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仁”【成文论文】

napsol 2011-02-11 12:47:08
《左传》中的“仁”

 

【摘要】本文着重分析《左传》当中“仁”的含义与特点,对比《国语》、《论语》等文献,突出作为思想史经典的《左传》中“仁”的自身特质,在关注思想史发展的同时,注重《左传》自身的文本属性及特点,并分析《左传》当中的“仁”与其它德性的关系。

【关键词】仁 政治德性 礼

 

一般认为,“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观点之一。从《论语》中我们看到,“仁”是孔子及其弟子经常讨论的话题,也是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论语》中一共出现了109处“仁”,分布在59章当中,即使排除两处被认为是“人”字的通假的地方,依旧有105个“仁”分布于58章之中。这些远远超过了孔子对于“礼”、“义”、“孝”的论述。“仁”的含义在孔子那里也极为丰富。然而,与《论语》、《孟子》等先秦儒家文献相比,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左传》谈“仁”却要弱许多,只有三十几处谈到“仁”[1],意义也较为单一,这似乎与其儒家化的经典身份不相符合[2]。但是,如果我们把《左传》看成是一部记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史书,把其作为研究思想史发展的材料来看,那么在我们分析《左传》中的“仁”并将之与《论语》相对比时,就可以看出“仁”这一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并更好地审视孔子对于“仁”的创造性诠释。以往对春秋时代“仁”的观念的研究,多结合《左传》、《国语》以及其它文献,以勾勒这一时期“仁”的“全貌”[3]。这种方式是以“仁”为核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于“仁”的理解。然而《左传》谈“仁”的特殊性也会因此被忽略掉。本文希望以《左传》为核心讨论“仁”,即在《左传》的视域下讨论仁的问题,以解释这一文本所反映出的相关问题。

 

一、“仁”在《左传》中的发展脉络

 

西周后期,“仁”的观念就已经被提出,《逸周书·宝典解》就谈到了“仁”的问题,只是意义还不明确[4]。《左传》出现三十几处“仁”,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意义相对于西周后期还是相对比较清楚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左传》当中的“仁”也是有一定的发展脉络的。

从频次上讲,隐、桓、庄、闵时期谈“仁”较少,而僖公之后,谈“仁”明显增多。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中第一次谈到“仁”是在隐公六年,可以说在春秋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对仁的讨论,但是,僖公之前,“仁”凡两见,隐公六年一次,庄公二十二年一次。而且这两次言“仁”都比较简略,隐公六年《左传》记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5],只是提到了“仁”与国家政治相关,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考量,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意义空间。“仁”可以作为一种德目,而“善邻”作为一种品行来说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说是某种德目。庄公二十二年的论述相比于隐公六年的记述有了较大的进步,《左传》载:“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於淫,仁也。”[6]此处以“礼”来言“仁”,仁、义、礼并言,具有较丰富的意义,也是我们下文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也可以看到,这里“礼”是核心,“仁”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意义。

僖公之后,言“仁”的次数明显增多,虽然意义仍相对集中,但是“仁”在某种集中的意义下,其讨论也更为丰富,具有了更多的可讨论空间和意义层次。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7]这就是针对“仁”内在的属性进行讨论。这段话还是在谈“仁”和“礼”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对比庄公二十二年的记载却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不同,这里谈“仁之则”,讨论的是仁的内在的法则、内在的属性和意义,涉及到“仁”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内涵。而上文之说“仁也”则较为宽泛,只是建立了仁和礼的关联,提示了其相关性,至于是什么关联则没有具体交代清楚。

从《左传》中言“仁”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在春秋早期,“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讨论,而春秋中期之后,仁被逐渐重视,讨论也更为深入。《左传》反映的这一情况与其它文献类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左传》谈“仁”还有一个明确的特点,那就是集中在“政治德性”上讨论,我们上面所引的三处结合上下文来看,基本上是谈政治问题,包括外交、君臣、人才三个层面,《左传》其它地方谈到“仁”也是如此,只有少数的几处可以说意义超出了“政治德性”。我们下文就着重讨论这一问题。

 

二、作为政治德性的“仁”

 

如果我们考察《左传》当中这些对“仁”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仁”是作为“政治德性”被讨论的,“仁”的主要意义都和政治有关。例如:

宋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8]

这里的“仁”是和“让国”相关的,而且明显把“让国”当作是“仁”之中较高的层次来考虑。

又如:

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後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9]

这里“仁”所要实现的目的依旧是与国家的政治目标相关,是为了国家的政治利益。《左传》当中类似于这样排比德目、最后指出其政治意义的论述很多。

《左传》中谈到“仁”的地方与政治有关,而“不仁”作为“仁”的反面,依旧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例如: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10]

