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1 历史
最近的某些机缘,让我有幸浮光掠影地了解到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内容,及其在心理学中的应用。
于是,在2011年年初,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有趣且不同的东西;于是,汇集手边资料、利用闲暇进行了试译;于是,将内容晒出来,盼与大家分享,捎带获得些微的成就感:)
虽为概览式内容,但考虑到涵盖信息的广度、篇幅与可读性,现将其分别归入三篇日志。
对语言、哲学、心理学或文艺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或许能从中汲取某类有意思的讯息。但因为有内容尚待引证,建议只作泛读;也因为自身所知的局限,表述中如果出现专业人士认为有误之处,敬请赐教。
闲话少叙,内容奉上,期待切磋!
存在主义
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预先昭示了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一词用于诠释一批19至20世纪哲学家的作品;尽管学说存在重大分歧,他们却普遍认为:哲学思想的焦点应当关注个人存在的条件和他或她的情感、行为、责任与思想。19世纪早期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在辞世后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他坚持:尽管遭遇许多阻碍与羁绊(如:绝望、焦虑、荒谬、疏离和厌倦),个体只为他或她自己的生命意义负责,只为积极和忠实地过这种生活负责。
之后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仍强调个体,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充实的生活如何由个体实现以及它的构成、必须克服哪些阻碍,和涉及的内外部因素有哪些(其中包括:上帝存在与否的潜在结果)。许多存在主义者还认为:传统的系统类或学术类哲学,在类型和内容上,都过于抽象并且远离具体的人类体验。存在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重申人类个体和自由的重要性的方式,风行起来。
内容提要
1历史
1.1起源
1.2 19世纪
1.2.1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1.2.2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
1.3 20世纪早期
1.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历史
19世纪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与弗里德里希•尼采最受瞩目地昭示了存在主义,尽管它的前驱的出现早了几个世纪。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影响了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荒谬主义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描述过存在主义。尽管“存在主义”思想家存在某些共同倾向,他们之间却存在重大区别和分歧[最明显的是:萨特等无神论存在主义者与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等有神论存在主义者之间的区隔];他们中不是所有人在将该词用于自己的著作时,认为它正确。
1.1起源
“存在主义”一词似乎由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创生,并被让-保罗•萨特采纳;后者于1945年10月29日,在巴黎“时代俱乐部”(Club Maintenant)举办的一场讲座上,论述了自己的存在主义主张。讲座内容出版在一本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短书中,极大推动了存在主义思潮。
回头看,其他认为“存在,特别是人类存在,是关键哲学命题”的哲学家,也被贴上了这个标签。20世纪20年代起,马丁•海德格尔将人类存在(此在)作为自己著作的聚焦;20世纪30年代,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他的哲学称为“存在哲学”。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受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类生存的危机始终是一项重大主题。他最终被视作首位存在主义者,并被称作“存在主义之父”。事实上,他首先在自己的哲学里明确地将存在问题作为首要聚焦。回溯过往,在整个哲学和文学史中,其他作家也明确讨论过存在主义主题。由于存在主义主题的公布长达数十年,当社会被正式引向存在主义时,该词几乎立刻广为流行。
可能被当成存在主义先驱的哲学家、作家和神学家的论著典范包括:
佛学教导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
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的超验神智学(transcendent theosophy)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
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
1.2 19世纪
早在1835年给朋友彼得•威廉•伦德(Peter Wilhelm Lund)的一封信里,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就写下他最初对存在主义体认的片段。信中,他描述了自己感受的事实:
