的逻辑头脑,甚至更优秀……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H.M.再庄重一点点,每次记得把领结戴上,在一屋子女性打字员中间晃荡的时候,不要哼那些乱七八糟的歌,那他绝对是个不错的迈克罗夫特。”
但是,基甸·菲尔博士模仿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的程度要更深些,下面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到这点:
“麦克先生[亚历克·麦克唐纳探长],你一生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三个月,每天读十二个小时犯罪史。任何事物都是往复循环的……旧时代的车轮在旋转,同一根轮辐还会转回来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将来还是要发生的。”[《恐怖谷》]
“我常常和海德雷督察长说,”[菲尔博士]继续道,“最好的课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十五个小时,看历史书籍。他回答我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这会让他没法干别的事情。还没有犯罪,甚至没有犯罪的倾向,不会一次次重现的。”[《毫无嫌疑》(1949)]
在他的第一桩案件查特罕监狱事件(《女巫角》,1933)中,菲尔同样表达了类似福尔摩斯对数学家(莫里亚蒂就是数学家)的态度:“别管他,……他什么事都吹毛求疵。最糟的是,他是个学数学的。呸!学数学的……他不该多嘴的。”在将菲尔博士带入侦探世界的时候,还用了那句举世闻名的话:“我知道你刚从阿富汗来。”
《三口棺材》(1935)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卡尔的经典作品,在“密室讲义”里,菲尔博士将《驼背人》作为“表面上看起来像”谋杀的案例,这份讲义让我们再次想到福尔摩斯本人:“我要开始讲课了……主题是侦探小说中所谓的‘封闭密室’,我要谈的是情节的铺陈,以及概括性的技巧。”谁会说菲尔博士的“想法”不是源自研究《空屋》中的密室呢?
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学习可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因此,菲尔博士尤其还有亨利·梅里维尔爵士都照着福尔摩斯的样去做。可爱却严厉的“H.M.”在《犹大之窗》(1938)中向检方发起了一通攻击,他说:“不否认……我们承认[死者已经死了]是检察总长在这个案子里唯一未经他人协助就发现的事。我们也承认斑马身上有黑白条纹而土狼会嗥叫。不必再提来比较一下土狼和——”
接下来引述自《歪曲的枢纽》(1938)中的段落融合了幽默、谦恭和咳咳声,菲尔博士说道:“我亲爱的小姐,我一点都不勇敢。风吹得好猛,我好想吐。后来我就像圣彼得一样开始诅咒叫骂。然后我开始说笑。咳咳。所幸我突然想起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她没有我这身肥肉当做护垫来给她撑着。于是我天花乱坠地开始发誓……”
约翰·狄克森·卡尔毫无疑问从福尔摩斯传统的氛围中获得了写作以及其它很多灵感。但是,卡尔不是东施效颦,正如韦恩小姐在她的论文《贝克街和德文郡的关系》(《贝克街期刊》[新系列]第27卷第6-10页,1977年3月)论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一样。而且,卡尔更喜欢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及大师。比如,在《疯狂帽商之谜》(1933)中法医“华生医生”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先生,我的名字叫华生。华生医生。如果所谓的幽默家因此开什么玩笑,我非打他的脑袋不可。三十年来我受惯了,除了那样的笑话,我什么也没听到过。我厌倦了。人们在角落里嘘我。他们问我有关注射针、四轮马车以及船牌香烟的问题,还有我身边是否带着手枪?每一个愚蠢的便衣警探都耐心地等待我的报告,他们好说:‘简单,我亲爱的……’”