这里的“不仁”的三点,涉及人才、财用、民生几个方面,无疑还是和政治相关。这里引孔子的话谈到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无法判断这句话是否真就是孔子所说,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左传》的作者看来,即使是孔子所谈的“仁”的问题,依旧有政治指向,可以是“政治德性”。

以上只是我们举出的一些例子,我们就不再列举出每一处言“仁”的地方。我们如果细致地分析这些涉及“仁”的地方,就不难发现,除了几个地方之外,《左传》当中的“仁”都可以归结为“政治德性”,这是《左传》言“仁”比较特殊的地方,不仅和《论语》有很大不同,即使和《国语》当中有关春秋时期的“仁”的论述相比,也比较特殊。

《国语》当中的“仁”也涉及到政治德性,如《国语•晋语》记载:

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11]

这段话讲“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德性谈“仁”。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这段话还谈到“为仁者,爱亲之谓仁”,是从“爱亲”的角度谈“仁”。这样,《国语》的这处记载就涉及到了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两个方面。又,《国语·周语》中有“仁,文之爱也”,“爱人能仁”,《楚语》有“明之慈爱,以导之仁”。多有以“爱”言“仁”之处,而且谈到了“爱亲”与“仁”的关系。而以“爱”言“仁”、讲“仁”与爱亲的关系也是孔子之后儒家言“仁”的一大特色。《论语》当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论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2]又有:“有子曰:‘孝悌者,其为仁之本欤。”[13]同时,在《论语》的逻辑当中,在政治意义上,“爱人”为“爱民”,以爱为仁,是从爱亲引申出的普遍的爱。郭沫若先生认为,古文字之中从身从心之字就是“仁”,这为郭店楚简当中67个“仁”字所证明;廖名春认为,“仁”的本字从“亻”从“心”,意味着心中爱人,“心中有人,也就是爱人”[14]。《左传》当中的情况似乎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左传》当中的“仁”多为政治德性,而且直接就在政治视域下讨论这一问题。当然,《左传》当中似乎不是没有以“爱”来言“仁”的地方,《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杀之。[15]

结合上下文看,此处的“仁”似乎和“爱亲”发生关联。但是,也只能是在这种推测的意义上得出。而且此段言“仁”又和“孝”并举,没有说二者的关系,又分属不同的范畴,“仁”和“爱亲”的关系就更加微妙。

“爱亲”相对比较弱,“爱民”的意思却很明显,襄公二十五年载: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16]

这里讲“不仁”,其反面的“仁”就是“爱民”,即“视民如子”,“仁”从爱民的意义上讲,意思较为明确,但是这个爱民和爱亲的逻辑关系还不是很明显,我们至多可以从“如子”这个类比的意义上认为它们有逻辑关系。

总之,我们仔细审视《左传》当中的“仁”就会明显地感到,这些“仁”属于政治德性,和“爱”“爱亲”关系不甚明确。这与我们前文所引述的文献十分不同,也与一般对春秋时代“仁”之观念审视得出的结论不符合。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从《左传》出发否认“爱”作为“仁”的本义呢?笔者认为,《左传》当中的“仁”集中在政治德性上并不足以否认“仁”的“爱亲”的本义,我们必须注意到《左传》这一文本的特性,才能理解其谈“仁”集中在“政治德性”上这一点。

《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7],《左传》一书主要与“国之大事”有关,记述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政治事件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政治变动,政治可以说是《左传》的主旋律,《左传》对政治逻辑和政治事件的关注明显超过其它儒家经典。[18]那么,在这种政治氛围笼罩下的对“仁”的论述,自然会和政治发生紧密的联系,而以“政治德性”的面目出现。

我们还可以从《国语·楚语上》的一段文字来看这一点: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9]

这里的《春秋》可以说是《左传》一类的文本,或者可以看做是《左传》的史料来源。我们可以看到,教授这一类文本的主要目的不是爱亲之类的德目,而是政治上的惩恶扬善,借以劝诫太子之心。而德性的丰富性则主要在《世》《诗》《语》等文献中体现。因之我们也可以理解《国语》对“仁”论述的丰富性的原因。可见,《左传》谈“仁”主要集中在政治德性与其文本性质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联系西周后期、春秋早期的文献来看,就可以看出“仁”有明确的政治德性的意思[20],“政治德性”是“仁”的一个古老的向度,《左传》谈“仁”是对这一古老向度的延续。在“政治德性”的意义下,“仁”的各种政治意义被展开讨论。

在《左传》当中,“仁”的政治意义较为广泛,前面已经谈过其“爱民”层次的意义,此外还有选材、外交、行礼、君臣、德刑等诸多方面的含义。选材、外交、行礼、君臣这几方面我们在上述的引文之中可以看出来,而关于“德刑”,我们可以举一列来看,以丰富我们对作为政治德性的“仁”的理解。《左传》昭公三年载: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塏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於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於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21]

