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我也不是神

海蓝蜀黍
2018-07-09 20:05:58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优秀的电影,配得上赞美,也经得住诋毁。二刷之后于电影内外颇多感受,写下来纪念并分享。


有许多人拿《我不是药神》与《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较,给之冠以“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名号,在等《我不是药神》上映的时候特意看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其实二者除了故事原型略有相似之外并没有太多可比性,以“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去评价《我不是药神》是极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另外,受口碑效应发酵的影响,人们带着极高的期待走进影院,其中有对电影作品本身的期待,也有对其社会属性的期待,后者尤甚,但如电影的名字一样,它不是神,并不一定能理清世界的真实,更不能一劳永逸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它终究是一部电影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一部传记片。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发生在1986年的美国,主角患上了“同志病”艾滋,被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试验的药物AZT有极大副作用,而其从墨西哥获知的药物和疗法是有效的却暂时未能获得FDA审核批准(unapproved),于是为了活下去主角开始想方设法购买这些药物并且卖给同样想要活命的人,他的这一行为被FDA阻挠,因为法律认定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illegal)。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反应的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对于生存权的争取,其抗争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对于同志和艾滋的歧视的大环境,另一个则是FDA、医药公司、医生构成的医疗体制,后者是电影的主要矛盾点,前者只是时代背景下的点缀。影片中主角和FDA、药商、医生等这些体制的代表有多次直接的冲突,一直到结尾的法庭对峙将这种冲突清晰地缕了一遍——法律赋予个人选择医疗手段的权利,但是又规定这种医疗手段必须被FDA批准,哪怕这些手段被证实是无害有效的。 整部电影的主要冲突是比较简单的,角色几乎是两方对峙,主线矛盾单一,补以些许边角料填充达到丰富情感、烘托人物变化以及刻画时代背景的目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出彩之处正是在于它的简单,将人物传记片的特色发挥到极致,冷静地凸显人物形象而非故事设计,所以才可以像减重40斤瘦成皮包骨的马修麦康纳那样更有棱角更凛冽更尖锐,影片散发着一种牛仔的斗士精神。

《我不是药神》则完全不同,它不是人物传记片,而是一个故事片,一部商业电影。为此《我不是药神》相比于自身的故事原型做出了改编,也与《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矛盾落脚点大相径庭。

首先,相比于现实中的“陆勇”事件原型,电影在人物设计上做了较大的变动。 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主角自身不再是一个病人,而是市井普通人的形象,在事件中扮演病人与药物的中间人,是一个商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从市侩的小人转变成一个伟人,完成了个人形象的升华。之后,自然而然就将病人群体单独作为一类形象,增加了对病人群体的刻画,选取了丈夫、母亲、儿子、神父这些极为有特点的人物代表,这些刻画不仅展现了病人群像的状况,更助力了电影情感的酝酿,也侧面塑造主角的形象,推动主角的转变。另外,加入了张长林这样一个真正的卖假药的骗子角色,除了对主线剧情的推动以外,这更是一个从现实社会中凝练出来的角色,给观众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角度。最后就是给了警察中的某个个体不小的戏份,用一个个体的行事转变弱化了暴力机关在事件中与观众的对立。从电影层面上来说,这些设计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物和剧情,使整个故事更饱满,角色之间彼此的互动也更容易表现人物的变化和情感的升华,极大地增加了电影的戏剧性和观赏性,这是《我不是药神》能在商业上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基础,是优秀编剧的体现。 在改编和增添了如此多角色之后,《我不是药神》的矛盾主体已经不再是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简单的双方对峙,而是主角、病人、警察(政府)、医药公司等多方面的碰撞,每个群体为自身的利益和道德信念而战,或联合或对抗,略显混乱,不够凛冽尖锐。《我不是药神》最为人所诟病的正是这种对矛盾处理的糅杂弱化。电影树立了一个刻板的反派形象——医药公司,回避了现实里这一问题的复杂和残酷,而是粗暴地将其归于“穷”这一种病,失去了更客观深刻的力量。 然而与《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较,《达》所关注的个体生存权和法律背书的体制之间的矛盾,几乎没有直接涉及“利益”和“资源”的碰撞,简单来说就是关注点不在于“钱”,这样的落脚点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就是真的深刻吗?反观《我不是药神》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本来面目——“穷”。“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认知才是真正的对于中国社会矛盾最核心最底层的精准把握,只是在处理这一认知的时候,电影简单粗暴地用“劫富济贫”的思想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 我想这样处理有两种原因,一是对于我国电影审查制度这一大环境的妥协,另一方面则是对普罗大众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妥协。一部电影即使对现实问题抽离得稍有偏颇,但对于大众的焦虑给予足够关切与呵护,努力守护平凡人的善良和希望,就是一部勇敢的伟大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做到了。

所以,《我不是药神》不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将其称作“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尊重的。


无论是韩国电影《熔炉》还是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谈起时人们总是冠以“改变国家的电影”这样的名号,对于《我不是药神》的诞生,观众的期待里于是也多了些电影之外的成分,正是这种期待才有了部分观众的失望和微词。电影中将复杂问题暴力抽象的行为,像是一块石子丢进了湖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影视作品而言,它的功能已经发挥完全,改变国家的不是电影,而是观看电影后的现实中的每个个体。所以我才会在前文中强调,伟大的电影不只属于刺痛现实揭开皇帝新衣,也可以是带着悲悯对大众的守护。正是电影塑造的英雄形象勇敢地展现了现实里挣扎的真善美,并将这种希望播撒到现实里,给荧幕前的每个平凡人以成为英雄的力量。

所以《我不是药神》也不是真的神,所谓“改变国家”是一次创作者和观众的良性互动,作为观众的我们,不该苛求电影作品在演绎现实问题时的不完美,也不该低估自己在现实中的力量。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在商业上及其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之所以强度商业上的成功,是因为只有让更多人看到,其社会属性才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去年上映的《嘉年华》讨论了女童被性侵话题,即使现实生活同期有幼儿性侵事件正火热发酵,《嘉年华》“借势营销”依然没能换来足够多的关注,所以我们有了与《熔炉》同样的好电影,却没能迎来同样的“熔炉法案”。这一点上《我不是药神》的优秀更难能可贵。


最后说两句题外话,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穷病”只有钱能治,也就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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