卡尔先生是知名的福学研究者,他受邀参加过1949年的贝克街小分队会餐,因此,他时常在作品中提及福尔摩斯。《笑话中的毒》(1932)中,在侦探方面挺有前途的(演员)罗塞蒂说道:“我的李尔王也受到过赞誉,虽然要解释我之所以要常常移开假胡子为的是把我的嘴巴露出胡子外面,但是这样的解释很无力。有时候,观众不禁怀疑,我到底是爱扮演李尔王还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索命时钟》(1935)里,菲尔博士严厉地对梅尔森教授说:“你像是漠不关心的福尔摩斯。你的冒险精神和人类本性中的好奇心到哪里去了?”后来,在这桩钟面疑案里,菲尔博士和不可一世的刑事调查部海德雷探长说话时就效仿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向你提供一条证据,符合你的思路,必定让你心花怒放。”
《歪曲的枢纽》中,“所谓的”约翰·芳雷回答有关他早期阅读习惯的质询时回答说:“福尔摩斯全集。”H.M.也不是没有和福尔摩斯扯到一起。《魔术灯谋杀案》(1937)中,查特斯上校称亨利爵士“相当歇洛克·福尔摩斯”,这算是很恭维的话。
卡尔对大师的尊敬还表现在菲利普·诺克斯案件中(《包厢C的恐惧》,1966),这是菲尔博士倒数第二桩案子,他解开谜团并确定凶手是参考了福尔摩斯在斯泰普尼的毒气室那段经历,这是威廉·吉列的舞台剧《歇洛克·福尔摩斯》中的场景。“福尔摩斯在那儿中了莫利亚蒂的诡计。灯光熄灭了。你会认为你看到福尔摩斯拿着一支点燃的雪茄。当灯光再次亮起,那支点燃的香烟留在高窗的边沿;福尔摩斯已经不见了。”
塞缪尔·罗森伯格在《裸体是最好的伪装》(1974)中清楚地指出,柯南·道尔借鉴了埃德加·爱伦·坡笔下的侦探小说先驱作品。而且,“道尔还借鉴了坡的《失窃的信》中的基本原理和好几种诡计手法。”约翰·狄克森·卡尔本人对坡也钦佩有加,在《死者的时钟》(1958)里称这位杜宾的塑造者是用显微镜检查方面的权威(比如,坡的《失窃的信》就曾使用显微镜进行检查)。菲尔博士的最后一案(《月之阴》,1967)将坡的《金甲虫》作为一条线索。当然,卡尔先生著名的获奖短篇小说《巴黎来的男人》(1954)是一篇杰出的作品,那位神秘的陌生人就是E·A·坡本人。
卡尔写出了定本传记《阿瑟·柯南·道尔的一生》(1949)。他后来还和阿瑟爵士的儿子艾德里安合作写出《福尔摩斯的功绩》(1952)。卡尔表示,他一生中事业的最高峰就是和柯南·道尔家族合作并且有幸看到阿瑟爵士文件的那段时间。
在柯南·道尔的传记中,卡尔全面而准确地描述了《血字的研究》的创作过程,并且小心翼翼地指出,在《血字的研究》尚未出版的那段“叫人心急”的时间里,阿瑟爵士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为《盖斯特·菲尔医生》,这个名字与基甸·菲尔相当类似。柯南·道尔的《危险》(1911)一书收录了很多非福尔摩斯短篇小说,其中《忙碌的一小时》里的人物亨利·哈尔沃斯爵士和梅利维尔探长两人名字相加便得到亨利·梅利维尔爵士。
很明显,卡尔的钦佩之心不仅针对歇洛克·福尔摩斯,而且也针对柯南·道尔。《耳语之人》(1946)中,菲尔博士的好友迈尔斯·汉蒙德提到《白衣纵队》(1891),《寡妇之夜》(1950)中,老头H.M.说出了如下的推荐语:“办法就是……我想让你读点书,大仲马、马克·吐温、史蒂文森、切斯特顿、柯南·道尔。他们都故去了,是的;但是他们在说故事方面绝对不输任何人。”
约翰·狄克森·卡尔被公认是研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方面的一流权威。这部1949年的传记成为了畅销书,并再版过。卡尔也曾以幽默的方式向柯南·道尔——更准确地说是向福尔摩斯本人——致敬,他写了一些福尔摩斯的恶作剧和闹剧(《帕拉多尔大厦案》[1949];《康克-辛格尔顿文件案》[1949])。
卡尔为撰写柯南·道尔传记所做的研究也是一波三折。有传闻说,艾德里安和柯南·道尔家族主动要求卡尔进行研究,他们对于赫斯基思·皮尔森的传记很不满意。另一个传闻说,艾德里安打广告,公布了这一计划里的素材,打乱了卡尔的计划。不过,事情都解决了,一部非凡的作品诞生了。
