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天堂 香蕉天堂 8.3分

假如我是真的

木卫二
2019-01-07 看过

微信公众号:moviesss 首发于 MOViE木卫

去年几次呼吁,华语地区诸多影展,并没有在台湾解除戒严三十周年之际,做一个王童导演的作品回顾展。郎园的词语放映,这次带来台湾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这部电影还是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算是走出了一步。

作为重要的台湾导演之一,王童一直很少被大规模曝光。一方面是《红柿子》后,他几乎中断了严肃,有资金保障,产生较大影响的创作。无论试水动画片,还是试图回春的《风中家族》都没能激起水花。倒是献礼民国百年的短片《谢神》,我个人很是喜爱。

另一方面,王童横跨了制片厂体制由繁荣走向解体的阶段,他游刃于诸多类型创作,从政治宣教片,到古装片,再到带有黑色喜剧的风格三部曲,自传色彩的《红柿子》,似乎很难以单一的电影风格或美学语言来概括他。简言之,他的作品,似乎受到了台湾电影时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三部曲,是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的一组电影,日本殖民时代的1920s、1940s,以及跨度最大的《香蕉天堂》,从1948年,讲到了1988年。

三部曲带有相似的说书人、讲故事的口吻,底层民众和普通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可谓惨烈荒诞,电影却苦中作乐。淘金的兄弟俩,差不多是把自己往土里送。送炸弹的兄弟俩,命悬一线并不自知。自学英语的李麒麟,糊涂乱来,让人失笑。再多心酸委屈,都变成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只因在大时代面前,炮灰不值一提。

无言的小人物,是王童这三部作品的特质。导演要做的事情,是替他们说话,好比那颗从天而降的硕大哑弹。《稻草人》和《无言的山丘》的底层民众,听不懂日语。《香蕉天堂》的大头兵,又操持着老家的方言。田野上的稻草人,九份的雄壮山峦,它们是以大地为背景物的存在,与电影人物形同一体。唯有《香蕉天堂》比较特殊,门栓莫名其妙变成了甲、乙、丙,顶着别人的身份在苟活。他的口头禅,是大呼“莫名其妙”,“岂有此理”。只有到了电影结尾处,他才在电话这头,陷入了“假如我是真的”情境,大呼爹娘,孩儿不孝,真正说出了属于自己的话。

《稻草人》的开头,观众可以听到日军的铜管乐,与台湾民众的唢呐,是如此不协调的冲突存在(《无言的山丘》亦是如此)。乡间的封闭与农民的纯朴,见证了那场战争的无意义,也凸显了台湾命运的尴尬。到了《无言的山丘》,王童的作品又引入相隔不远的琉球人,在日本人的内部,分化出同样弱势、找不到身体认同归属的小人物。

黄金梦会破灭,战争会结束,香蕉会滞销。明明灭灭的人物命运,它们都叫台湾。不同于杨德昌的锋利,侯孝贤的悲悯,王童是带着说故事的老人家口吻,电影里的人物,完全可以擦掉名字,用大哥和小弟来代替。

《香蕉天堂》的主人公,身上有诸多的缺陷。门栓稀里糊涂,性格软弱,但无论怎样落难,他始终没有抛弃痴呆的大哥。如此又逃又躲、只想活命下去的人,最后成了一家顶梁柱,又是一记心酸的讽刺。与门栓相比,电影里的女性,更加坚韧,角色多样,也更加强大(包括乡下的阿祥嫂)。

回到《香蕉天堂》拍摄的八十年代末,杨德昌和侯孝贤已经开讲台北都市的现代病,王童依然维护着传统家庭的价值(《香蕉天堂》的结尾和《红柿子》全片),并且用一场老人家的葬礼,与过去挥手告别。与杨德昌和侯孝贤完全是从台湾开始有成长记忆不同,王童的童年(八岁之前),还是在大陆度过的。比王童更有大陆经验的台湾导演,是李行。

如果做一个稍远的联想,当山田洋次在《家族之苦》中,依然维持三代同堂,同在东京小屋生活,塑造一个任何难关都能迈过去的完美家庭。它洋溢着幸福,散发着梦幻理想,也难逃过时之批注。某种意义上,得之时代、失之时代的王童身上,也束缚着类似的,为民请命的东西(巧合在于,他们都是制片厂出来)。

当人们急于把一些院线片封为神作,面对华语电影史,人们错过的佳作,恐怕比急于肯定的,要有意义得多。王童作为中影系导演,作品通俗、风趣,情感真挚。虽没有侯孝贤的风格美学,他的独特价值,是当你在看《大佛普拉斯》时,你可能想起《稻草人》里被调侃“polanpa”的兄弟。当你发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记得有一部《香蕉天堂》。当你到了九份金瓜石景区,面对高大的基隆山体,会发现《无言的山丘》与《悲情城市》同样沉甸——王童站在了另一道峻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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