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现实带进梦想(崔卫平老师写的)

醋鱼 2011-01-18 17:14:11
王绥琛(笔名噢,因为最近不许她发文章)
2011年01月15日 00:04经济观察报


站着把电影看了。

姜文果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的这部《让子弹飞》,给观众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力,索隐派大起。影片中的许多元素被认为是另有所指。热衷于这项“微言大义”活动的人有影迷、网友、记者,甚至还有大学教授。

关于“鹅城”。其一说,“鹅城,也就是人民任人鱼肉的城市。”鹅即“呆头鹅”。其二说,“‘鹅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而操控这一政权的正是黄四郎这样财大气粗的‘土财主’”。南京大学有教授一人设想了鹅城的三重含义:1.鹅,是苏俄的“俄”字的假借,隐喻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发生的是一场苏俄式的革命。2.鹅,隐藏着一个不太复杂的拆字:“我”和“鸟”,是以“我”和“鸟”作为现实王国的名称。3.鹅的同音字中,隐含着这样一些组词:饿城,恶城,厄城,恶城,噩城。影片中的“康城”,也被说成与“小康社会”有关。

关于“马拉火车”。其一说,“马拉火车的隐喻,就是在暗讽我们当今的制度。虽然坐上了西洋人的经济火车,走在市场经济的铁轨上,可是实际上跟以前的马车并没有本质区别,依然是靠一群无脑的劳动力在前面拉着。”其二说,“奇诡的是这个火车也有蒸汽,再仔细一看这个蒸汽居然是中国特色的火锅冒出来的,这个火车上载的是代表腐败同欺骗的马县长同他的汤师爷。”其三说:“火车必然代表历史,而马只可能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或者,马主义。”

关于黄四郎、他的帽子以及他的五代家业。有说黄四郎象征韩三平,这个最早出现的说法为许多人否定。有说是“政审局或权力机构”,或者宽泛地说“象征的就是权力,是通过权力得到利益的既得利益者”。而他的那顶帽子据说 “隐喻的就是咱们现在的官场现象。比如一个地方官走马上任之后,就会有一个当地的权力集团邀请你来喝酒”。当黄四郎最后从碉楼上抛下那顶帽子,则被说成“它象征着权力向社会底层的转移”。还有“一言以蔽之,帽子在《子弹》中的出现,是用以说明王权和政治的兴替”。至于“五代家业”指的什么,容按下不表。

关于那个铁门。它被姜文和他的兄弟们射得千疮百孔,惊叹号和问号都在上面。有说是“要把这个一直束缚着人民恐惧着人民的锁链铁门打穿掉,让人民奔向自由,得到自己的财产”。有说是“姜文肆意地向这权威的大门发起进攻,它要在这大门上打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不过,最终却只打上了省略号和问号,是说他感到无可奈何”。有说是留下一个问号,就是为了“鼓励阐释”,关于这部影片的“创作主旨”,鼓励大家自由发挥。

关于结尾处的上海及浦东。有说上海是革命的策源地,去上海是“为了开会”;有说是为了说明一个“轮回”,“推翻一个之后,建立起来的是新黄四郎”;也有说“浦东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说,那些在国内被禁的导演演员都移民西方了,他们感到不轻松”。

关于影片中的“子弹”、“长刀和短刀”,同样代表不同含义。包括小六子的死,有说是祭奠姜文被封杀的那部影片《鬼子来了》,有说是推崇日本人的“切腹”,还有人联想到了“之前的民工开胸验肺”。新浪微博上,人们转来转去盛传整个故事是“民国八年,九筒子带着六个兄弟灭了黄四郎”,其中的一系列数字,暗指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此浮想联翩,另有人评论道,十个阿拉伯数字中,敏感词占了三分之一强,这还让人怎么使用啊?

弄出这么多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阐释来,让人瞠目结舌。在网上搜索和阅读它们,甚至比看电影本身还要有趣得多。有人重点提示,“理解子弹的政治隐喻,突破点在于姜文相对于原著,对故事发生时间的改动。”这部影片的原作为马识途先生的小说 《夜谭十记》。

所有这些阐释不一定要通过创作者本人的首肯,观众掏腰包花六十块钱进电影院,如何享受是他们的权利。这部影片中有一句台词是 “站着把钱挣了”,那么观众也照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回“站着把电影看了”,无需跟在导演后面亦步亦趋。

镜像关系

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踊跃反应,指向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一部影片到底靠什么而得以运转和实现?钱,没错。没有钱拍不了电影,而且需要大笔的钱,最好是巨额投资。当然,没有一支主创人员的队伍,一部影片无从谈起。然而,使得影片得以完成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观众的观影行为。就像我们书架上有那么多碟片,如果我们不把其中的一张放进DVD机,那么它就是沉睡的,与房间里其他物件比如沙发、窗帘没有什么区别。

有人将在电影院里观影的过程,看作是进入一个洞穴,用来做梦的,白日梦那种。买了票之后,观众毫无防备地进去,被固定在座椅上,不得随意走动,不得动弹,然而他们心情是轻松而开放的。当一部影片开启,头顶上的光线熄灭,他们便随着眼前的光影而慢慢走入剧情,走进影片中的街道、房间和人物。

所有这些张麻子、黄四郎、师爷、小六子与观众毫不相干。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鹅城,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还有筒子、碉楼、带花翎的帽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观众却一概应允下来,至少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愿意相信。包括影片里出现的师爷葛优屁股被炸到了天上挂在树上,而他上半身还在说话,观众也不因为这是不可信的,于是扭头便走。你可以说,这是一场游戏,是观众买票的时候,便与影片签下的契约——我们来乐一乐。然而需要问的是,什么才能够让观众乐得起来?作为商业片或者娱乐片,拿什么东西才能使他们高兴?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梦才能让他们感到享受?

