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为什么这么贵(转自微信号烧伤超人阿宝)

病犬狂人
2018-07-07 看过

2012年,欧盟批准了一种新药,名字Glybera。 说起来,Glybera应该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转基因”药物。 转基因技术其实已经得到很广泛的应用,把抗虫基因转移给棉花,获得不怕棉铃虫的棉花品种。将人表达胰岛素的基因转入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里,让这些细菌帮人类合成胰岛素。但Glybera则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把目标基因片段转移给需要治疗的患者,以根本性治愈患者的基因缺陷。 Glybera用于治疗脂蛋白酯酶缺乏症(LPLD),LPLD也叫家族性高乳糜微粒血症,是一种先天性遗传病,这种患者体内缺乏能够合成脂蛋白酯酶的基因,引起严重代谢障碍,患者无法进食正常食物,而且会反复发作胰腺炎。 Glybera其实是携带功能性LPL基因拷贝的腺病毒,通过注射,将患者缺失的功能性LPL基因转移到患者骨骼肌内。“修复”患者的基因缺陷,恢复患者正常的机能。为期6年的随访证明,这种修复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暂的。这种基因治疗模式是对传统药物的一次颠覆性革命。 要知道:很多疾病,包括多种常见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都与基因有关,如果我们能够直接修复基因缺陷,那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摆脱这些疾病,而无需长期用药。这种前景虽然还很遥远,但Glybera的成功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Glybera同时创造了药物价格的记录,是目前为止全世界最贵的药物。该药每支5.3万欧元,一个体重62.5公斤的患者需要进行21次注射,总费用110万欧元,相当于800多万人民币。 为什么这种药物那么贵呢? Glybera的研发历经二十余年时间,期间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与挫败。最早研发该药的Amsterdam Molecular 制药公司没能熬到该药上市,因为严重的资金困难,该公司连同他们已经十月怀胎的宝贝Glybera,于2012年4月份被uniQure公司收购。说十月怀胎一点没错,uniQure收购Amsterdam Molecular仅仅7个月后,Glybera就得到了欧盟的批准。20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为别人做了嫁衣。 uniQure捡了大便宜的同时,却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药物的市场需求量太小。LPLD的发病率是每百万人一到二人,整个欧洲适合使用该药物的估计只有150-200人。巨额的研发成本加生产成本摊到这寥寥无几的患者身上,自然就成了天价。 Glybera的天价中国大众可能无感,但是对于一些专利保护期内药物的高价格,中国民众却是有所感受。 2013年11月,一名叫陆勇的白血病患者因涉嫌贩卖“假药”被民警带走,消息被媒体披露后,一下引爆了中国舆论。 案件所涉及的药物学名叫甲磺酸伊马替尼片,中文名称为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研发的一种化疗药物,用于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已经不能切除和/或发生转移的恶性胃肠道间质肿瘤的成人患者。 在2013年以前,由于格列卫处于专利保护期内,中国药企无法仿制,市场被瑞士诺华垄断。格列卫疗效极佳,堪称救命药物,但价格高昂,每盒售价高达两万余元。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绝对的天价。更要命的是,格列卫需要终身服用。 在这种情况下,陆勇选择了从印度采购廉价的仿制格列卫,印度产的格列卫最低只有二百元一盒,为国内价格的百分之一。陆勇购药不仅自用,还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这种药。但这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事实上,由于中国加入了相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印度这种强行仿制的药物,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被批准的机会。 陆勇格列卫案,“情“与“法”的尖锐对立将法律逼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药企的合法权益与患者的生存权益之间究竟如何取舍和平衡,成为一个极难抉择的伦理困境。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药要卖那么贵?为什么人家印度的仿制药就那么便宜。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药物的成本,就是生产线上合成化合物的成本,但事实绝非如此。药物的成本,更大程度上是研发的成本,获得第二粒上市药物的成本可能仅仅几美分,但获得第一粒上市药物的价格可能是几十亿。 以诺华为例,1997-2011年,诺华公司投入药物研发的费用高达836亿美元,而同期诺华开发成功了多少药物呢?答案是21种。算下来,平均每种药物的研发费用高达40亿美金。 而诺华的单药平均研发费用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阿斯利康,1997-2011年,阿斯利康共计投入研发费用590亿美金,而研发成功的药物仅有5种,平均每种药物花费118亿美金。 