除非某类知识必须优先于各项行为,否则我真正欠缺的是:清楚认识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要知道什么。问题在于了解我自己,在于明白上帝真正希望我做什么:问题在于发现对我而言真实的事实,在于发现让我能为之生死的信念……我当然不否则我仍承认知识的必要以及个人可通过知识影响众人,但它必须被带入我的生活,这也是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事。
——索伦•克尔凯郭尔,1835年8月31日写给彼得•威廉•伦德的信
克尔凯郭尔早期的思想之后体现在他丰硕的哲学和神学书作中,其中有许多在日后成为20世纪存在主义的现代奠基。
1.2.1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索伦•克尔凯郭尔与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公认的两位最先为存在主义运动奠基的哲学家,尽管二人都没未使用“存在主义”一词,也不清楚他们是否支持过20世纪的存在主义。他们关注人类的主观体验而非数学与科学的客观事实;他们认为:在理解人类体认时,后者带有过多的超离或观察成分。与帕斯卡一样,他们关注人们与生命表面的无意义安静地抗争以及采用转移逃离厌倦。与帕斯卡不同,克尔凯郭尔与尼采还考虑了自由选择扮演的角色,尤其涉及基本价值与信仰,和这些选择如何改变选择者的本质与身份。克尔凯郭尔的“信仰骑士”和尼采的“超人说”是界定其自身存在本质的典范。尼采理想化的个体,创立他或她自身的价值并创造让他们超群的特别条件。相反,克尔凯郭尔是一名基督徒,却声称:宗教真理的客观确定性不仅不可能存在,对于必须通过信仰跳转来相信天神基督悖论的基督徒而言,其热情的生命还会因此消损。克尔凯郭和尼采也是其他思想运动(如: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和各种心理学学科)的先驱。
1.2.2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
在最早对存在主义起重大影响的作家里,捷克的弗朗茨•卡夫卡和俄国的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是其中的两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笔记》中勾画的男子,无法融入社会,又不满他为自己创造的多种身份。让-保罗•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书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引述为生存危机的典范。他引述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表示:“若上帝不在,则万事可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涵盖了源起存在主义哲学的问题,也代表与世俗存在主义相左的故事线。例如,《罪与罚》中,主角拉斯科尔尼柯夫经历了一次生存危机,之后转而拥有基督教三位一体说的世界观,近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推崇的理念。
卡夫卡创造了与无望和荒谬抗争并具有超现实主义和疏离风格的角色,这在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和他的长篇小说巨著《审判》中表现突出。在《西绪弗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哲学文章里,法国存在主义者/荒谬主义者阿尔贝•加缪,称卡夫卡的作品“实则荒谬”,但他从中发现了与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等宗教存在主义者表述相同的“希望的呐喊”——对此,加缪表示反对。
1.3 20世纪早期
20世纪头几十年,一批哲学家和作家探究存在主义思想,惟一的区别在称谓。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父姓)与胡戈(母姓)(Miguel de Unamuno y Jugo)在他1913年的书作《人类的悲剧意识与民族国家》(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in Men and Nations)里,强调与抽象的理性主义相对的“肉体与本质”构建的生命。乌纳穆诺排斥系统式哲学,钟爱个体对信仰的追求。他保有一种悲剧感,乃至追寻的荒谬本质;具代表性的是,他一直钟情于塞万提斯虚构的角色堂吉诃德。作为一名长篇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以及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的哲学教授,乌纳穆诺曾写过有关一名牧师信仰危机的短篇故事《圣曼努埃尔•布埃诺,殉道者》(西班牙语:San Manuel Bueno, Mártir);该文被收入存在主义小说选集。另一位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父姓)与加塞特(母姓)(Ortega y Gasset)于1914年落笔坚持:人类的存在势必始终被定义为个人与生命中具体环境的结合:“Yo soy yo y mi circunstancia”(“我是我自己和我所处的环境”)。萨特同样相信:人类的存在不抽象,但总是受境遇左右(“en situación”)。
尽管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德国写下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并且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学习并执教,他却游离德国哲学的主流。1878年出生在维也纳一户犹太家庭的他,也是一名犹太文化学者,并在不同时期涉足犹太复国主义和哈西德主义。1938年,他永久地迁入耶路撒冷。他最知名的哲学著作是1922年出版的短篇书作《我与你》(德语原名:Ich und Du)。布伯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常轻易地被科学理性主义和抽象哲学思想忽视;而它就是“人与人”,一种发生在所谓“人际圈”(“das Zwischenmenschliche”)中的对话。
