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一个“练功者”的秘笈

炸子马 2011-01-11 03:48:38
骆以军:一个“练功者”的秘笈

((刊于《MING明日风尚》2011年1月刊,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台湾,骆以军是个公认的怪人,胡子拉茬的他不修边幅,也很少与人打交道,多年来的生活全都围着书打转,读书、抄书、写书、讲书,虽然他那些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因晦涩而吓跑了很多人,但他却越来越有耐性,也越写越长,2008年出版的那部四十多万字的《西夏旅馆》在去年还获得了“红楼梦”奖。


虽然早就听闻骆以军不修边幅,但当他为我开门的时候,我还是被吓了一跳,他穿着件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卡通T,下身则是一条皱皱巴巴的睡裤,踩在脚下的,是一双大拖鞋,笑容里还带着几分腼腆——俨然是一个滑稽的大男孩。他目前租住的这间公寓位于台北市中心,三十平左右大小,她的妻子把客厅到饭厅打通成一个狭长的空间,另外的部分被隔成三个小房子,分别是卧室和二人各自的书房。走进骆以军的书房,两面墙都是定做的书架,里里外外堆得一层又一层,还有很多书堆在地上。粗看上去,大部分是西方小说的中译本。用他的话说,这个书房简直是个“拾荒老人的空间”。而他在这之前的住所,是其母亲在台北乡下的房子里,也同样是在一张大书桌子上和各个角落里堆满了书。
骆以军不习惯用电脑打字,他写东西还是习惯用写在打印纸上。最早他是用稿纸,纸很薄,但他没有办法写到格子里面,所以干脆写在背面,“当我出书的时候,出版社快要疯掉——我的字都是像米粉一样一坨一坨的,他们打字时候很难认”,后来为了便于辨认,他都用零点七的黑色水笔写在A4的打印纸上再传真过去。当他在书房里低头写作时候,人就像被书堆埋起来一样,匍匐在一个谷底写字。
从乡下搬到城里之后的六年里,由于家事,骆以军的时间被划分得七零八碎,他的阅读与写作,一半是在书房里,另一半则是在台北的咖啡屋里。他大约是在凌晨两三点睡,早晨七点多要起床送孩子上小学,八点回来后再睡个回笼觉,一直睡到中午十一点左右起床,背着书包,装着要读的书,再用一个塑胶公文夹带一些稿纸,到台大和师大附近巷弄里的咖啡屋开始工作。不同于北京的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一带的那些观光区似的咖啡屋,骆以军常去的这些咖啡屋基本没有什么风格化的印记,更没有表演性质,唯一的好处就是静谧,可以不受干扰,他笑称自己像是一个去每天咖啡馆打卡的上班族。在下午三四点,他就离开咖啡馆去接孩子,有时候要陪小孩上英文辅导班,吃晚饭,直到晚上十点孩子入睡后,他再继续自己的阅读和写作。


与现代主义的邂逅

骆以军的父亲在1949年从大陆去台湾之前,曾经上过旧学,也写过古体诗,来到台湾后,做的是孔孟儒家研究。父亲的藏书非常多,那时家里全都是伸延的带玻璃窗的木书柜,就连他的睡铺的空间也都是被书柜隔出来的。他至今还记得书柜里有《大藏经》、《笔记小说大观》、《二十五史》等等。小时的骆以军受到父亲的影响,在同龄人还在看简易版的《西游记》、《三国志》的时候,他就看了很多演义,《朱洪武演艺》、《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这也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在国中时候,他经常读台湾的《皇冠》杂志,其中收录了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包括张爱玲、司马中原、朱西宁等等。
在高中时学校按成绩把学生分组,骆以军被分到了以农林畜牧业为报考方向的农组。稀里糊涂考上文化大学森林系的骆以军,突然发现自己想走文学这条路,一年后就转入了中文系。系里分为文学组和文艺创作组,都要学文字学和训诂学。此外还有一些选修课,他所选的小说课由作家张大春来教授。骆以军很喜欢听张大春的课,但对于那些必修课,他却很不耐烦,常常翘课。那时骆以军有双球鞋,他把应付考试的小抄全都写在鞋子上,上面有很多字,在考试时,这双鞋成了他蒙混过关的利器。
跟对待那些必修课的态度一样,处在叛逆期的骆以军对于父亲所讲的那些新儒家,像牟宗三、钱穆等人,也同样很不耐烦。“我们深处的当代,经验是爆炸式的,是以一种妖异的方式打开的”,而他在课堂上读到的苏轼、李商隐的词,都“困在古典中文的话语系统里”,读着读着就仿佛“掉到了古典中文老师的摇头晃脑的时空”——直到数年后,骆以军才感觉到自己那时的偏激与任性。当时台湾出版了一套以译介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为主的“新潮”文库,所选的作家包括波德莱尔、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加缪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存在主义作家。那些作品所描述的孤独的、病态的现代性体验,与骆以军那群身处同大陆对峙、受西方文化殖民的孤岛上的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压抑以及对冷战的焦虑如出一辙:“现代主义是把作者化成‘我’,整个世界的战争、邪恶、噩梦全压在‘我’身上,‘我’自然就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变成蒙克画中的扭曲肖像。”
“台湾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特有温床,现代主义的中文实验室,像我以及当时的邱妙津、朱天文、朱天心这些人的第一本小说,都是现代主义的作品,而且里面的人物都很像卡夫卡笔下的‘K’——一个城市的空间里的孤独的自我,破碎的存在,模糊的宇宙……”
上世纪90年代,是台湾的解严时期,与卡尔维诺、昆德拉、卡尔维诺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一同涌入骆以军视野里的,还有鲁迅、沈从文、老舍、萧红这些五四时期作家以及莫言、阿城、王安忆、李锐、韩少功、余华等大陆新时期作家。而在这些作家里,对骆以军影响最深的当属莫言、阿城、李锐这些“寻根”派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经由香港小说家西西介绍到台湾,在台大的巷子里的书店也能买到很多的大陆文学作品。“当时读到《红高粱》、《棋王》这些作品,我被他们的语言吓坏了,我赶紧通过抄写这些作品来感受他们语言的活力和爆发力,这种活力是当时台湾所盛行的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翻译体影响的语言所不具备的。”