必须让他们感到有所认同。出现在银幕上的人们是没有实体的,他们终归是影子的存在。作为一个影子,人们便可以在他身上投放进自己的想象,把自己能够想到的东西带进去。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坐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其实是面对一部超级大镜子,尽管这个镜子中所上演的不是自己的故事,但是所释放的是观众自己的心理投射,是他们的愿望、欲望、激情、对于英雄的期待、对于胜利的渴望。他们在现实中越是卑微,越是尴尬和受挫,他们越是渴望影片中出现的豪气冲天。在《让子弹飞》这部影片中,姜文本人所扮演的角色,便满足了许多观众这样的投射。

而且对于观众来说,这个投射的过程是不自觉的。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卑微和受挫(“跪着”),那样做有损于他的尊严感;这个人也不愿意与周围的恶势力,比如官场腐败作斗争,那样做会让他失掉安全,失掉现在的这份生活,那么他就希望姜文在电影中替他做了,满足一下他的憧憬。《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很好的台词,那就是“把怒给勾出来”,那么好的影片,就是将观众的某些未被意识到的潜意识给“勾出来”,从而完成一次释放。

否则他们凭什么要去关心那些从来未曾谋面的人们,难道现实中那么多的事情还不够操心吗?这么说,观众头脑中已有的东西,他们带进电影院、往银幕上投射的东西,才是电影作为一场梦幻之处的真正根基。这才是为了争取更多观众的商业片真正所要考虑的。这就是所谓“镜像关系”。中国的商业片起步很晚,一些基本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然,银幕这面镜子,与挂在我们自家墙上的镜子不同在于,它由一系列假象组成。镜子并没有直接映射出观众的头像,而是映射出他们深藏的潜意识和愿望。从外形上看,它是那么不忠实,那么夸张,像哈哈镜。或者同时也提供了观众进退游刃有余的可能,赋予了他想象力发挥空间,就像他经常美化或者拔高自己,将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似的。他或者认同,或者不太认同,或者部分认同,只要对他有利。

电影院里这些散漫无章的 “主体们”(观众),他们加在一起,就把《让子弹飞》读成了这样。他们将自己所处“残缺不全”的现实统统带进了故事。关于整部影片,他们认为是 “官场隐喻”。花银子买来官当,只是为了捞钱;捞钱光有权(印)还不够,还必须靠武力(刀把子)辅助;其间丑态百出,腐败丛生,官商勾结、官匪勾结,有人提到了重庆文强案。

还有一种说法,这部影片是对于从前红色电影的反思。与红色经典最大的不同是,对于人民群众的态度。《让子弹飞》中将群众处理为被恐惧吓破了胆的人,即使将枪交到他们手中,他们也不敢走出门来,只有看到黄四郎(替身)的人头被砍下,大势已去,这才蜂拥而出,完全不拥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姜文扮演的张麻子作为土匪,如果放在红色经典里,那么应该给他配上一个党的书记,就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或者《杜鹃山》里的柯湘,目的是为了将朴素的正义——复仇观念,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中去,这部影片显然不吃这一套。在某种意义上,《让子弹飞》是一个人的“唱红打黑”。

无论如何,就拿年末的这三部影片来说——《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这部《让子弹飞》暗含了最多现实内容,指向更多现实矛盾,与红色传统有着更多的联系。这应该看作它为什么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截至笔者写这篇文章,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过了六亿,这是一个不俗的成绩。商业片如果考虑到观众要求,需要认真总结这部影片为什么受到观众如此喜爱并热衷于阐释,从中是可以找到一些有益的经验的。

修正版的红色文艺

如果说,在电影院里,是观众将他们的现实带进了梦想,那么对于姜文来说,情形也许刚好相反。很可能,姜文先是拥有他的梦想,一个英雄主义的梦想,一个豪气冲天的梦想,而这种梦想的实现需要某种现实,只有这种现实才能够完成他的梦想。没有证据表明,姜文有意识地要拿电影来讨论中国当下的问题,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通过电影来发言。观众们在这部影片里所挖掘出来的各种隐喻,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这颗飞翔的子弹,可是无意击中了中国现实的某些方面。

姜文是一个高蹈者,他对于人们所说的现实兴趣不大,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始终根植于对于梦想的激情当中。对于其他中国导演的那些问题他也毫无兴趣。陈凯歌的“人性”对于他是陌生的,张艺谋在“民间”与“宫廷”之间的跳跃让他感到困惑,冯小刚的日常生活及家庭伦理他也感到隔膜。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他始终在飞翔。谈起那部《太阳照常升起》,他称是“观察了自己的梦”。这部《让子弹飞》,是他梦的延续。

