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逝去的诗歌记忆

欢乐分裂
2018-07-08 看过

黄亚历执导的《日曜日式散步者》堪称2015年的年度惊喜,以其繁复缭乱的文本拼贴、独树一帜的影像格调以及折射的政治格局变迁,融汇成一座深沉庞杂的艺术迷宫,其蕴含的丰富信息遍布文学、美术、建筑、戏剧、装置等各艺术领域,既是个体的私影像记录,又是时代风云裹挟的全局景观,以追寻故纸堆中的“风车”诗社为叙事切入点,追述台湾地区从日本殖民时代到光复时期直至白色恐怖年代,几十年流转之间微渺蝼蚁亦曾振力发声的动人感人情状。

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滋养

「风车」诗社于1933年秋天在台南成立,以钢板印刷发行了四期,每期之印制75本,堪称弥足珍贵。诗社主要成员有杨炽昌、林永修、李张瑞、张良典,以及其他几位日本文人。成立诗社的原因,杨炽昌这样解释:“台湾当时受日本统治,在这种环境下,我认为文学应该舍弃政治立场,而追求纯正的表现,才能在政治的夹缝中,永远生长茁壮。”

作为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艺术流派,超现实主义起源于1924年布列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其立论根据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梦幻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因此超现实主义注重潜意识,反对理性,追求绝对的、超越的真实,多运用象征、寓意、比喻等手法,上承达达主义,下启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席卷整个西方艺术届。中坚力量布列东、艾吕雅、马拉美、达利、考克多、波德莱尔、里尔克等均在本片中一一提及,被远在东方太平洋孤岛上的文学青年奉为圭皋。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台湾便沦为日本殖民地,日语对白话文的压制日益加剧,处于文化夹缝的有志青年们沉溺于尼古丁、酒精、女色,而超现实主义在精神领域的猛烈探索一方面与青年们旺盛的创作欲契合,另一方面也是逃离政治审查的某种手段,他们“希望书本是我们的拐杖,扫去心头苦闷阴霾”。基于心灵的趋美,强调节奏的意韵,这些高光概念照亮了日本诗学改革的新时代。

影片以戈达尔之《电影史》拼贴风格为基准,字幕卡成为比旁白更有力的文本,字体的色彩、变形与分布位置,在视觉上颇有冲击力,成为影像装置的一部分。究其文字内容,如超现实主义在东方的精准复现,随便摘录一段都满溢其风味:“斑马映在窗玻璃/山岗摇晃着狗尾巴草花的银波。红色屋顶。红柿子。”或:“伟大的噪音!太阳是超越空间狂走直奔的韵律的象征”名词意象交叠,凸显色彩、光线、韵律、音响、气味等感性现象的作用,正是超现实主义最明显的特征,诗人们感受到创造赋予自己的新生力量。影片的旁白与字幕卡均来自于「风车」诗社的作品,通过镜头的加速播放或倒放、快速剪辑制造的蒙太奇效果、还原文本呈现的环境音以及大量前卫绘画作品,在历史的记忆中重建真实。

不惟文学方面,绘画与电影领域亦对诗社成员启发良多。20年代的影片如《机械芭蕾》运用颠覆传统叙事方法的拼贴及剪辑、《贝壳和僧侣》使用大量叠印、失焦、变异扭曲镜头在本片中亦有体现,以意识流梦境碎片表达潜意识欲望。布努埃尔与好友达利同为「风车」诗社的灵感源,《一条安达鲁狗》的蒙太奇惊世骇俗,影片提及的雷内·克莱尔之《间奏曲》亦是超现实代表作。

无处可逃的现实困境

达利曾说:“超现实主义是逃避的另一层意思。”「风车」诗社虽力图深潜于文学、遁入政治的虚无,但布列东也意识到:“反抗本身创造了光明,要看到这光明只有三条路:诗歌、自由和爱情。”超现实本身就具有政治属性,争取自由的光明从来都是惨淡残酷的,诗社成员被批判只会玩弄辞藻、远离现实世界、脱离大众,与当时台湾主流文坛反抗殖民统治、走现实主义路线相悖,因此被本土左翼作家孤立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坚持用日语写作的诗社成员,同样也无法进入到日本文坛的中央核心地带,他们对身份的认同产生迷失和焦虑。彼时的日本作家也正处于对自我认知、对政治倾向的选择痛苦之中,影片中谈及的“大东亚文学会”正是殖民文化的碾压手段。

台湾光复后,诗社成员加入文艺家协会,意欲效仿南法的普罗旺斯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在新的历史情境下,重悟文人的使命与责任,而左翼作家对他们的影响,此时却变味成身陷囹圄的砝码。因此,本片不仅是借诗社历史追溯文学记忆,更是一出风云波谲的政治史。“诗从现实分离得越远,越能获得其纯粹位置的一种形式。”政治因素对艺术的影响从不会缺席,绝对纯粹的艺术在现实中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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