这处的“仁”出现在“君子曰”当中。“君子曰”是《左传》义理阐发的一个重要方式,而此处的“君子曰”就主要阐释了“仁人”之言的“利”,而其利就在于“省刑”。可见,仁作为一种政治德性,其反面就是“任刑”,仁政必然不是依赖于刑法的实施的。这也可以方便我们理解《论语》当中“道之以德”和“道之以刑”的区分。

 

三、仁与其它德目

《左传》当中言“仁”还有一个特点,即“仁”不是作为一个主德出现,“仁”往往与其它德目并列出现,一同论述。事实上,这种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仁”的内容,虽然这种丰富性还无法和《论语》相比,深刻性也不及《论语》。

我们可以看到,与“仁”一起出现的德性有“信”、“义”、“忠”、“敏”等。其中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仁”与“礼”的关系。在《论语》中,“仁”与“礼”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范畴。而“仁”与“礼”的这种关联性在《左传》中就有体现,而且直接与《论语》相关。

我们先看一下《左传》当中出现“仁”和“礼”关系的几段话。

1、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22]

2、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後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23]

3、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24]

4、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於乾溪?”[25]

我们可以看到,第3段材料之中,仁与礼、义、信等德性是并列的,都是共同指向良好的治理的。第2段与之类似,但是,最终指向的是“乐”,如果我们从广义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乐”看作是广义的包含礼乐的“礼”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最终效果。那么,这里“仁以厉之”最终所指向的就是礼乐共同体的实现,仁成为礼乐最终效果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第1、4段材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我们熟悉《论语》的话,一定会发现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论语·颜渊》载:“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6]与《论语》相比,《左传》直接把“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称为“仁之则”,即以礼为行仁的准则,“克己复礼为仁”更是用“礼”来解释仁。可见,礼与仁的关系是十分古老的,《论语》之前的时代就已经用“礼”来规定“仁”。以“克己复礼”讲仁是孔子之前对仁的了解。孔子之前,春秋时代人们最重视“礼”,“礼”与“非礼”是最重要的评价体系,“一切文教与制度,盖皆统于一礼之名下”,“春秋是人之言德行,恒环绕礼文之名而说。”[27]“一切亲亲、尊尊、鬼贵、贤贤,天子与诸侯,诸侯于诸侯及士大夫之相与之事,无不可以礼敬之意行之,皆可名之为礼。此礼遂于宗教、艺术、文学、人伦、政治之事,无所不贯;而人在种种为礼之事中,亦同时即可养成种种不同之德矣。”[28]而在孔子处,“仁”的地位显然获得了提升。孔子指出这句古语,“克己”有其深意。礼更多关注行为,“克己”从行为深入到内心层次,不是压抑内心,而是真正克服私欲。孔子不是仅仅从礼乐文化来讲,而是从内心来讲。《左传》所讲没有孔子所讲的深意,只是认为仁应在礼的框架下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春秋时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左传》用“礼”来约束“仁”,即“仁”在春秋时代还没有成为核心的哲学范畴。但是,《左传》的记述可以看做是孔子的思想资源与问题针对。

第二,是“三达德”在《左传》当中的出现。我们知道,“三达德”是《中庸》所提出的儒家重要的德性系统。《中庸》的表达可以说是渊源有自,《左传》当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僖公三十年有“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29]。《中庸》里的“三达德”是“智仁勇”,而此处是“仁知武”,“武”和“勇”的意思是接近的,因此,《左传》的这处记载可以看作是《中庸》“三达德”的原型。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左传》此处所讲的三种德性还是政治德性,而非《中庸》里所谈的普遍德性,《左传》里的这三种德性是并列关系,我们无法判断其排序是否有深意,而《中庸》的“三达德”则更有深意。《左传》当中还有关于“仁”和“武”“知”相关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此处还是其它几处记载,“仁”与其它德性很难分出等级,“仁”还没有成为一种“主德”。

当然,《左传》当中也有一些地方的“仁”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如成公九年载“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30]“仁”开始作为逻辑线条的起点出现,但“仁”依旧不是主德,没有像《论语》那样成为全德。在孔子之前的中国思想中,“文”涵盖很广,是“全德”。当时人解释各种德性常将其说成是“文”的某一个方面,如仁是“文之爱”。徐复观先生在《原人文》一文中讨论了周初“文”的含义,他说周初,姬昌谥号为“文”,被成为周文王,周公的谥号也是“文”,这表现出“文”被赋予了较高的境界,在德行层次上较高[31];唐君毅先生也指出,西周种种德都围绕礼文来讲[32]。《左传》当中“仁”的地位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而《左传》对“礼”的重视更体现了唐徐诸先生的观点。但到了在孔子那里,“仁”取代“文”成为全德。孔子未把仁视为单一德目,他采用多种角度阐发,而《左传》当中则没有这种意思。