据认为,卡尔发现了华生对应的真实原型,即詹姆斯·华生医生,他是朴茨茅斯文学和科学研究会的主席。这是卡尔为该书所做的长期(两年)研究中的一个发现。对于这一发现卡尔或多或少是有期待的,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很久以就注意到《歪唇男人》中华生妻子不经意脱口而出地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詹姆斯,而不是约翰(编辑注:针对这个华生问题的不同解释,参见多萝茜·L·塞耶斯《华生医生的教名》,收入《非流行观点》(伦敦,1946),第148-151页)。
卡尔认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侦探小说,其中的福尔摩斯表现极其出色。但是,卡尔喜欢的柯南·道尔的作品是《恐怖谷》(这位传记作者备受煎熬地做出了这一声明)。这一偏爱被认为是很不同寻常的,《恐怖谷》受到很多人的轻视。但是卡尔将单独的部分——“伯尔斯通的悲剧”——作为几近完美的侦探小说作品。卡尔肯定地认为,这部1915年的长篇小说是柯南·道尔对侦探小说所作贡献的最佳范例。之所以这么说,很有可能是因为柯南·道尔有意使用手写和印刷的文字——特别是针对书籍的(这是卡尔喜欢的诡计之一)——作为秘密情报和隐藏的作中作(寓言)的手段,这在《恐怖谷》的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卡尔在线索布置方面效法柯南·道尔。卡尔钦佩福尔摩斯一条接着一条发现线索的惊人能力,而且其方式又如此简单而原始。卡尔指出:
“福尔摩斯主义”是“一种手法,侦探在给读者完全公平的机会同时,说出的一切又让人大吃一惊。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塑造者发明了这一手法,而且没人(出了伟大的切斯特顿以外)能达到其一半的效果。”
卡尔针对他的定义提出了两点原则:(1)创作侦探小说需要一丝不苟;(2)在线索方面需要对读者绝对公平。
约翰·狄克森·卡尔于1977年2月27日去世,和那些著名的人物,如坡、切斯特顿、克里斯蒂当然还有柯南·道尔一起成为侦探小说的大师。也许我们可以引述卡尔在柯南·道尔传记结尾处的话来夸赞卡尔先生,就像他夸赞阿瑟爵士和大师那样:“没有人可以写他的墓志铭。他没有故去。”
补遗
约翰·狄克森·卡尔的福尔摩斯相关作品
《恐怖谷》导读(纽约:矮脚鸡,1950)
主编《杰作集》(伦敦:豪斯和麦克斯韦,1959)
《福尔摩斯万岁!》,《纽约时报》,1965年2月14日
《再来一杯,华生》,《歇洛克·福尔摩斯》(伦敦:怀特布里德,1957)
《阿瑟·柯南·道尔》(纽约:哈珀,1949;维塔奇,1975)
《当柯南·道尔变成歇洛克·福尔摩斯》,《哈珀杂志》,1949年1月号
《玛拉柯深渊》导读,现代尤尼布克(未标年份)
《福尔摩斯也无法判明》,《纽约时报杂志》,1965年2月21日
《歇洛克·福尔摩斯》,《怀特布里德之屋》,18,第1号(1958年春)
《康克-辛格尔顿文件案》,《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1968年10月号
《帕拉多尔大厦案》,《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1950年2月号
《福尔摩斯的功绩》,与艾德里安·柯南·道尔合撰(纽约:兰登书屋,1954;口袋图书,1976)
《九个错误答案》(纽约:哈珀,1952)——推理和悬疑小说,有许多处提到福尔摩斯。
歇洛克·福尔摩斯对约翰·狄克森·卡尔的影响
拉里·L·弗兰奇/文
ellry/译
选自《贝克街期刊》(BSJ)
约翰·狄克森·卡尔很早就发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对这个向往成为侦探小说领域一流作家的年轻人来说,大师就是一位英雄人物。
在1962年哈罗版《女巫角》(1933)的导读中,知名侦探评论家安东尼·布彻指出,卡尔的作品风格中出色地融合了切斯特顿、詹姆斯和伍德豪斯的影响。的确,这种混合产物是值得嘉奖的。无可置辩,卡尔先生非常钦佩G·K·切斯特顿的文笔和本人,以至于卡尔笔下的大侦探基甸·菲尔博士就是以切斯特顿为原型塑造的。不过,这个人物本身和他推理侦查的形式作风很明显是福尔摩斯式的。布彻本人承认,后期作品中的基甸·菲尔“成为瞩目的焦点,主宰一切的君主……”很明显与大师本人相当类似。霍华德·海格拉夫指出:“菲尔……在推理的高脚桌上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共进晚餐。”
