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小史

玻璃蔷薇 2011-01-13 14:05:24
最初的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历史比“马克思主义”要长得多。,最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想产生于于16世纪,是针对西欧封建庄园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生,广大农民获得自由却失去土地、沦为游民无产者陷入贫困不堪的状况而产生的人道主义改良思想。到19世纪时,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广泛流行于英法两国,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利。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即已否定货币与市场的作用,提出财产共有,认为靠财产共有制便能让全体公民实现平等富足的生活。可以认为,最初的社会主义只是自约五万年前商业出现以来便存在的“反商主义”的延伸而已。正如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商思潮,并且在自然经济开始朝商品经济过渡的明朝这种重农抑商思想得到复兴一样,在重商主义盛行的16-18世纪欧洲,一样伴生了“重农抑商”思潮的复兴。他们重新拾起了中世纪商业盛行期前的陈词滥调,宣传商业活动带来罪恶,市场让贫富分化,人性堕落;商业资本活跃挤出了农业资本,减少了农业人口和产量,危害国家安全。教科书将这股主要发生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的经济思潮,称为重农主义或法国重农学派。有意思的是,同样于18世纪法国诞生的空想社会主义,却是以批判重农学派经济学为起点的。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新近产生的机器大工业中得到灵感,认为“社会化生产”正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这种“社会大工厂模式” 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被马克思冠名为“科学社会主义”。

20世纪初社民主义的广泛兴起和经济国有化浪潮

      20世纪上半期,在欧洲的瑞典、奥地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相继赢得大选并成为执政党,他们在各自国内进行了经济国有化的实践。然而,这些实践无一例外证实了计划经济不但不能促进反而会损害经济效率,继而这些执政党先后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转而主要采取税收、社会福利等政策措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此即现在所称的“福利国家”模式的雏形。在20世纪初,德国和英国率先推出了国民保险法(包括今天我们熟知的养老险、健康险和失业险),开创了日后各国效仿的社会保障制度,到二战后,社会保障制度范围不断扩展深化,大部分旧欧洲国家逐渐转型为全民福利国家。

       于此同时,还有一些与主张改良的社民党决裂的社会主义者仍旧坚持着策动暴力革命的主张,这批人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为旗帜。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为,社会主义有四个标志:(1)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剥夺私有财产并代之以国有制;(3)实行计划经济,列宁称为“国家辛迪加”模式;(4)采取按劳分配原则。

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社会主义模式: 以国家专政力作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社会主义经济比拟为一家“国家辛迪加”, 即一家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大公司。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列宁及其后继者将国家所有制,而不是全民公有制看做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强调国家不受限制的专政权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与马恩设想的“自由联合体”全然不同。 列宁认为,资本积聚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转变成一个“绝对统一的联合托拉斯”,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首先就要剥夺大资本,实现这个托拉斯的国有化。然后,要根据一个总的国家计划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统一起来,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各级工业局层层管理。同时消灭商品市场,使货币变为计算单位,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有组织的生产。

       列宁在新生的苏联实践了他的全面国有化设想,但遭遇农民广泛的抵制而完全失败,最终列宁承认他的国有化设想并不适应苏联的现实并取消其中大多数措施,这被教科书称为“新经济政策”(实际只是恢复正常的市场经济模式)。但继任的斯大林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行政强制力量,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一种理论设想变为现实,由此诞生的斯大林体制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被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范式。

米塞斯与兰格:西方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该论战始于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Econiomic Planning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米塞斯这么写道,“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之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却从来没有也像这样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主义者描述的光辉灿烂的图景中,经济学实在是太贫乏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光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价格至关重要,必需得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由于没有价格,经济活动主体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缺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核心论题就是米塞斯提出的:没有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作出有效率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所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的)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每种办法都需要不同的花费、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公分目。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的经济”。米塞斯的核心论点是:没有价格指引私人和企业,就不可能有经济核算,资源就得不到有效利用。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的力量。我们熟悉的“市场社会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这么总结道:“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的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解决。奥斯卡和区比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定价模式,从而超越没有资本垄断的市场经济。帕累托、纽拉特、迪金森等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息充分、不存在交易成本等假设前提下,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可行性。兰格等认为,中央通过试错法和调控价格,做得会比市场好(1938)——这种通过计划机关模拟市场的“竞争解决法”,后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兰格模式”的核心论点是: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从而使供求得到平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哈耶克等则反驳说: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存在市场机制,无法确立合理的价格和(私人)激励机制,应该预期的是在可利用资源的使用由中央权威加以决定时,地方的产出量将会低于市场价格机制(1940)。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建立完全受政府计划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努力,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因为没有“经济概念”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激励”对于资源的调配作用。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主要是通过政府意志的决定,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时候,这些产品的供应者为什么要去考虑消费者的情绪和嗜好呢?在哈耶克看来,设想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全能的、能够及时调整每一种价格的经济指挥机构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能,但在现实中则非常困难,市场的复杂多变使得兰格等人的以试错法确定价格的方式无法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兰格在反驳时将希望寄托于将来必定会出现的“更好的计算机”。依靠这种未来的计算机,政府中的计划者才有可能拥有同时确定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数百万种产品的需求状况和生产制造能力,因而计划者能精确地计算出来年所需要的数百万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投入必要的资源以组织生产。对于掌握了巨大经济资源,可以直接指挥政府企业组织的国家来说,只要计算精确,统筹绝大部分生产和销售是能够轻易完成的。当现代计算机在美国出现以后,兰格兴奋地表示,社会主义计算困难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成问题。在兰格逝世前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他提出:古老计算机用于市场,现代计算机用于计划。用现代计算机精确计算出来的价格不管怎么说也要比“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价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供求双方的愿望和力量对比。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激烈地持续了很长时间(20世纪20-40年代,约二十年),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论战双方最终实际都承认了这样的观点:只有在获得完全信息、克服扭曲和偏离的激励机制的前提条件下制定计划,它才会具有经济核算的可能,从而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然而,即使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可核算的计划,要严格监督计划执行、防止任何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也是极高的,对此,哈耶克不无调侃地表示:完全的计划和完全的市场——假如它们能实现的话,是有同等效率的。

补充:关于论战的胜负,在1980年代新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这场论战中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在信中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事实上,我当然会建议只要可能即只有当买卖单位的数量足够大时,由完全的市场过程定价。只有当这些单位的数量如此之小以致于制造商寡占、买主寡占和双方垄断居主导地位时,我才赞成由公共机构根据我在小册子里提出的原则定价,以作为一种实际的解决方式。……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从这封信看,兰格从“计划有效”观点退却了,中央计划局定价只是一种方法论的设计,并不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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