来自乌克兰与俄国的两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和尼古拉•柏提耶夫(Nikolai Berdyaev),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巴黎的流放岁月里,成为知名的存在主义思想家。舍斯托夫,出身在基辅一户乌克兰-犹太家庭,他早在1905年自己的箴言书作《一切皆有可能》(All Things are Possible)里,就抨击过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系统化。
柏提耶夫,也来自基辅却有着东正教背景,在精神世界和客体的日常世界间作出激进的区分。人类自由,在柏提耶夫看,植根于精神领域——一个独立于因果式科学见解的领域。从生活在客观世界的角度说,个人远离真正的精神自由。“人”没有被自然地诠释,而是作为上帝这位兼具自由和创意行为的原创者所创造的生命。1931年,他出版了涉及这类主题的主要著作《人的命运》(The Destiny of Man)。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很早以前就造出“存在主义”一词,并在他早先的文章《存在和客观性》(Existence and Objectivity)(1925年)和他的《形而上学日志》(Metaphysical Journal)(1927年)里,将重要的存在主义主题介绍给法国受众。身为剧作家也是哲学家的马塞尔,利用形而上学的异化找到自己的哲学起点;人类个体在短暂生命中追求和谐。和谐,马塞尔认为,要通过“次级反射”获得,这是一种面向世界的“对话”方式而非“辩证”方式,含“惊奇和惊讶”的特点,接纳他人和上帝的“存在”,而不只是有关他们的“信息”。对马塞尔来说,这种存在暗含的意义超过简单的在那里(因为此事可以存在于彼事中);它意味着“过度的”有,以及将自己置于他人安排中的意愿。
马赛尔将“次级反射”对立于抽象、科技的“第一反射”;他将后者与抽象的笛卡尔的自我相关联。在马塞尔看来,哲学是:在一个具象世界呈现的兼备感知、感情的人类化身,进行的一类具体活动。尽管让-保罗•萨特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哲学中,采用“存在主义”一词,马塞尔却被描述成与萨特的思想“几乎截然相对”。和萨特不同,马塞尔是一位基督徒,并于1929年皈依天主教。
在德国,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后来将存在主义描述为公众创造的“幻影”),称他自己的思想,深受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属于存在哲学。雅斯贝尔斯认为,“存在哲学是帮人探寻并成为自己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注重客体,而阐明思想者的存在并令其成为现实。”
雅斯贝尔斯这位德国海登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的教授,认识马丁•海德格尔;后者先在马尔堡担任教授,于1928年在弗莱堡接任胡塞尔的主席职务。他们讨论过许多哲学问题,但之后因为海德格尔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相互疏远。他们都崇敬克尔凯郭尔;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开展了有关尼采的广泛演说。然而,海德格尔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作存在主义者,有待争议。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里,他提出一种将哲学诠释植入人类存在(此在),从而接受存在范畴(存在主义)分析的方式;这让许多评论员把他当成存在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
1.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成为知名而且重要的哲学与文化运动;这主要仰赖两位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的公众声望,他们撰写了畅销的小说、剧本和广为传读的新闻报道及理论文本。那些年月也见证了海德格尔的书作《存在与时间》在德国国外日渐高涨的声誉。
萨特在他1938年的长篇小说《呕心》(Nausea)和1939年的选集《墙》(Le Mur)的短篇故事中处理过存在主义的主题,也于1943年发表过一项主要哲学声明《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eant);但他和他亲密的伙伴们——加缪、西蒙•德•波伏娃、莫里斯•梅洛-庞帝(Maurice Merleau-Ponty)及其他人——是在巴黎从德国占领军控制下恢复自由后的两年里,才蜚声国际,成为一类被称为存在主义的运动的领袖。尤其是加缪和萨特,二人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为战后法国领袖型公共知识分子,并于1945年年末取得“感召全民人物的殊荣。”加缪是最流行的左翼[之前的法国抵抗活动(La Résistance française)]报纸《战斗报》(Combat)的编辑;萨特推出涌动左翼思潮的日报《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并于两周后在“时代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就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进行了后来被广为报道的演说。波伏娃写道,“报纸没有一周不讨论我们”。存在主义成为“战后掀起的第一轮媒体狂热。”
至1947年年末,加缪之前的小说和剧本被重印,他的新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注: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已上演,他的长篇小说《鼠疫》(La Peste)出版;萨特《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三部曲的前两部长篇小说与波伏娃的长篇小说《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共同问世。加缪和萨特的著作已有外文版面世。以巴黎为据点的存在主义者成名了。