在身份认同的焦虑下寻找自己的“抵达之谜”

上世纪40年代末的那场国共之战,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两百万残兵与难民就这样被无形的历史之臂抛至孤岛,与那些操着标准闽南语的台湾本地人相区分,他们被称为“外省人”,骆以军的父亲即是这两百万外省人中的一分子,而骆以军这一辈则被称为“外省第二代”。在那个台湾意识与中国情怀对抗的年代,这些外省人在跟原来生活的土地、社群、传统等等全部一刀两断的同时,却难以融入台湾,他们被视为扭曲、压抑、破坏台湾本省文化的入侵者,可即使他们回到大陆,亦不能再算是大陆人。“我就像蝙蝠,既不是鸟类,也不是兽类,而像是一个孽种”。骆以军道出了对于自己身份的困惑。
无根的焦虑与漂泊的恐惧,将骆以军紧紧地攫住,他的阅读与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俨然成为一条抵御这种恐惧和焦虑的救赎之旅。奈保尔,石黑一雄,拉什迪,这些以身份认同的寻求为创作母题的后殖民小说家,以及像马尔克斯这样构建家族神话的拉美作家,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谈到奈保尔的代表作品《抵达之谜》:“奈保尔是生于千里达的印度后裔,他到印度找寻自己的祖先,但没有任何讯息,而在英国,他是一个黑人,永远无法明白那些英国白人同学对性的理解以及求偶时幽微的心思,所以他只好去嫖妓,他非常痛恨自己父亲从来从来没教过自己关于性的知识,在高等的白人大学里,他认为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个怪物”。骆以军从奈保尔作品感受到一种飘泊感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隔膜,他反问自己:“我只是祖辈在梦中的一个怪胎,梦中的走兽没有倒影,是一个怪物。那么我的‘抵达之谜’在哪里?”
同时,他也关注着与之有着相同境遇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来西亚的官方文学是马来西亚的文字,而中文仅仅靠那边的华人社团自己支撑的,那里的华人若是想要获得中国性的想象或经验,都是通过去台湾留学。”
与对岸的大陆文学相比,骆以军发现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危机,几乎是不存在的,“大陆作家的文学史观,是一个完整的关于共和国的国族想象,尽管其中也有城市经验与乡村经验的抵牾,但都没有超出大陆国土的范围。”
为了寻找自己的“抵达”之谜,祛除自己对于“蝙蝠”身份的焦虑,骆以军写下了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西夏旅馆》。在这部小说中,他以西夏人的逃亡历史,隐喻了“外省第二代”从出场到消逝的过程。
在创作《西夏旅馆》的过程中,骆以军多次患上忧郁症,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创作中压力——创作的难度与强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也有一部分是源自经济上的压力。在患上忧郁症后,他去医院去看病时发现这完全是一种生理上的病,“没有外界所写得那么优美、那么诗意”。在第一次患病的那九个月里,他极为恐惧,不知道能否治愈。这个病的关键特征就是失能,他那时只能勉强写点专栏,但写小说却完全提不起笔。“就像潜水,离某个深度的目标虽然就只有那么几公分,但就是潜不下去。”那时他的读书状况也很糟糕,每次把书打开后,看好久也看不进去,他就通过看电影、看一些《越狱》之类的剧集来缓解,通常他在看完后还会再吃点泡面。
他后来才知道,其实忧郁症一旦得上,就成了一辈子的事。之后的几年间,骆以军差不多每年都要发作一次忧郁症,但他现在似乎久病成医,感觉自己越来越能控制住病情,“我就几乎就像治疗感冒一样按之前医生的药方去拿药,随着病情好转,我会逐渐地减少药量,但不敢骤然断药,会有戒断反应。”



