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江南织造局(国企)沈一石

深蓝人
2018-07-12 看过

明知最后的悲剧,却无力改变,这一幕看的人感概万千

(沈一石抄家自杀后留给浊流的遗书)

从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年,二十年间,这是沈某上交织造局和浙江官府最后一批账册。四任织造,五任巡抚,唯胡部堂胡宗宪与沈某无账目往来,亦唯胡部堂一人未取沈某一分一厘。浙江三司衙门唯胡部堂堪称国朝大吏,其余衮衮诸公皆不足道也。 沈某布衣粗食凡二十年,织绸凡四百余万匹,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每日辛劳,深夜亦不敢稍歇,将各项开支一一记录在账,即诸公所见之账册也。 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倍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补国库之亏空否?诸公见此账目必将大失所望也!兹附上简明账目一页于后,望诸公览后另想良策,为前方筹募军饷,或可减罪于朝廷。否则,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沈一石与清流的生前谈话)

沈一石: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南京,苏州,杭州织造坊,所织上等丝绸十万匹,悉数解送内廷针工局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六日,南京,苏州,杭州织造坊,与西域商人商谈二十万匹丝绸贸易,折合现银220万两,悉数解送内廷司钥库,注无需向户部入账

嘉靖四十年二月,接司礼监转上谕,该年应天浙江所产丝绸应贸与西洋诸商十二万匹丝绸火速押运京城,赏裕王妃李侯家;

南京,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坊,应天,浙江两省那么多作坊,所产丝绸加上松江棉布,倘若有一半用于国库,也能充我大明全年四分之一的开销,可是丝绵每年产,每年缺;今年朝廷又提出增产30万匹丝绸,这才有了改稻为桑的事情。

高翰文:先生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沈一石:我不想像你这样的大才卷入到官场的旋涡里。如果先生认我这个朋友,赶紧让淳安建德两县赶紧把田卖了,在六月把桑苗插下去,做成这件事,大人在浙江也不用再待了。

高翰文:沈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同意浙江巡抚衙门的奏议,让灾民把田地贱卖了?

沈一石:箭在弦上,不按这个议案办,改稻为桑今年就万难施行,到时候,朝廷第一个追问的就是大人你。

高翰文:如果是那样,朝廷也不用派高某来浙江了,高某在朝廷提出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奏议其意就是为了上解国难,下疏民困。感谢先生告诉我内情,但是高某倘若因为内情,便一任数十万灾民明年失了生计,则高某把自己的前程也看得太重了!

沈一石:我说一句话,请先生先行恕罪,说轻一点,先生是不解实情,说重一点,先生是书生之见。

大人只知道百姓卖了田,明年就没了生计,为什么不想想丝绸大户买了那么多桑田,一年要产那么多丝,靠谁去种,靠谁去织, 就像现在许多无田的百姓,都是要靠租大户的田种,哪里就饿死人了,须知产丝本就比产粮收成高。

每观看到此,感慨颇多,清流如高翰文之类不懂商业,也不读《盐铁论》及《管子》,缺乏经济学思维,一味想着田地乃小农生存根基,把人口和资源全都固化在小农经济里,扼杀手工业萌芽(其实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何尝不是有圈地行为,在历史书上我们叫作万恶的资本主义剥削);

浊流如严嵩之类,朋党上下勾结,虽然想到扶持丝绸业,出口以扩充国家财政,然而非要搞权力寻租,压榨商业利润,一见事情失败,就罗织罪名抄商人的家以求支撑国库。(严嵩说:自古只听说农民起义造反,几时听过商人起了事)

整个士大夫阶层来看,有土地免税的特权,以至于本身就是大地主,利益考量也只想着兼并土地,控制佃农,本性上就是排斥商业。

而商人在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下,没有话语权,缺乏渠道去表述自身的意见,得不到政府的理解和政策的支撑,以至于产业常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停滞,终于导致中国清时期的落后。(清代官僚阶层意识形态比明代更加保守,海禁关闭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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