萨特于1930年游历德国,学习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马丁•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并将他们著作中的关键评述纳入自己的主要论著《存在与虚无》。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巴黎的一系列讲演中阐明黑格尔相关内容时,采用海德格尔的思想,令其在法国哲学圈中闻名。讲演富有影响力;听众成员不仅包括:萨特和梅洛-庞帝,还有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38年,一部源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选集在法国出版;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法国的哲学日报上。
海德格尔读过萨特的著作并在最初被打动,评述道:“这里,我第一次遇见一位独立的思考者;他,从根源起,游历过我思考超越的区域。您的著作瞬时理解了我的哲学,这是我以前从未遇见的。”而之后,面对他的法国追随者让•波弗莱(Jean Beaufret)提出的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在自己《有关人文主义的信》(Lettre sur l'humanisme)里,将他自己和萨特抱持的立场连同存在主义做了大致区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海德格尔在法国的声誉继续扩大。贯穿他所有书作的一项重大主题是:自由和责任。
发生争执前,加缪是萨特的朋友;他写过多部带有存在主义主题的著作,包括:《反叛者》(La Révolte)、《异乡人》(L'Étranger)、《西绪弗斯神话》和阿尔及尔的夏日(L'Été)。加缪,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抗拒被贴存在主义者的标签,并认为他的著作关乎面对荒谬。在挂名书作中,加缪用西绪弗斯的希腊神话作类比,展现存在的徒劳。在神话中,西绪弗斯被罚永世将一块巨石滚上山,但当他登上顶峰,巨石又滚回山底。加缪认为:这种存在没有意义,但西绪弗斯却只是通过不断投身任务,最终发现自己任务的意义与目的。书的前半部分包含一种延伸式的反证;加缪将它视为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著作里所呈现的存在主义哲学。
西蒙•德•波伏娃,一位用人生大多时光陪伴萨特的重要的存在主义者,在她的著作[包括:《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和《为了一种模糊的道德》(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里书写了女权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伦理观。尽管常因为与萨特的关系受到忽视,德•波伏娃却将存在主义与女权主义等其他形式的思考进行聚合,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也造成与加缪等作家伙伴的疏离。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一位出生在拉丁美洲马提尼克岛的殖民主义批评家,被视为重要的存在主义者。
保罗•蒂利克,一位追随克尔凯郭尔和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存在主义神学家,将存在主义的概念用在基督教神学里,并且帮助将存在主义神学导向大众。他的影响后世的著作《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依循克尔凯郭尔对焦虑和生命荒谬的分析,却又推陈出新地表示:现代人必须,通过上帝,实现自我,尽管生命是荒谬的。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采用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通过将基督教的神话概念诠释为存在主义概念,去除了基督教的神话色彩。
莫里斯•梅洛-庞帝,一位信奉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一度是萨特的伙伴。梅洛-庞帝就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理解,远胜过他的存在主义伙伴们。据说,他的著作《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极大影响了萨特。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出现了不可挽回的分歧,分隔了许多存在主义者(如:站在萨特一方的德•波伏娃)。
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一位英国作家,于1956年出版了他的名为《局外人》(The Outsider)的研究,原想获得批评界的喝彩。在这本书和其他书[如:《新存在主义的介绍》(Introduction to the New Existentialism)]里,他试图复兴一种被自己视为悲观哲学的理念,并将其导入更广泛的受众。然而,他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他的作品也因为缺乏严密性和批评标准遭到专业哲学家的攻击。
于是,在2011年年初,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有趣且不同的东西;于是,汇集手边资料、利用闲暇进行了试译;于是,将内容晒出来,盼与大家分享,捎带获得些微的成就感:)
虽为概览式内容,但考虑到涵盖信息的广度、篇幅与可读性,现将其分别归入三篇日志。
对语言、哲学、心理学或文艺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或许能从中汲取某类有意思的讯息。但因为有内容尚待引证,建议只作泛读;也因为自身所知的局限,表述中如果出现专业人士认为有误之处,敬请赐教。
闲话少叙,内容奉上,期待切磋!