从密室里的练功者到庙堂里的说书人

骆以军在阅读和写作上极为勤奋用功,最为外界所称道的,是他曾经抄写很多文学著作,甚至抄过不止一遍——光是大学时代,他就抄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两遍,《百年孤独》三遍。外界都以为骆以军是神人,而骆以军道出抄写的缘由其实是当他20多岁时,发现自己看过几页书之后,却无法处理文字里的讯息。“回想起来,却完全不记得刚才看了什么,大脑里是一片空白”,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阅读障碍,源自注意力无法集中。这种障碍无疑给热爱阅读的骆以军制造了一个最大难题,但骆以军找到的办法是硬干,抄写。他在印有格子的稿纸上密密麻麻地抄写,他从书架上拿出着几本卡夫卡、福克纳、川端康成的书,“这些我都抄写过”,像大陆新时期的莫言,韩少功、余华这批作家以及马来西亚的李永平的作品,也都抄过。“对我来说,抄写小说,就是阅读,我用抄写的过程把阅读节奏变慢,把阅读时间拉长”。通过抄写,他把《女女女》、《爸爸爸》、《红高粱》、《百年孤寂》等作品熟记于胸,甚至他还能背过《百年孤寂》里面的很多段落,而一些极难阅读的新小说,像杜拉斯、克洛德西蒙的作品等等,也在他的抄写范围之内。
“我从20岁到30岁是很孤独的,不停地在读书在抄写”,而这种硬干的倔强,与骆以军牡羊座的性格特征分不开,“由于牡羊座的特征,我做不了那种慢热的、长跑型的写作者,我是一旦决定做什么,就会全力投入进去。”
在儿子出生后的这些年,在经济压力下,他陆续接了一些外稿,写作的比重变大,骆以军承认自己的阅读跟过去相比有些松懈。“过去,我的阅读不太像是享受,像是一种强迫症,自己像一个极限运动员,在密室里练功,保持着很强的意志力”。在写完《西夏旅馆》后,他的气力消耗很大,也不像以前那样每周去诚品买书,只是偶尔去看看,看见很想读才会买一两本,理论方面的书读的更少。尤其最近两年,他每天的时间几乎全在做讲座和演讲,像个乒乓球一样台北-高雄-台中到处跑,每周要写一个两千五百字的专栏,还要给一些同辈或是晚辈写一些作品序言和评论。
但即便如此,骆以军还是自信地认定他的阅读量比一般人要大,有时他读到一些喜欢的作品,还是忍不住要掏出黑色水笔把它们抄下来。去年他在诚品有几场讲座,分别关于大江健三郎、昆德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作品,每场间隔一个月,他就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把每次要讲的作品再洗过一遍。去年一年,他虽然没有写长篇,但在台北大学做驻校艺术家,他把课程当做小说的专题讲座,借此又把要讲授的纳博科夫、普鲁斯特等作家洗过一遍——这些讲座对骆以军而言,仍旧还是个阅读的过程,只不过“现在的阅读就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要像说书人一样把它讲出去,不再像以前那样秘密练功。”


影响骆以军的五本书

《四喜忧国》

张大春

张大春的小说,不光深深影响了我,还影响了整个台湾,他就像孙悟空一样会七十二变,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他是后现代的导师,我最爱读的是他的短篇,每一个短篇的能量都像是一个爆炸的宇宙,他的《将军碑》对当时二十多岁的我们来说,是个攻不破的山顶。

《火山下》

马尔科姆•劳瑞

小说的作者马尔科姆•劳瑞,虽然知名度不高,但这是我最近读到的小说里最喜欢的一部,又一次让我忍不住把它抄写下来,主人公的命运是一段魔幻之旅,悲剧意味很强,也是一次全人类的浩劫的影射。

《百年孤寂》

马奎斯

《百年孤寂》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我可以通过演讲的方式把它再梳理一次,那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个调教的过程,它可以在一个长篇里把时间跨度拉得这么大,但结构上却没有任何瑕疵,是一个强悍的黄金的结构,更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死亡百科全书。

《梵高传》

欧文•斯通

梵高也是典型的牡羊座,活到他的那个年纪就得自杀,他的燃烧方式是全面的、整个的迅速燃烧掉。

《过于喧嚣的孤独》
赫拉巴尔
这部小说把所有的东西像金字塔倒过来,把人类所有的梦境,不管是高贵的丑恶的全部在暴露最底下。我那时觉得这个小说就是我心目中的小说,小说家本来该是吃掉这个城市所有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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