约翰·狄克森·卡尔身上受到强烈的英国风影响。他在英国生活了许多年(1931年到1948年,1951年到1958年),卡尔不仅实践着英国风格,还探索出许多新的领域。在福尔摩斯本人生活过的氛围里,卡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在大师的故地巡游——同时这里也是所有侦探作家的精神家园。
诚然,以这种方式创作的侦探小说需要一名大侦探,卡尔的聪明才智塑造出了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大侦探,包括贝克林——“最伟大的法国侦探”;马奇上校,卡尔根据约翰·罗德(普雷斯特利医生探案系列的塑造者)的秉性塑造了这个人物,公认他的破案方法具有“福尔摩斯风格”;还有“老头”——白厅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虽然常常认为亨利爵士是基于丘吉尔塑造的,他的案件记录者肯伍德·布莱克在《瘟疫庄谋杀案》中提出了一个有点不同的灵感来源:“他在军事情报部当长官那会儿,他们管他叫迈克罗夫特的,……”(编辑注:这可能是指1909年成立的军情五处,创始人是弗农·凯尔上尉(后来成为少将爵士),手下主要是他领导的正规军和印度警察朋友。凯尔在1940年卸任,之后证明他的人事政策导致效率低下。凯尔的名言:“我要我的手下能吃能喝,四肢健全!”)这是一个昵称,但是并没有持续下去(H.M.不允许使用这一昵称)。“在关于贝克街那位鹰脸绅士的故事里,最有趣的人物根本不是福尔摩斯,而是他哥哥迈克罗夫特。你记得他吗?他拥有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的逻辑头脑,甚至更优秀……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H.M.再庄重一点点,每次记得把领结戴上,在一屋子女性打字员中间晃荡的时候,不要哼那些乱七八糟的歌,那他绝对是个不错的迈克罗夫特。”
但是,基甸·菲尔博士模仿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的程度要更深些,下面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到这点:
“麦克先生[亚历克·麦克唐纳探长],你一生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三个月,每天读十二个小时犯罪史。任何事物都是往复循环的……旧时代的车轮在旋转,同一根轮辐还会转回来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将来还是要发生的。”[《恐怖谷》]
“我常常和海德雷督察长说,”[菲尔博士]继续道,“最好的课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十五个小时,看历史书籍。他回答我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这会让他没法干别的事情。还没有犯罪,甚至没有犯罪的倾向,不会一次次重现的。”[《毫无嫌疑》(1949)]
在他的第一桩案件查特罕监狱事件(《女巫角》,1933)中,菲尔同样表达了类似福尔摩斯对数学家(莫里亚蒂就是数学家)的态度:“别管他,……他什么事都吹毛求疵。最糟的是,他是个学数学的。呸!学数学的……他不该多嘴的。”在将菲尔博士带入侦探世界的时候,还用了那句举世闻名的话:“我知道你刚从阿富汗来。”
《三口棺材》(1935)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卡尔的经典作品,在“密室讲义”里,菲尔博士将《驼背人》作为“表面上看起来像”谋杀的案例,这份讲义让我们再次想到福尔摩斯本人:“我要开始讲课了……主题是侦探小说中所谓的‘封闭密室’,我要谈的是情节的铺陈,以及概括性的技巧。”谁会说菲尔博士的“想法”不是源自研究《空屋》中的密室呢?