存在主义
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预先昭示了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一词用于诠释一批19至20世纪哲学家的作品;尽管学说存在重大分歧,他们却普遍认为:哲学思想的焦点应当关注个人存在的条件和他或她的情感、行为、责任与思想。19世纪早期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在辞世后被视为存在主义之父,他坚持:尽管遭遇许多阻碍与羁绊(如:绝望、焦虑、荒谬、疏离和厌倦),个体只为他或她自己的生命意义负责,只为积极和忠实地过这种生活负责。
之后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仍强调个体,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充实的生活如何由个体实现以及它的构成、必须克服哪些阻碍,和涉及的内外部因素有哪些(其中包括:上帝存在与否的潜在结果)。许多存在主义者还认为:传统的系统类或学术类哲学,在类型和内容上,都过于抽象并且远离具体的人类体验。存在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重申人类个体和自由的重要性的方式,风行起来。
内容提要
1历史
1.1起源
1.2 19世纪
1.2.1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1.2.2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
1.3 20世纪早期
1.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历史
19世纪的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与弗里德里希•尼采最受瞩目地昭示了存在主义,尽管它的前驱的出现早了几个世纪。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影响了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荒谬主义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描述过存在主义。尽管“存在主义”思想家存在某些共同倾向,他们之间却存在重大区别和分歧[最明显的是:萨特等无神论存在主义者与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等有神论存在主义者之间的区隔];他们中不是所有人在将该词用于自己的著作时,认为它正确。
1.1起源
“存在主义”一词似乎由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创生,并被让-保罗•萨特采纳;后者于1945年10月29日,在巴黎“时代俱乐部”(Club Maintenant)举办的一场讲座上,论述了自己的存在主义主张。讲座内容出版在一本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短书中,极大推动了存在主义思潮。
回头看,其他认为“存在,特别是人类存在,是关键哲学命题”的哲学家,也被贴上了这个标签。20世纪20年代起,马丁•海德格尔将人类存在(此在)作为自己著作的聚焦;20世纪30年代,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他的哲学称为“存在哲学”。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都受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类生存的危机始终是一项重大主题。他最终被视作首位存在主义者,并被称作“存在主义之父”。事实上,他首先在自己的哲学里明确地将存在问题作为首要聚焦。回溯过往,在整个哲学和文学史中,其他作家也明确讨论过存在主义主题。由于存在主义主题的公布长达数十年,当社会被正式引向存在主义时,该词几乎立刻广为流行。
可能被当成存在主义先驱的哲学家、作家和神学家的论著典范包括:
佛学教导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
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的超验神智学(transcendent theosophy)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
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思想录》
1.2 19世纪
早在1835年给朋友彼得•威廉•伦德(Peter Wilhelm Lund)的一封信里,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就写下他最初对存在主义体认的片段。信中,他描述了自己感受的事实:
除非某类知识必须优先于各项行为,否则我真正欠缺的是:清楚认识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要知道什么。问题在于了解我自己,在于明白上帝真正希望我做什么:问题在于发现对我而言真实的事实,在于发现让我能为之生死的信念……我当然不否则我仍承认知识的必要以及个人可通过知识影响众人,但它必须被带入我的生活,这也是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事。
——索伦•克尔凯郭尔,1835年8月31日写给彼得•威廉•伦德的信
克尔凯郭尔早期的思想之后体现在他丰硕的哲学和神学书作中,其中有许多在日后成为20世纪存在主义的现代奠基。