可以看出他梦中的英雄有两个重要来源。一类是瑟吉欧·莱昂纳系列。这位意大利籍的美国西部片导演,应该是姜文心目中的电影英雄。他的《美国往事》像幽灵一样,纠缠了中国年轻电影人许多年。姜文在《让子弹飞》里,仍然不停地向这位大师致敬。比如在桌上强奸那个细节,一下子让人回到了《美国往事》。将死人再度利用,让尸体欺骗敌方,令人想起莱昂纳的第一部片子《荒野大镖客》。至于汤师爷、黄四郎和张麻子三人之间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的关系,与那部极为出色《黄金三镖客》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莱昂纳的年代,是崇尚残酷戏剧的年代,他的影片里有许多残酷血腥的镜头。用现在的话说,这位老兄是一位资深愤青。

然而毕竟是不同根基和血脉。姜文在头脑中追随他的电影英雄,追随残酷、奔驰的飞马、让子弹飞,但是双脚却是陷在完全不一样的土壤之中。莱昂纳片中的主人公,比如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不需要一个“变脸”的过程,不会轻易在半途中改变自己原先的初衷和轨道,不管是好人、坏人还是丑人,而姜文的这部影片中,张麻子以土匪抢钱的身份出场,经过了一系列过渡之后,最后演变成一个替天行道的老天爷,他对于钱变得毫无兴趣,而以除掉地方恶霸黄四郎作为己任,他的“部队”深夜给群众送钱不留姓名,愣是把自己给“漂白”了。

他原来是张牧之,前革命者。如果世道好,他也许应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懂西洋音乐,稔熟 “穆扎”(莫扎特),后来却不得不“落草为寇”。“寇”的这种提法,肯定不会出自莱昂纳的人物之口,那是一个来自“庙堂”的称呼,实际上,莱昂纳的人物,没有一个拥有像样的出身。他们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特立独行于天地之间,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支撑他,增添他这个人的高度,因而伊斯特伍德们没有一个是极度亢奋的。亢奋是一种撒娇的表现。亢奋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怀抱在等着他。

由根正苗红的张麻子喊出“公平、公平,还是公平”,这就不奇怪了。鹅城的三大家族,观众并没有具体地看到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如何鱼肉人民,包括黄四郎,视觉上比较突出的是他的腐败生活,而不是他对老百姓实际上做了什么。关于他做坏事,只是一些传闻。张麻子与黄四郎的冲突由一碗凉面而起。不客气地说,这有点令人想起了陈凯歌的《无极》,那是“因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么为什么是坏人?因为他们是富人。富人之富肯定是因为搜刮老百姓,所以他们铁定万恶不赦,必须将他们的财产拿来充公或分给穷人。这种立场用现在的话叫做“仇富”,实际上它早已深深扎根在更早时期主流革命话语之中。这是整个影片赖以建立矛盾冲突的基础,即红色文艺的资源和背景。在它表面上“去意识形态”的印象背后,仍然深深地留下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同样,在这个噩梦般的鹅城,一般人们如何生活也没有具体的描绘。这个地方的穷人到底如何一个穷法?他们如何被三大家族盘剥、欺侮和受苦?按照电影叙事要求,这是应该稍作交代的,从而具体地释放出影片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唤起观众的共鸣。高高在上的姜文显然没有这个兴趣。鹅城的男人们主要是以光膀子的形式出现,乌泱乌泱一大片,喊着含混不清的口号,没有一个具体的面孔;女人们则不止一次在城门口敲鼓,起劲地为姜老爷“唱红”。这些人完全不具有现实性,他们是由姜文的梦想而生,为了实现姜文的英雄梦,他(她)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张麻子的六个兄弟面目也很含混,缺少有力的个性刻画,只是一群跑动的声响,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实际上往往只需要一两句话,就能够交代一个人的个性特色,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姜文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需要一个人大放异彩,不需要其他人与他平起平坐,不需要其他人也有自己的意志,包括汤师爷。如果是在莱昂纳的影片里,这位师爷肯定也是一个不服的主,他也会不断提出挑衅和挑战。不同人物意志之间的争执、对峙,这样的影片会更好看。联想到那部时代背景相同的电视剧《上海滩》,在这部影片里扮演黄四郎的周润发,算是整个栽了。

只允许一个人有他高高在上不可阻挡的意志,其他人都是傀儡和木偶,仅仅是为了给他配戏,这既有红色文艺的成分,也经过了若干修正与改版,染色体发生了改变。转折点应该是《红高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贲张的个人主义。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暂且打住。对于观众来说,他们肯定不会仅仅是认同影片里的一个人物,而是不停地寻求认同。然而在“小太阳”的控制之下,他们经常会找不到焦点,从而产生目光散乱的现象。于是这部十分简单的影片,却时常让人觉得晦涩。
醋鱼
作者醋鱼
262日记 15相册

全部回应 1 条

添加回应

醋鱼的热门日记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