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安处,家园已逝

云也退 2011-01-25 10:36:41
我心安处,家园已逝

云也退


载《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齐内丁•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的一幕已成为永恒的剪影。时年34岁的他,一代足球运动员中公认的最杰出大师,最后一次率领法国队出征世界杯,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选择了以如此一种黑白混沌的形象留存于人们的记忆。
和很多人一样,我在此刻想起了阿尔贝•加缪: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同为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后代,同样有过艰难的童年——一个在寒酸的殖民地阿尔及尔,一个在马赛贫苦的郊区——而且是因为,齐达内和《局外人》里的默尔索一样,在无意识间杀死了自己的命运,并毫无疑问地自信于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默尔索在临刑前一晚这样想:“我发现这个世界和我自己如此相象,就像一个兄弟,真的,我感到我一直是幸福的,我又一次幸福了。”同样的,齐达内用他冲动性的行为和孤零零下场的背影,告诉世界:他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默尔索那种个体主义的幸福观,同《局外人》里零度化的、冷酷无情的环境描述形成了奇妙的混合,映亮了加缪短暂却极富张力的反思性人生。毋庸置疑,他是个时刻感到孤独的人,奥利维埃•托德先生的《加缪传》在写到其早年岁月时,尤其强调了
我心安处,家园已逝

云也退


载《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齐内丁•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的一幕已成为永恒的剪影。时年34岁的他,一代足球运动员中公认的最杰出大师,最后一次率领法国队出征世界杯,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选择了以如此一种黑白混沌的形象留存于人们的记忆。
和很多人一样,我在此刻想起了阿尔贝•加缪: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同为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后代,同样有过艰难的童年——一个在寒酸的殖民地阿尔及尔,一个在马赛贫苦的郊区——而且是因为,齐达内和《局外人》里的默尔索一样,在无意识间杀死了自己的命运,并毫无疑问地自信于做了自己必须做的事。默尔索在临刑前一晚这样想:“我发现这个世界和我自己如此相象,就像一个兄弟,真的,我感到我一直是幸福的,我又一次幸福了。”同样的,齐达内用他冲动性的行为和孤零零下场的背影,告诉世界:他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



默尔索那种个体主义的幸福观,同《局外人》里零度化的、冷酷无情的环境描述形成了奇妙的混合,映亮了加缪短暂却极富张力的反思性人生。毋庸置疑,他是个时刻感到孤独的人,奥利维埃•托德先生的《加缪传》在写到其早年岁月时,尤其强调了他早早同一个瘾君子缔下一桩坎坷不断的婚姻,从而特别需要很大的朋友圈取得转圜和温暖。他加入了剧团,办起报纸,周游四方,在写阿尔及尔的散文里,自身患有先天性肺病的加缪用十分秀丽的文笔写到了人的健康活力:

在阿尔及尔,任何年轻有活力的人,都能随处找到避难所和胜利的机会:在海湾里,阳光下,临海阳台上的玩乐游戏中,百花争荣,芳菲灿烂,各种类型的运动场,以及有着冷香凝脂般大腿的姑娘们。但是对那些年华已逝的人们说来,他们会一无所倚,无处无忧郁。其余的地方,如意大利式的阳台,欧洲式的寺院,以及普罗望沙群峦的侧影——在所有这些地方,人们都能解脱人性的束缚,温文地自我解放。但是此地的一切都召唤着孤独和青年人的热血。歌德临死时召唤着光明,这成了历史名言。在贝勒固和巴贝勒屋檐,老年人坐在餐馆深处,倾听着油头粉面的小伙子们摆龙门,吹牛皮。