1.2.1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索伦•克尔凯郭尔与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公认的两位最先为存在主义运动奠基的哲学家,尽管二人都没未使用“存在主义”一词,也不清楚他们是否支持过20世纪的存在主义。他们关注人类的主观体验而非数学与科学的客观事实;他们认为:在理解人类体认时,后者带有过多的超离或观察成分。与帕斯卡一样,他们关注人们与生命表面的无意义安静地抗争以及采用转移逃离厌倦。与帕斯卡不同,克尔凯郭尔与尼采还考虑了自由选择扮演的角色,尤其涉及基本价值与信仰,和这些选择如何改变选择者的本质与身份。克尔凯郭尔的“信仰骑士”和尼采的“超人说”是界定其自身存在本质的典范。尼采理想化的个体,创立他或她自身的价值并创造让他们超群的特别条件。相反,克尔凯郭尔是一名基督徒,却声称:宗教真理的客观确定性不仅不可能存在,对于必须通过信仰跳转来相信天神基督悖论的基督徒而言,其热情的生命还会因此消损。克尔凯郭和尼采也是其他思想运动(如: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和各种心理学学科)的先驱。
1.2.2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
在最早对存在主义起重大影响的作家里,捷克的弗朗茨•卡夫卡和俄国的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是其中的两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笔记》中勾画的男子,无法融入社会,又不满他为自己创造的多种身份。让-保罗•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书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引述为生存危机的典范。他引述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表示:“若上帝不在,则万事可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涵盖了源起存在主义哲学的问题,也代表与世俗存在主义相左的故事线。例如,《罪与罚》中,主角拉斯科尔尼柯夫经历了一次生存危机,之后转而拥有基督教三位一体说的世界观,近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推崇的理念。
卡夫卡创造了与无望和荒谬抗争并具有超现实主义和疏离风格的角色,这在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和他的长篇小说巨著《审判》中表现突出。在《西绪弗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哲学文章里,法国存在主义者/荒谬主义者阿尔贝•加缪,称卡夫卡的作品“实则荒谬”,但他从中发现了与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等宗教存在主义者表述相同的“希望的呐喊”——对此,加缪表示反对。
1.3 20世纪早期
20世纪头几十年,一批哲学家和作家探究存在主义思想,惟一的区别在称谓。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父姓)与胡戈(母姓)(Miguel de Unamuno y Jugo)在他1913年的书作《人类的悲剧意识与民族国家》(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in Men and Nations)里,强调与抽象的理性主义相对的“肉体与本质”构建的生命。乌纳穆诺排斥系统式哲学,钟爱个体对信仰的追求。他保有一种悲剧感,乃至追寻的荒谬本质;具代表性的是,他一直钟情于塞万提斯虚构的角色堂吉诃德。作为一名长篇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以及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的哲学教授,乌纳穆诺曾写过有关一名牧师信仰危机的短篇故事《圣曼努埃尔•布埃诺,殉道者》(西班牙语:San Manuel Bueno, Mártir);该文被收入存在主义小说选集。另一位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父姓)与加塞特(母姓)(Ortega y Gasset)于1914年落笔坚持:人类的存在势必始终被定义为个人与生命中具体环境的结合:“Yo soy yo y mi circunstancia”(“我是我自己和我所处的环境”)。萨特同样相信:人类的存在不抽象,但总是受境遇左右(“en situación”)。
尽管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德国写下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并且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学习并执教,他却游离德国哲学的主流。1878年出生在维也纳一户犹太家庭的他,也是一名犹太文化学者,并在不同时期涉足犹太复国主义和哈西德主义。1938年,他永久地迁入耶路撒冷。他最知名的哲学著作是1922年出版的短篇书作《我与你》(德语原名:Ich und Du)。布伯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常轻易地被科学理性主义和抽象哲学思想忽视;而它就是“人与人”,一种发生在所谓“人际圈”(“das Zwischenmenschliche”)中的对话。
来自乌克兰与俄国的两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和尼古拉•柏提耶夫(Nikolai Berdyaev),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巴黎的流放岁月里,成为知名的存在主义思想家。舍斯托夫,出身在基辅一户乌克兰-犹太家庭,他早在1905年自己的箴言书作《一切皆有可能》(All Things are Possible)里,就抨击过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系统化。
