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好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满足了我们的自恋

东家丘
2018-07-08 17:17:05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就是主角程勇的金手指,让他可以成为白血病病人这个群体的王,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叫他一声“勇哥”。

在电影院看完《我不是药神》,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当然这不代表这部电影就完美无缺。溢美之词不多说,本文想从编剧的得失的角度来对《我不是药神》做一分析。

电影情节是由人物实现的,确切说是由人物面对特定情境所做的选择构成的。

有效的情节有三个功能:

  • 带给观众快感。
  • 揭示人物的性格。
  • 体现作者的价值观。

现在的大多数影视作品的情节只能满足这三个功能中的一个,就是满足观众的欲望,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像牵线木偶一样,只是为一些俗滥的狗血剧情服务,而这些剧情只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意淫需要。

这样的人物没有生命,人物的行为也不体现任何价值观,常常只是出于单纯地利害计算或者能力炫耀。

我觉得,如果你必须让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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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就是主角程勇的金手指,让他可以成为白血病病人这个群体的王,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叫他一声“勇哥”。

在电影院看完《我不是药神》,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当然这不代表这部电影就完美无缺。溢美之词不多说,本文想从编剧的得失的角度来对《我不是药神》做一分析。

电影情节是由人物实现的,确切说是由人物面对特定情境所做的选择构成的。

有效的情节有三个功能:

  • 带给观众快感。
  • 揭示人物的性格。
  • 体现作者的价值观。

现在的大多数影视作品的情节只能满足这三个功能中的一个,就是满足观众的欲望,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像牵线木偶一样,只是为一些俗滥的狗血剧情服务,而这些剧情只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意淫需要。

这样的人物没有生命,人物的行为也不体现任何价值观,常常只是出于单纯地利害计算或者能力炫耀。

我觉得,如果你必须让剧中所有男人疯狂爱着女主,那就必须写出女主的与众不同之处,以此体现出价值倾向。

如果主角必须不择手段往上爬,你必须为他找到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免于堕入完全的丛林法则。

比如《琅琊榜》里梅长苏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因为他有非常正当的理由,而且有行为的底线,所以《琅琊榜》能成为同类电视剧里的翘楚。

《我不是药神》里的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体现了人物性格,且押上了创作者的价值倾向徐峥饰演的程勇第一次拒绝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走私印度格列宁的唆使,是出于普通人明哲保身的本能,这很符合这个阶段程勇的人物性格,如果这时候程勇就一口答应,反而就不正常了。

电影的“激励事件”是程勇的父亲病情恶化需要巨款动手术,程勇无奈之下拨通了吕受益的电话。

这种“先拒绝——激励事件——后接受”的情节模式很常见,其作用就是增强情节合理性,且给人物性格的发展留有余地。

《爱国者》中,梅尔·吉布森一开始也是拒绝公开对抗英军,但当自己的家人被害,他奋起反抗。

《卡萨布兰卡》中亨弗莱·鲍嘉的初始设定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但英格丽·褒曼的到来改变了他,他为自己所爱的人和为正义事业奋斗的情敌做出了牺牲。

《角斗士》中一开始马克西姆斯对于老皇帝马可·奥列留的托付是拒绝的,他只想回家和妻儿团聚,但他的敌人康莫德斯杀了他的妻儿,马克西姆斯走上了反抗和拯救罗马之路。

程勇很快找到了走私药品的同伴,一切都很顺利,在迪厅,当经理让谭卓饰演的思慧跳钢管舞,程勇一掷千金帮思慧出头。

膨胀的程勇想跟思慧一夜情,作为一个对其感恩戴德且已被生活磨去棱角的女人,思慧没有坚持拒绝。程勇在等待思慧洗澡的过程中看到她的女儿,良心发现,感觉到自己“物化”思慧的行为的可耻,穿好衣服走了,思慧也感到一丝欣慰。

这种“欲望企图——良心发现——自我克制”的情节模式也很典型,起到的作用也是增强体现价值观的行为的真实性,增强人物性格的深度。

程勇自我克制的行为体现了“尊重女性”的价值观,但他先前的欲望企图使得他后面的选择更加可信,人物性格更加立体有层次感。

当程勇面对真正的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威胁和骚扰,出于自保,他放弃了“格列宁”的走私还有曾经的同伴,转而拿所挣的钱去做小生意。这个决定也很符合程勇的人物设定。

等到一年以后,张长林抬高药价导致药源中断,吕受益终因吃不起药而病重,最后自杀。程勇受朋友的死的刺激,走上了救赎之路,重新走私“格列宁”,只为了帮助病人,甚至不惜贴钱。

从这以后,程勇这个人物就走上了“救世主”道路。在我看来,这是本片最大的爽点也是最大的槽点。

如何一方面让情节完成它的功能,另一方面让主角的选择、人物的发展令观众完全信服,这始终是摆在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高明的编剧在让他的人物做选择以前一定会做足铺垫,比如一个大反派从小受尽虐待,从而造成他人格的扭曲。

当这个大反派做出选择推动故事进展时,作为观众我们会对前因后果有一种“领悟”,这种“伏笔——转折——领悟——满足”的模式,也是一种快感机制,是建立在对作品揭示的现实图景、体现的价值取向的认知的基础上。

如果作者的铺垫不够,或者人物设定和他的选择不协调,观众就会怀疑情节的合理性,从而损害剧本的内在同一性。

程勇的初始人物设定发展成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在我看来是不够的合理的。这部电影押上了足够多的价值观但缺少洞见和领悟

一个会对妻子家暴,当着律师的面打人,选择卖“印度神油”为职业的中年loser,会良心发现做拯救弱者的英雄,这种人物发展弧线是不够严谨的。

要知道故事原型陆勇本人就是白血病患者,他自己也需要吃药,所以他来做这件事具有合理性,而电影中的程勇自己并不是患者,他后面的选择是完全的“殉道”式的做法。

这是一个两难处境,如果人物一开始就设定成一个道德上的完人,那么故事会失去张力,人物也没有发展。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观众都是普通人,某种程度上都是loser,这种设置可以很容易让大多数观众代入主角的视角。观众当然希望看到一个从“nobody”到“hero”的励志故事。

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就是主角程勇的金手指,让他可以成为白血病病人这个群体的王,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叫他一声“勇哥”。

他在他的世界和一群情深义重的同伴快意恩仇,上演感人的剧情,扮演所有人的“救世主”。不得不承认,这才是这部电影好看的最隐秘的原因,就是满足了观众的“自恋”需要。

被世界需要,肩负重任,我们每个人都幻想这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路边的野草,无人问津。我们甚至苦恼于缺乏被别人利用的价值。

在《我不是药神》里,编剧给很多人的选择押上了非常正面的价值观,程勇之成为救世主,黄毛为程勇背锅英勇就义,警察曹斌放走白血病人,拒绝追查假药案,吕受益为了孩子坚持活着,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让观众高潮迭起,稀里哗啦。

但这也带来了它的副作用,就是略显煽情太过。这个问题现在不明显,但等初期的观影狂热冷却下去之后,难免成为苛刻的评论家批评的口实,给影片的艺术水准带来伤害。

《我不是药神》在反映现实方面把中国电影推到了新的领域,但仅从情节上看,它仍然是一种戏剧性过强的编织,创作者的存在感无处不在,距离罗兰·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还很远。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的顶峰不在情节,而在其细腻透彻的表演和大巧若拙、黑色幽默的台词。

当然,这也许只能代表我个人的口味,毕竟从商业上看,满足大众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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