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学习可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因此,菲尔博士尤其还有亨利·梅里维尔爵士都照着福尔摩斯的样去做。可爱却严厉的“H.M.”在《犹大之窗》(1938)中向检方发起了一通攻击,他说:“不否认……我们承认[死者已经死了]是检察总长在这个案子里唯一未经他人协助就发现的事。我们也承认斑马身上有黑白条纹而土狼会嗥叫。不必再提来比较一下土狼和——”
接下来引述自《歪曲的枢纽》(1938)中的段落融合了幽默、谦恭和咳咳声,菲尔博士说道:“我亲爱的小姐,我一点都不勇敢。风吹得好猛,我好想吐。后来我就像圣彼得一样开始诅咒叫骂。然后我开始说笑。咳咳。所幸我突然想起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她没有我这身肥肉当做护垫来给她撑着。于是我天花乱坠地开始发誓……”
约翰·狄克森·卡尔毫无疑问从福尔摩斯传统的氛围中获得了写作以及其它很多灵感。但是,卡尔不是东施效颦,正如韦恩小姐在她的论文《贝克街和德文郡的关系》(《贝克街期刊》[新系列]第27卷第6-10页,1977年3月)论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一样。而且,卡尔更喜欢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及大师。比如,在《疯狂帽商之谜》(1933)中法医“华生医生”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先生,我的名字叫华生。华生医生。如果所谓的幽默家因此开什么玩笑,我非打他的脑袋不可。三十年来我受惯了,除了那样的笑话,我什么也没听到过。我厌倦了。人们在角落里嘘我。他们问我有关注射针、四轮马车以及船牌香烟的问题,还有我身边是否带着手枪?每一个愚蠢的便衣警探都耐心地等待我的报告,他们好说:‘简单,我亲爱的……’”
卡尔先生是知名的福学研究者,他受邀参加过1949年的贝克街小分队会餐,因此,他时常在作品中提及福尔摩斯。《笑话中的毒》(1932)中,在侦探方面挺有前途的(演员)罗塞蒂说道:“我的李尔王也受到过赞誉,虽然要解释我之所以要常常移开假胡子为的是把我的嘴巴露出胡子外面,但是这样的解释很无力。有时候,观众不禁怀疑,我到底是爱扮演李尔王还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索命时钟》(1935)里,菲尔博士严厉地对梅尔森教授说:“你像是漠不关心的福尔摩斯。你的冒险精神和人类本性中的好奇心到哪里去了?”后来,在这桩钟面疑案里,菲尔博士和不可一世的刑事调查部海德雷探长说话时就效仿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向你提供一条证据,符合你的思路,必定让你心花怒放。”
《歪曲的枢纽》中,“所谓的”约翰·芳雷回答有关他早期阅读习惯的质询时回答说:“福尔摩斯全集。”H.M.也不是没有和福尔摩斯扯到一起。《魔术灯谋杀案》(1937)中,查特斯上校称亨利爵士“相当歇洛克·福尔摩斯”,这算是很恭维的话。
卡尔对大师的尊敬还表现在菲利普·诺克斯案件中(《包厢C的恐惧》,1966),这是菲尔博士倒数第二桩案子,他解开谜团并确定凶手是参考了福尔摩斯在斯泰普尼的毒气室那段经历,这是威廉·吉列的舞台剧《歇洛克·福尔摩斯》中的场景。“福尔摩斯在那儿中了莫利亚蒂的诡计。灯光熄灭了。你会认为你看到福尔摩斯拿着一支点燃的雪茄。当灯光再次亮起,那支点燃的香烟留在高窗的边沿;福尔摩斯已经不见了。”
塞缪尔·罗森伯格在《裸体是最好的伪装》(1974)中清楚地指出,柯南·道尔借鉴了埃德加·爱伦·坡笔下的侦探小说先驱作品。而且,“道尔还借鉴了坡的《失窃的信》中的基本原理和好几种诡计手法。”约翰·狄克森·卡尔本人对坡也钦佩有加,在《死者的时钟》(1958)里称这位杜宾的塑造者是用显微镜检查方面的权威(比如,坡的《失窃的信》就曾使用显微镜进行检查)。菲尔博士的最后一案(《月之阴》,1967)将坡的《金甲虫》作为一条线索。当然,卡尔先生著名的获奖短篇小说《巴黎来的男人》(1954)是一篇杰出的作品,那位神秘的陌生人就是E·A·坡本人。
卡尔写出了定本传记《阿瑟·柯南·道尔的一生》(1949)。他后来还和阿瑟爵士的儿子艾德里安合作写出《福尔摩斯的功绩》(1952)。卡尔表示,他一生中事业的最高峰就是和柯南·道尔家族合作并且有幸看到阿瑟爵士文件的那段时间。
在柯南·道尔的传记中,卡尔全面而准确地描述了《血字的研究》的创作过程,并且小心翼翼地指出,在《血字的研究》尚未出版的那段“叫人心急”的时间里,阿瑟爵士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为《盖斯特·菲尔医生》,这个名字与基甸·菲尔相当类似。柯南·道尔的《危险》(1911)一书收录了很多非福尔摩斯短篇小说,其中《忙碌的一小时》里的人物亨利·哈尔沃斯爵士和梅利维尔探长两人名字相加便得到亨利·梅利维尔爵士。