柏提耶夫,也来自基辅却有着东正教背景,在精神世界和客体的日常世界间作出激进的区分。人类自由,在柏提耶夫看,植根于精神领域——一个独立于因果式科学见解的领域。从生活在客观世界的角度说,个人远离真正的精神自由。“人”没有被自然地诠释,而是作为上帝这位兼具自由和创意行为的原创者所创造的生命。1931年,他出版了涉及这类主题的主要著作《人的命运》(The Destiny of Man)。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很早以前就造出“存在主义”一词,并在他早先的文章《存在和客观性》(Existence and Objectivity)(1925年)和他的《形而上学日志》(Metaphysical Journal)(1927年)里,将重要的存在主义主题介绍给法国受众。身为剧作家也是哲学家的马塞尔,利用形而上学的异化找到自己的哲学起点;人类个体在短暂生命中追求和谐。和谐,马塞尔认为,要通过“次级反射”获得,这是一种面向世界的“对话”方式而非“辩证”方式,含“惊奇和惊讶”的特点,接纳他人和上帝的“存在”,而不只是有关他们的“信息”。对马塞尔来说,这种存在暗含的意义超过简单的在那里(因为此事可以存在于彼事中);它意味着“过度的”有,以及将自己置于他人安排中的意愿。
马赛尔将“次级反射”对立于抽象、科技的“第一反射”;他将后者与抽象的笛卡尔的自我相关联。在马塞尔看来,哲学是:在一个具象世界呈现的兼备感知、感情的人类化身,进行的一类具体活动。尽管让-保罗•萨特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哲学中,采用“存在主义”一词,马塞尔却被描述成与萨特的思想“几乎截然相对”。和萨特不同,马塞尔是一位基督徒,并于1929年皈依天主教。
在德国,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后来将存在主义描述为公众创造的“幻影”),称他自己的思想,深受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属于存在哲学。雅斯贝尔斯认为,“存在哲学是帮人探寻并成为自己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注重客体,而阐明思想者的存在并令其成为现实。”
雅斯贝尔斯这位德国海登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的教授,认识马丁•海德格尔;后者先在马尔堡担任教授,于1928年在弗莱堡接任胡塞尔的主席职务。他们讨论过许多哲学问题,但之后因为海德格尔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相互疏远。他们都崇敬克尔凯郭尔;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开展了有关尼采的广泛演说。然而,海德格尔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作存在主义者,有待争议。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里,他提出一种将哲学诠释植入人类存在(此在),从而接受存在范畴(存在主义)分析的方式;这让许多评论员把他当成存在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
1.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成为知名而且重要的哲学与文化运动;这主要仰赖两位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的公众声望,他们撰写了畅销的小说、剧本和广为传读的新闻报道及理论文本。那些年月也见证了海德格尔的书作《存在与时间》在德国国外日渐高涨的声誉。
萨特在他1938年的长篇小说《呕心》(Nausea)和1939年的选集《墙》(Le Mur)的短篇故事中处理过存在主义的主题,也于1943年发表过一项主要哲学声明《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eant);但他和他亲密的伙伴们——加缪、西蒙•德•波伏娃、莫里斯•梅洛-庞帝(Maurice Merleau-Ponty)及其他人——是在巴黎从德国占领军控制下恢复自由后的两年里,才蜚声国际,成为一类被称为存在主义的运动的领袖。尤其是加缪和萨特,二人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成为战后法国领袖型公共知识分子,并于1945年年末取得“感召全民人物的殊荣。”加缪是最流行的左翼[之前的法国抵抗活动(La Résistance française)]报纸《战斗报》(Combat)的编辑;萨特推出涌动左翼思潮的日报《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并于两周后在“时代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就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进行了后来被广为报道的演说。波伏娃写道,“报纸没有一周不讨论我们”。存在主义成为“战后掀起的第一轮媒体狂热。”
至1947年年末,加缪之前的小说和剧本被重印,他的新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注: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已上演,他的长篇小说《鼠疫》(La Peste)出版;萨特《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三部曲的前两部长篇小说与波伏娃的长篇小说《他人的血》(Le Sang des autres)共同问世。加缪和萨特的著作已有外文版面世。以巴黎为据点的存在主义者成名了。