最后,是“四德”与“五常”的关联。在儒家思想当中,“四德”一般指《周易》乾卦的“元亨利贞”四种属性,五常则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道德德性。宋明儒者,如朱子,经常把“四德”和“五常”联系在一起,并赋予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在《左传》之中有着古老的依据。襄公九年载:

是於《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於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33]

这里讲《周易》就直接用“元”对应“仁”,其它几者也一一对应。可见,至少在襄公时代,“仁”就已经开始和易卦的属性发生关联。这种关联本身就丰富了“仁”的内容,同时,仁与元的关联也使原本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的属性开始扭转,占卜并不只是依靠“数”,而和占卜之人的“德性”发生关联。德在生活世界的地位开始突出。而仁对应元则可能为仁日后地位的突出提供更为丰富的解释空间。正如汉代、宋明儒者那样,把作为德性的“仁”与宇宙本体关联。

 

以上就是我们对《左传》当中的“仁”所作的几方面的分析。当然,这些分析并不能概括出《左传》当中“仁”的所有含义。当我们尽量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审视《左传》当中的“仁”时,便不难发现,《左传》当中的论述是“轴心时代”哲学突破的重要基础,《左传》当中“仁”的讨论,为日后儒家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历史背景,有些直接是后代儒家讨论的逻辑生发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左传》当中的“仁”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更加明显的“政治德性”的属性。


[1] 据统计,《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参见葛荣晋:《“仁”范畴的历史演变》,见王中江主编《中国观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02。笔者也检索了一下《左传》当中的“仁”,共有三十三个意义段落谈到“仁”,出现三十九个“仁”字。

[2]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涉及到文本的经典化问题以及经典的儒家化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左传》谈“仁”较少而否定其“儒家化”的意义,《左传》对于“礼”的关注与记载,对于其它德目的关注也使其具有“儒家化”的气质。

[3]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来先生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该书第九章第二节结合《左传》、《国语》、《逸周书》以及其它文献勾勒“仁”的发展历程以及特性。此外还有白奚先生的《从<左传>、<国语>的“仁”观念看孔子对“仁”的价值提升》,《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4] 参见《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页248。陈来先生还论述到,“周人德性论的叙述中有些地方已经提到仁德,但或意义不清,或强调不力。而在春秋各诸侯国,仁的意义渐渐明确,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但“在多数场合,‘仁’只是众德之一,地位并非突出于诸德之上。”参见上书,页256、269。陈来先生的论述是结合众多文献得出的,结合到《左传》情况还有些许差异。

[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月,页50。

[6] 同上,页221。

[7] 同上,页502。

[8] 《左传》僖公八年,《春秋左传注》,页323。

[9] 《左传》襄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注》,页993-994。

[10] 《左传》文公二年,《春秋左传注》,页525-526。

[11] 上海师大古籍整理组:《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274-275。

[12] 《论语·颜渊》。

[13] 《论语·学而》。

[14] 廖名春:《“仁”字探源》,《中国学术》2001年第四期,见“中国学术”网站,http://www.cp.com.cn/emd/17/newsdetail.cfm?iCntNo=462

[15] 《春秋左传注》,页1408-1409。

[16] 同上,页1108。

[17] 同上,页861。

[18] 即使是与《公羊传》和《榖梁传》相比,《左传》的这一特色依旧十分明显。《公羊传》、《榖梁传》言“义例”较多,讲求“春秋大义”,而《左传》更关注“事”。另一方面,即使是《春秋经》,也主要集中在政治事件上,据统计,经文所记的内容:征伐40%,会盟20%,朝聘20%,祭祀、婚丧10%,日月食、星变、地震、陨石、雨雪、水旱灾10%。从义理的角度看,《左传》与《公羊传》相比也更加突出政治逻辑的优先性,虽然《公羊传》也讲“君臣大义”“尊君”,但《公羊传》强调“大复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血亲复仇”,而《左传》则讲“大义灭亲”,这在“卫州吁之乱”这一事件的记载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19] 《国语》,页528。

[20] 如果我们看《逸周书·宝典解》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在《宝典解》当中,主要是从政治德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谈政治上仁的意义。具体可以参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299-302。

[21] 《春秋左传注》,页1237-1238。

[22]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春秋左传注》,页502。

[23] 《左传》襄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注》,页993-994。

[24] 《左传》昭公六年,《春秋左传注》,页1274-1275。

[25] 《左传》昭公十二年,《春秋左传注》,页1341。

[26] 《论语·颜渊》。

[27]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导言》,第40页。

[28]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导言》,第40页。

[29] 《春秋左传注》,页482。

[30] 同上,页845。

[31]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32]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导言》,第40页。

[33] 《春秋左传注》,页96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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