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本好书兜一年

讨厌“十大”，也讨厌“十部”，每次看见“这部书如何如何”、“这是一部好书”，就觉得要饱餐一顿之后用洗净烘干的两只手去端着。也别“十册”或“十卷”地冒酸气了，还是“十本”本色一点。
1、战后欧洲的历史，在朱特教授眼里是围绕着对大屠杀的承认展开的。他认为反思大屠杀，不仅是直接施害国德国人的事——他们的忏悔行为一直受到我们一孔之见般的肯定——而且是整个欧洲，包括荷兰、罗马尼亚、乌克兰等二三线国家的事。欧洲人是经历了与热战同样残酷的冷战才成功告别悲苦记忆的，他们坚持不懈地思考和争论，参与者和观众在此过程中逐渐成熟，学会了不把任何事情做简单化的是非善恶评判，同时，养成了去批评、检讨本国、本民族行为的能力和自觉。不说这些，哪怕只是对土耳其、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希腊它们在二战里干了点啥有些好奇，都可以把这本书找来念念。
《战后欧洲史》，（美）托尼•朱特著，新星1月版，88元。
2、“在评估人和艺术形式甚至思想的时候，应当对人们的社会环境有所认识。”阿瑟·米勒的手记是围绕着这句话进行的。在1983年由《推销员之死》激发的“文化事件”背后，米勒作为人文主义者的精湛洞察力和沟通力尽显无遗。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中国演员，最后都将自己的文革体验和创伤记忆，与布鲁克林的“推销员”威利•洛曼及其家庭的喜怒悲欢联系在了一起，戏剧用打通人心的杰出表现，证明了自己是最高雅的艺术。
《推销员”在北京：阿瑟•米勒手记》，（美）阿瑟•米勒著，新星8月版。
3、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发表的受奖演说全文，直到今天才见到天日，连大部分法国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印象：一个总在重复大词、却永远不会让人厌倦的作家。他的出发点，他的思考所投注于上的那些宏阔命题，准确地复述了古希腊哲人洞察到的道德价值，只要人这个物种还存在，就会一代代不停地去回溯、倾听，从中汲取判断标准。奥利维•托德这本传记是至今公认最佳的一本，他揭示了加缪从小就具有的一种寻找悖论和平衡张力的天才：静止是行动的一部分，疾病是健康的一部分，一堵墙也就是一道门，等等。成年以后，加缪用那种表述存在之荒谬的文学，让他的读者领会生存于世的幸福，反抗的幸福，怀着希望的幸福，尤其可以救人于愤嫉、空虚和冷漠。
《加缪传》，（法）奥利维•托德著，商务印书馆10月版。
4、那些把你凭空拎起来扔到过去某一个时间的书，鲜有比这本写得更可人的了。阿姆斯特朗既熟悉那些半人半神的老祖宗的故事，又知道现在的人特怀念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轴心时代最金贵，是因为它留下了一段关于思想无羁的集体记忆，在一种“无知之幕”背后，拜火教、犹太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接连冒了出来，在其存留的典籍中，可清晰地探得各种学说创立的共同旨归，即用浑厚的、普世的同情，来克服因战乱天灾而导致的仇恨和惊骇。轴心时代是要好好纪念的，再往后就开始去轴，现在则连合页都拆下来回炉了。
《轴心时代》，（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著，海南出版社5月版。
5、如果你在地里挖一个池塘，很快就会有水鸟、两栖动物及各种鱼，还有常见的水生植物如百合等等在其中出现。你一旦挖好池塘，自然就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尽管你也许没有看见种子是如何、何时落到哪里的，但自然看着它呢。亨利•梭罗说，英国种植者通过多年耐心的实验，总结出了一些关于经济作物的有益的种植经验，例如如何利用松树改良土壤，再除去松树后种上橡树，这样可以让橡树长得特别茁壮，英国人甚至还为此申请了专利，但其实，自然通过鸟雀和松鼠迁徙、采摘、搬运的作用安排好了一切。人在这种安排面前只能是发现者和遵从者。念完这本书就想做一只松鼠，咬死那些挖我埋下的果子吃的人类。
《种子的信仰》，（美）亨利•戴维•梭罗著，王海萌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8月版，25元。
