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也是十年

鲁闽 2011-03-14 20:51:07
2007年,王安忆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启蒙时代》,虚构了一段1967-1968年间男主角南昌思想成长的故事。任何一个年代都可以有年轻人思想成长的故事,但在很多人的想象里,文革不应该有也不可以有:那可是怎样的十年啊!王安忆认为有,然后写了这个关于启蒙和成长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但让我珍视这个故事的原因则是:即使文革,也有书读,也是可以思考的。韩少功写过一篇《悠长的假期》,也持同样的观点。

之所以会在意这样一层意思,有个远因,那是张爱玲回忆港大生活的散文《烬余录》里的一段话——

      论理,这儿聚集了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其实一般的教授们,没有也罢),可是有许多书,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正是大学教育的最理想的环境。然而我们的同学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够无聊地在污秽的玻璃窗上涂满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为了无聊而结婚,虽然无聊,比这种态度还要积极一点。

张爱玲自己则是在炮火中把《官场现形记》重新读了一遍——

     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宇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文革有书看,一战也有书看,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读不读书,和时代没有什么关系,关键的还是自己。要说服我自己这两个例子足够了,但对于那些张口闭口就说十年浩劫的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毕竟王安忆那是写小说,虚构的东西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东西。

那么,我来找些存在的例子。这两天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在第十九节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了。从前文推算来看,这个结束的时间点是1970年。那么,剩下的六年,作为不可接触者,季老在做什么?他在当门房之余翻译了《罗摩衍那》。值得一提的是,那八大本精装梵文原著是当时季老请求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订购的。——或许文革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完全地关起门来自成一统?

十年浩劫那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具体到季老,文革是四年。我想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每一天都挨批挨斗过着猪狗不如日子的人恐怕极少,原因有二:第一,照这样的整法基本不可能活不到1976年,早死了;第二,季老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过是四年而已,一般人不可能比他长到哪里去。

不过一般人都感叹十年浩劫,但正如刚才所说,如果真的被结结实实折腾了十年,恐怕早死了,而这些活下来的一般人,恐怕大多和季老一样,所受的折磨是这十年的一个子集。文革耽误不耽误?耽误,但我想,文革对一个人的耽误赶不上一个人对自己的耽误。但一般人都认为文革才是最大的耽误,似乎没有文革的话,他们不仅可以好好读书,搞不好还能写出一本天书来(钱钟书在文革时开始写的《管锥编》,倒是可以算作天书——文革里有人写天书的)。十年在他们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不是一天天流淌的日子,而任何一个十年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之所以来谈这个话题,是因为针对之前那篇《年轻人,不要向南周瞎爆料了》,有人说:大家为什么打酱油而不好好复习?那还不是因为公务员招录不透明不公平?这些人和那些幻想十年浩劫耽误自己的人其实是一类人。公务员招考有没有猫腻?肯定有。但一个人没有考上公务员却很可能不是因为被黑,而是因为自己比较彻底地去打了酱油。但他们从来不要反省自我的缺陷,就好像有些学者明明是自己坐不住、偶尔坐下来也做不出东西,却说研究有禁区、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从来没有门路却听多了走后门的故事。从小我妈妈常和我说的一个话是:除非只招收一个,否则你完全可以争取成为有后门的那个人之外最优秀的那一个。

* * *

在《牛棚杂忆》里,季老提到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细节,当时参与聂元梓帮派的学生中,学习差的不少,生物系的不少。而89年所谓的学生领袖政法大学占了好几个(好像法大学生参与得也最积极),如果对这些运动中学生的学科类别、学习成绩、年龄、年纪、家庭成分等相关因素做个研究,搞不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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