这些描写都带有淡淡的局外人的味道,清纯恣肆,作者仿佛知道即将有一个终局落到自己头上,一如默尔索,在昏暗的死囚牢里思考并歌唱着自己的幸福。孤单从来没有远离过加缪,1942年《局外人》问世,尽管好友帕斯卡尔•皮亚、恩师罗歇•格勒尼埃、文学偶像安德烈•马尔罗都对表示激赏,尽管加斯东•伽利玛已迫不及待地要出版此书,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已触手可及,但是,当时待在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的加缪仍然在笔记里写道:“我感到天旋地转,迷失了自我,想要否定一切。我感觉自己遗世独立,想一举打破那些构成我今天的东西,仅仅为当下保留孤独与虚无。我想要找回命运重新开始的那个唯一的起点……”
托德在传记里摘录了大量的加缪笔记,尽全力解剖传主幽微的内心活动。这是一桩无比艰辛的任务,加缪那种张力无限的思考,使得在其现实经历和作品之间构筑任何简单对应关系的努力成为不可能。他对故乡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阿尔及尔人很自然地接受生命的必然进程,他们没有沾染欧洲基督教罪感所带来的悲观主义,而耽溺于眼下所拥有的青春——生命的夏天。加缪以一种对美好转瞬即逝的紧张来描写、回忆这些,于是他在散文“阿尔及尔之夏”中写道:这是“一个只有在失去时才能认识的家园”。
作为作者,托德几乎没有刻意通过材料的筛选显示作者的权威,但是,他对加缪的孤独感抱有绝对的理解和同情。加缪人生的最后十年里遭遇到了阿尔及利亚危机,导致他“抱有两种忠诚,成为局外人和被孤立的人”;当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酷刑的消息传出,加缪那种非左非右、呼吁双方和解的做法被政界视为书生气十足的论调。然而,对加缪本人来说,只有如此才能严守内心的道德,哪怕因此而受到北非的阿拉伯土著和宗主国人两边的同时冷落。




托德在“结语”中总结加缪的人生,只字不提“存在主义”,这顶帽子大抵是文学史教材写作者为图方便而拿来用的。相反,托德对加缪的绵绵乡愁和与之关联的道德感最为器重。他关于加缪早年经历的撰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第一个人》这份自传体小说残篇的引用,这些篇什不但勾画出一个光明世界的样子——阳光大海,沙滩上蜜色的体肤,纯粹的青春释放着纯粹的肉欲,而且已迫不及待地揭示出困扰他后半生的两难:文字事业立足于理性的巴黎,而精神仍死死牵挂着肉身的故乡。小说原先构想的书名是“亚当”,主人公叫“雅克”,一个俯拾皆是的法国男名,这或许意味着,作家要凭自己的个体经历树立起一个“元人”的形象,书写一个“本是尘土、终归于尘土”的上帝的卑微造物的故事,他从一个精神扎实的天地里获得不完美的永生。
阿尔及利亚标志着一段杂糅的记忆,糅合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深味贫寒的孩提时代,以及后来,与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人群之间愈行愈深的隔阂。早年的眷恋与后来的流亡并存,到了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深重的流亡感更让他抑制不住对家园的眷恋。他在书中写道:“他每一回离开巴黎去非洲都是一次节日,他的心灵敞开,心满意足,他刚刚完成了一次优雅的逃离,他一想到警卫们的脸就会发笑。”“雅克”分明就是阿尔贝自己。
所有这些都是仅仅围绕着“孤独”形成的张力。即使是中篇小说《堕落》里的克拉芒斯——他或许是加缪所有作品中最无可救药的一个主人公兼自厌症患者——也曾自陈:“甚至可以说,今天周日一座体育场里逼近高潮的足球赛,以及我以无比的热情喜爱的戏剧,是这个令我感到无辜的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场所。”在“无辜的世界”,“仅有的场所”,“即将失去”的感觉在在喷薄欲出。自觉要下地狱的克拉芒斯,竟也和加缪本人一样,能从运动员、演员身上找到存在的质感。
与之相反的是巴黎的主流知识分子界,那些人的思维中有着太多的成见,宁可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存在与虚无》夸夸其谈,也不愿谦逊地面对一个自己所不了解的问题。在巴黎,加缪首先感受到了出身上的弱势:他没有进过哪一所巴黎精英学校,而是阿尔及尔本地中学的一名获奖学金的学生,并在当地报名读的大学。而萨特、阿隆、梅洛-庞蒂、保尔•尼赞这些人一律出身于像巴黎高师这样的精英学府;其次是体质的先天不足,加缪因肺结核而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而这门考试几乎是跻身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必由之路。最终,托了第三共和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之福,加缪才得以晋身巴黎主流社会,当1958年他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出版时,他将它题献给了自己的中学老师:路易•热尔曼先生。
从1940年来到巴黎之后,加缪就没有停止过对这里的抱怨。法国是沦陷了,一片悲凉之中,那些拿着高等教育文凭的家伙还在骚扰他厌烦的神经。在给阿尔及尔的好友加林多修士的信中,加缪写道:“这里很有意思,我看到一堆一堆的人,‘一大半是些伪大人物’,但是,我把我的私人世界带到了他们中间。我从不把自己最核心的部分显露出来——这样我会有一种诡异的力量感。”物以类聚,跟他混得好的大多是些运动员、戏剧演员、歌人和舞者,社会背景也都比较次,而一谈起知识界他就没好气:“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我总觉得要为点什么事道歉。”巴黎的哲学圈也一直不欢迎这个总是“把私人世界带到他们中间”的人,集体冷落他,抨击他的幼稚,称之为“面向中学生的哲学家”,那些割不断的故乡情愫让这个外乡人脆弱敏感,拒绝直面冷战政治的残酷无情。