6、唯一想到要推荐的一本小说，就技术而言，念过这本小说，可以识别一大批仿作。就内容而言，它给辛亥树立了一面同病相怜的镜子。墨西哥革命的果实也是被篡取了，充当主力军的农民不仅被军阀用作炮灰，他们自身的活动也参与了纯粹的暴力景观的构建。胡安•鲁尔福的家乡圣加夫别尔，一个17世纪就已经十分繁荣的镇子，正是在革命之后变得萧条破败起来，日后他的父亲又是死于奥夫雷贡时期的“基督派战争”。暴力、凶残、仇杀、火并、伪善的乱伦关系、阴险的地方邪教，陆续进入到他的短篇小说之中，在1953年全民反思革命的氛围中结集出版。他对家乡反复动乱的历史怀着那么深的怨恨，以至于无心去探讨被现实映衬得黯然失色的救世理想。
《燃烧的原野》，（墨西哥）胡安•鲁尔福著，译林出版社9月版。
7、偏爱这本书，是因为它总让我想起最爱的《泽诺的意识》，也是因为我对甘地没有太多的仰慕。在圣雄甘地的崇拜者看来，这份泰山崩于前而继续挥锹挖煤的评传是一份对伟人火力全开的攻击。埃里克森没怎么隐讳他对甘地的批评：一个靠坚持五十年的革命行动去洗白自己的投机的煽动家，一个素性凭恋母情结做事的政治敏感人士。作者提到甘地的同性恋倾向，以及仅仅因为同为素食者便把甘地和希特勒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让对精神分析法的一些陈词滥调有所警惕，但是别的书都没能提供类似的引起警惕的机会。
《甘地的真理》，（美）埃里克•埃里克森著，中央编译5月版。
8、对于“历史学现实”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差异问题，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纷纷提出各种系统的阐释。一门学科是建构式的，而建构出来的历史与真正发生过的现实，也有着客观存在的距离，而距今越是晚近，对这种距离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对历史学科的怀疑程度也就越深。每一位历史学家在涉足这一领域时，都要为自己的职业一辩，都要为历史学本身的客观性一辩。雅克•勒高夫的这本书，先谈过去/现在、古代/现代这两对出自西方史学的范畴，然后解读与它们相关的“记忆”问题，讲述了历史学家的使命之一就是检视过去，普及社会记忆，最后以一篇题为“历史”的论文结尾。他的态度很鲜明：史学家的任务是客观的——他们要探明客观发生的事实；也是主观能动的——他们要担负起为人类整理、保存、传播记忆的责任。
《历史与记忆》，（法）雅克•勒高夫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版。
9、开写《红轮》的第一句时，索尔仁尼琴长考了多久？写多卷本长篇小说的作家，都是知道自己要写多长才开笔的吗？他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已拥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可以把一段注解写成一本专著了？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可以从自己在劳动营的真实体验和见闻取材，把打倒、破除、澄清一些东西立为写作的动因；而写《红轮》的索翁已经下决心要为国家的一整个世纪立传了，那只能是一本百科全书，而不是一篇细节翔实但目的明确的檄文。他活到了90岁，亲眼看见《红轮》的出版，也体会到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能受到的最两极分化的评价。
《红轮（第一卷）》，（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江苏文艺6月版。
10、有一千个学者，就有一千个巴黎。和它举办过七届世界博览会的地位相一致，巴黎始终是对世界现代化转型有兴趣的人必须开挖的富矿。这个城市在旧制度时就是欧洲王权势力铁打的大本营，进入共和国，又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保皇派、社会民主派、帝国主义者、无产阶级——竞相争夺的练兵场；而且，巴黎可能是众多大城市之中，其城市景观对本国社会结构变动反映最敏锐的一座，其融合君权意志和艺术创意的景观建设，在社会从前现代跨入现代的年月里，客观上为其他野心勃勃的民族国家作了一个似好似歹的示范。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美）大卫•哈维著，北京贝贝特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