很明显,卡尔的钦佩之心不仅针对歇洛克·福尔摩斯,而且也针对柯南·道尔。《耳语之人》(1946)中,菲尔博士的好友迈尔斯·汉蒙德提到《白衣纵队》(1891),《寡妇之夜》(1950)中,老头H.M.说出了如下的推荐语:“办法就是……我想让你读点书,大仲马、马克·吐温、史蒂文森、切斯特顿、柯南·道尔。他们都故去了,是的;但是他们在说故事方面绝对不输任何人。”
约翰·狄克森·卡尔被公认是研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方面的一流权威。这部1949年的传记成为了畅销书,并再版过。卡尔也曾以幽默的方式向柯南·道尔——更准确地说是向福尔摩斯本人——致敬,他写了一些福尔摩斯的恶作剧和闹剧(《帕拉多尔大厦案》[1949];《康克-辛格尔顿文件案》[1949])。
卡尔为撰写柯南·道尔传记所做的研究也是一波三折。有传闻说,艾德里安和柯南·道尔家族主动要求卡尔进行研究,他们对于赫斯基思·皮尔森的传记很不满意。另一个传闻说,艾德里安打广告,公布了这一计划里的素材,打乱了卡尔的计划。不过,事情都解决了,一部非凡的作品诞生了。
据认为,卡尔发现了华生对应的真实原型,即詹姆斯·华生医生,他是朴茨茅斯文学和科学研究会的主席。这是卡尔为该书所做的长期(两年)研究中的一个发现。对于这一发现卡尔或多或少是有期待的,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很久以就注意到《歪唇男人》中华生妻子不经意脱口而出地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詹姆斯,而不是约翰(编辑注:针对这个华生问题的不同解释,参见多萝茜·L·塞耶斯《华生医生的教名》,收入《非流行观点》(伦敦,1946),第148-151页)。
卡尔认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侦探小说,其中的福尔摩斯表现极其出色。但是,卡尔喜欢的柯南·道尔的作品是《恐怖谷》(这位传记作者备受煎熬地做出了这一声明)。这一偏爱被认为是很不同寻常的,《恐怖谷》受到很多人的轻视。但是卡尔将单独的部分——“伯尔斯通的悲剧”——作为几近完美的侦探小说作品。卡尔肯定地认为,这部1915年的长篇小说是柯南·道尔对侦探小说所作贡献的最佳范例。之所以这么说,很有可能是因为柯南·道尔有意使用手写和印刷的文字——特别是针对书籍的(这是卡尔喜欢的诡计之一)——作为秘密情报和隐藏的作中作(寓言)的手段,这在《恐怖谷》的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卡尔在线索布置方面效法柯南·道尔。卡尔钦佩福尔摩斯一条接着一条发现线索的惊人能力,而且其方式又如此简单而原始。卡尔指出:
“福尔摩斯主义”是“一种手法,侦探在给读者完全公平的机会同时,说出的一切又让人大吃一惊。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塑造者发明了这一手法,而且没人(出了伟大的切斯特顿以外)能达到其一半的效果。”
卡尔针对他的定义提出了两点原则:(1)创作侦探小说需要一丝不苟;(2)在线索方面需要对读者绝对公平。
约翰·狄克森·卡尔于1977年2月27日去世,和那些著名的人物,如坡、切斯特顿、克里斯蒂当然还有柯南·道尔一起成为侦探小说的大师。也许我们可以引述卡尔在柯南·道尔传记结尾处的话来夸赞卡尔先生,就像他夸赞阿瑟爵士和大师那样:“没有人可以写他的墓志铭。他没有故去。”
补遗
约翰·狄克森·卡尔的福尔摩斯相关作品
《恐怖谷》导读(纽约:矮脚鸡,1950)
主编《杰作集》(伦敦:豪斯和麦克斯韦,1959)
《福尔摩斯万岁!》,《纽约时报》,1965年2月14日
《再来一杯,华生》,《歇洛克·福尔摩斯》(伦敦:怀特布里德,1957)
《阿瑟·柯南·道尔》(纽约:哈珀,1949;维塔奇,1975)
《当柯南·道尔变成歇洛克·福尔摩斯》,《哈珀杂志》,1949年1月号
《玛拉柯深渊》导读,现代尤尼布克(未标年份)
《福尔摩斯也无法判明》,《纽约时报杂志》,1965年2月21日
《歇洛克·福尔摩斯》,《怀特布里德之屋》,18,第1号(1958年春)
《康克-辛格尔顿文件案》,《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1968年10月号
《帕拉多尔大厦案》,《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1950年2月号
《福尔摩斯的功绩》,与艾德里安·柯南·道尔合撰(纽约:兰登书屋,1954;口袋图书,1976)
《九个错误答案》(纽约:哈珀,1952)——推理和悬疑小说,有许多处提到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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