1952年加缪和萨特决裂,弗朗索瓦•让松,这个被托德称为“永远不老的、彬彬有礼的意识形态专家”当年在《现代》杂志上为萨特发表了声讨加缪的檄文。在《现代》阵营看来,在法国国内大有“西风压倒东风”之势的情况下,对苏联的现实选择性失明是正当的。这种观点占据了当时整个法国知识界左翼的主流。加缪不能接受道德为政治权宜让路,在明知苏联现实的情况下而仍甘做“同路人”,但他撼不动强势的萨特,于是想到了退隐。这个分水岭过后,孤立取代了原有的回忆,彻底成了加缪所栖身的家园。
当阿尔及利亚危机日益加剧时,以萨特为首的法国左翼全力投入声讨殖民暴行的运动里,加缪表示反对,但他感到独木难支。对加缪而言,法—阿的争端是“兄弟之争”,两边都有他的根,他的情感依归——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问题在于,暴力本身就是需要避免的恶。“当我们两个兄弟反目成仇的时候,去挑逗其中的任何一人,这难道不是一种疯狂的罪恶?一边是明智的沉默,一边是声嘶力竭的疯狂,我宁愿选择沉默。”
唇语专家从回放录像里读出了马特拉齐侮辱齐达内的内容,齐祖自己事后也证实,不错,是事关他母亲的挑衅;巧合的是,加缪在获得诺奖后的那次著名的访谈中也说过“母亲先于正义”的话:“我一直谴责恐怖,因此我必须谴责一种,比如说,在阿尔及尔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袭击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坚定地保卫正义,但首先,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兄弟之争”是冷战心理的一种投射,在这种思维下,恶与善的区分被利益的权宜所取代,虚无主义蔓延,它让人相信世界没有单纯的“正”,只有自封的“正义”,你必须采取立场,无立场的发声等同于无效;你也可以不说话,但要在“顶一下”、“支持”、“反对”和“不知所云”四大快捷键里点下一个(还能立即查看一下反映“民意情况”的柱状图)。但是加缪,他从来不信立场是这么简单轻率的事情:因为在北非的故乡,他亲身体验过、浸淫过那种融化一切仇隙的谐调。在他的散文集《夏》中,有一篇题为“运动”的文章,记录了一场拳击赛的实况,当一位法国海军士兵和一名奥兰当地的拳手厮打正酣时,台下的观众如此表现:

他们的嘘声里没有仇恨。观众们分成两边,似乎为了公平起见。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顺着精力透支后的漠不关心而作的。如果法国人浮步不稳,如果奥兰人忘了不该打脑袋瓜子,他便会受到嘘声,但是一会儿喝彩声又代之而起。

比赛进行到最后也难分胜负,于是按惯例进行抽签,法国人获胜,观众显然以本地人居多,认为裁判作弊,于是抗议之声四起,然而这时,“那水兵走上前去拥抱他的擂台对手,吮吸着他兄弟的汗水。这足以改变观众的看法,使他们又爆出喝彩。我的邻座不错,他叫道:他们不是蛮子。”
这样,我们不难理解加缪的困惑与孤独所为何来:并非“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式的清高,而是对一种单纯、宁静的情感的固守——在阵营对立的年代,这种简单的固守反而变得艰难而可疑了。我们也不难理解加缪为何会说出“一个只有在失去时才能认识的家园”这样的话:放眼时局,那清贫、原始、保留了浓郁的古希腊智慧的故乡,岂不是即将成为一个难以重圆的梦?
不管是左翼的萨特还是右翼的阿隆,对加缪都嗤之以鼻,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接近他的道德思想的,是另一位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韦伊,她曾说:那些命运借予力量的人们,将会因为过于依赖命运而萎谢……他们不可能不萎谢。因为他们从没想到过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也没有想到过要与他人建立联系来平衡不对等的力量。“他们由此认为,命运给了他们全部许可,而没有给那些次于自己的人。自此,不可避免地,不知限度的他们再也不去权衡自己的力量……”韦伊说,来自希腊世界的“复仇女神”将施加一种几何学一样的精确惩罚,撼动无所不用其极的“伪大人物”们,人们也将重新回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考人和宇宙的出发点。