萨特于1930年游历德国,学习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马丁•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并将他们著作中的关键评述纳入自己的主要论著《存在与虚无》。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巴黎的一系列讲演中阐明黑格尔相关内容时,采用海德格尔的思想,令其在法国哲学圈中闻名。讲演富有影响力;听众成员不仅包括:萨特和梅洛-庞帝,还有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38年,一部源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选集在法国出版;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法国的哲学日报上。
海德格尔读过萨特的著作并在最初被打动,评述道:“这里,我第一次遇见一位独立的思考者;他,从根源起,游历过我思考超越的区域。您的著作瞬时理解了我的哲学,这是我以前从未遇见的。”而之后,面对他的法国追随者让•波弗莱(Jean Beaufret)提出的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在自己《有关人文主义的信》(Lettre sur l'humanisme)里,将他自己和萨特抱持的立场连同存在主义做了大致区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海德格尔在法国的声誉继续扩大。贯穿他所有书作的一项重大主题是:自由和责任。
发生争执前,加缪是萨特的朋友;他写过多部带有存在主义主题的著作,包括:《反叛者》(La Révolte)、《异乡人》(L'Étranger)、《西绪弗斯神话》和阿尔及尔的夏日(L'Été)。加缪,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抗拒被贴存在主义者的标签,并认为他的著作关乎面对荒谬。在挂名书作中,加缪用西绪弗斯的希腊神话作类比,展现存在的徒劳。在神话中,西绪弗斯被罚永世将一块巨石滚上山,但当他登上顶峰,巨石又滚回山底。加缪认为:这种存在没有意义,但西绪弗斯却只是通过不断投身任务,最终发现自己任务的意义与目的。书的前半部分包含一种延伸式的反证;加缪将它视为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著作里所呈现的存在主义哲学。
西蒙•德•波伏娃,一位用人生大多时光陪伴萨特的重要的存在主义者,在她的著作[包括:《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和《为了一种模糊的道德》(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里书写了女权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伦理观。尽管常因为与萨特的关系受到忽视,德•波伏娃却将存在主义与女权主义等其他形式的思考进行聚合,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也造成与加缪等作家伙伴的疏离。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一位出生在拉丁美洲马提尼克岛的殖民主义批评家,被视为重要的存在主义者。
保罗•蒂利克,一位追随克尔凯郭尔和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存在主义神学家,将存在主义的概念用在基督教神学里,并且帮助将存在主义神学导向大众。他的影响后世的著作《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依循克尔凯郭尔对焦虑和生命荒谬的分析,却又推陈出新地表示:现代人必须,通过上帝,实现自我,尽管生命是荒谬的。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采用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通过将基督教的神话概念诠释为存在主义概念,去除了基督教的神话色彩。
莫里斯•梅洛-庞帝,一位信奉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一度是萨特的伙伴。梅洛-庞帝就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理解,远胜过他的存在主义伙伴们。据说,他的著作《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极大影响了萨特。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出现了不可挽回的分歧,分隔了许多存在主义者(如:站在萨特一方的德•波伏娃)。
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一位英国作家,于1956年出版了他的名为《局外人》(The Outsider)的研究,原想获得批评界的喝彩。在这本书和其他书[如:《新存在主义的介绍》(Introduction to the New Existentialism)]里,他试图复兴一种被自己视为悲观哲学的理念,并将其导入更广泛的受众。然而,他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他的作品也因为缺乏严密性和批评标准遭到专业哲学家的攻击。
热门话题 · · · · · · ( 去话题广场 )
- 宿命感油然而生的歌单 3051次浏览
- 双城故事 2.2万次浏览
- 伴我入睡的音乐 9.0万次浏览
- 最早关于公众人物离世的记忆 14.4万次浏览
- 你会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看的书 27.2万次浏览
- 高考复读生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3.2万次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