归根结蒂,加缪还是像他心爱的默尔索一样,必须在遭到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的疏离、抛弃、遗忘、孤立的情况下,才能感到幸福——这是决定他一生的最大的张力,也是在写作《局外人》时,他给自己确定的命运。他的好友,意大利左翼作家伊格纳西奥•西罗内有一本小说《面包与酒》,其中写到知识分子一味空谈农民理论、对农民本身情况却不甚了了的危险,触动了加缪之心,他专门把这一节挑出来进行评论,既是嘲讽巴黎左派的名流,也是提醒自己,不可忘却故乡的人民。然而,也正是西罗内,在与波兰抵抗作家古斯塔夫•赫尔林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你来自哪里,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那里驱逐。”
托德写道,就连加缪的好友、突尼斯作家阿尔贝•摩米都把他称为一个“好心肠的殖民者”,暗讽他那种对政治一无所用的儿女情长:“加缪无法谈论北非,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领到诺奖之后,加缪本欲趁此声誉高涨之际,再度介入政治第一线,试图担任法国殖民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仲裁者”的角色,既反对法国入侵,又不支持阿国独立,结果可想而知。1958年6月9日,他携友游历希腊,后又重返北非故里,在托德的笔下,这已是加缪不知第几次在地中海两岸进行消愁之旅了。
事实上,加缪已被故乡驱逐。他只能把和平、融入、“兄弟之情”这样的情结寄托在艺术之中。在《局外人》、《反与正》、《流放与王国》这些作品里,既有人与天地成婚、外来客融入异族群体的“融合”故事,也有被所在之地排挤、被人群驱逐的流亡的气息。《第一个人》与关于阿尔及尔和奥兰风土人情的散文完全是一体的:它越是浸透了浑厚宽广的爱,也就越是鲜明地传递一个伤感的信息,即,阿尔及利亚,摇篮与婚床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失去的居所。
人必须怀着一种对痛失怙恃的畏惧与记忆踏入自己的命途;人越依恋一个地方,越注定要离去,美好的东西不把你推离,你也会主动地放逐自己。奥利维耶•托德所写的加缪一生,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颇为惆怅的结论,但也正是这一点,让加缪本人更显得潇洒、魅力无穷,让人感到有一亿个理由去热爱他、尊敬他:“他那热情的、给人以温暖的善良——是的,我坚持用‘善良’这个老旧的词眼——在人道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都让某些理论家感到尴尬羞愧。”我感觉写破折号里的句子时,托德的手都在颤抖。
最后,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读读《夏》里的那些散文名篇:原来这些光明而圣洁的文字,早已埋下了孤寂的宿命味道。在“阿里阿德涅的石头”一篇里,加缪提到了福楼拜的朋友勒布瓦特万:“他临终时望了这不变的世界一眼,说道:‘关上窗子吧!它太美了。’”

同样的,在奥兰的黄褐色的围墙外,大地和海岸仍然继续着它们漠然的对话。世上的这种表演对人永远有两种媚力。它让人绝望,却又刺激他。世界永远只表达一件事物:它首先吸引人,然后让人厌倦,最后它凭顽固的一生赢得了胜利。它,永远是对的。

“哦,一切都空吧!”被吸引、又被厌倦的加缪,听到了一声穿透数千年时光阻隔的呼唤。这是他不断回归童年、征引故乡而悟出的东西,不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巴黎式的虚无,因为空的诱惑,恰恰是肉欲的、思想缺席的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所不自觉遵循着的忠告。在享乐与宿命般孤寂的共生之中,加缪像其他无根的世界公民一样,毕生都在探寻一块可以置身的坚实之地,但同时又知道这是无望之举,正如空无之不可抵达,不可求得,“何异于绝对之不能被求得。”他毕生都反对孤立,反对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反对无结果的斗争,反对毁灭;故乡,哪怕只剩下一个理想中的样子,依然不得不他的心里长存:在这里,一块光滑得像朵水仙花的小石头,都意味着万物开始之时,在这里,“花朵、眼泪(如果你坚持的话)、分离和斗争,都属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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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
作者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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