开发药物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投资,由于人体的特殊性,使得研发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花费巨资研发的药物好不容易通过了早期临床实验,却倒在最后一关的比比皆是。仅以艾滋病疫苗为例,几十年来,多少大型制药企业投入了无数的金山银山,到目前为止依然无一例成功。而这些失败药物的研发成本,最终必然要通过那概率不比中彩票高多少的成功的药物补偿回来。 药物获得批准上市后,还面临专利保护期的问题。开发一种药物很难,而仿制却简单的多。一旦专利到期被大量仿制,原研企业利润就会大大降低。专利保护期一般是20年,但是别忘了,这20年是从药物获得专利开始算起。而药物从获得专利到艰难的通过临床实验获得上市批准,往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一个新药上市之后的专利期实际只有6-10年,通常也就是6、7年。几十亿美金的投入换来几年的专利,专利保护期间这药物不贵才见鬼了。 除了专利限制外,还有一个影响药价的时目标人群数量。目标人群越大,意味着市场越大,药价适度低一些企业也能获益,Glybera这样全欧洲就一两百消费者的药物,那就必然是天价了。而白血病和胃肠道肿瘤也并非常见病多发病,格列卫的价格,自然也就低不下来。 印度保护药物专利方面的表现其实是很流氓的,他采取强制授权的办法,无视药物研发企业的利益,强行批准国内企业生产,这确实大大降低了药物的价格。但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利弊难知的七伤拳。 其实印度的做法中国有相似的例子,那就是对软件的盗版。虽然中国没有明着批准盗版,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盗版软件在中国曾经极度泛滥时众所周知的事情。从一方面,物美价廉的盗版使得中国消费者省了不少银子,但是另一方面,盗版业彻底摧毁了中国一大批本来很有前途的软件行业。使得本来具备极佳的软件发展机遇的中国,在这个行业上输给了印度。 陆勇案在引起国人高度关注的同时,也让中国司法机关左右为难,一度陷入法理与情理难以两全的境地。 最终,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新增的第11条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2015年1月30日,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终究没有成为因此被判刑的第一人。 2013年,格列卫专利到期,早已经虎视眈眈等待多年的中国药企立即生产出了价格低廉的国产药物,很多省市也将格列卫列入医保目录,大大降低了患者负担。 至此,格列卫案件总算有了一个还算美好的结局。 但是,此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令人对这个美好的结局略感不安。 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非洲爆发。2014年3月,几内亚卫生部门向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报告埃博拉疫情,此时的埃博拉已经传播到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由于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疫情在短缺时间内城爆发式蔓延,局面急速恶化。埃博很快传播到临近几内亚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此后又矮短短几个月内传到,美国、西班牙、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印度等地,造成世界性恐慌。 2014年9月中旬,联合国安理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认定这次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向非洲支援大批医用物质,并派出大量医务人员支援非洲,竭尽全力迎战埃博拉疫情。这么做并非完全出于无私和高尚的目的,所有国家都清楚,无如果不能在非洲消灭它,那么就可能被迫在本土迎战它。 到2014年年底,疫情终于得到控制,但人类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字,截至2014年12月14日,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1.8万例感染者,近7000人死亡。因为疫情影响农业生产和贸易,西非疫区国家将有百万人面临饥荒威胁。 2014年8月5日,《科学》杂志收到了一篇由来自4个国家的50名研究者完成的关于此次埃博拉疫情来源和传播模式的论文。8月21日,该论文被接收。8月29日,论文发表。 然而遗憾的是,到论文发表之时,论文作者中的5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均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五名死者均为塞拉利昂凯内马医院的医护人员,其中包括塞拉利昂对抗埃博拉病毒疫情的首席领导医生:舍克·汗(Sheik Umar Khan)。 2014年7月29日,年仅39岁的舍克·汗因感染埃博拉病毒逝世。舍克·汗曾亲自救治了一百余名埃博拉患者,在他逝世之前,已经有数十名当地医疗工作者牺牲。 面对如此可怕的瘟疫,人们忍不住要问:埃博拉自从第一次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为什么既没有有效的疫苗,也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要知道,即使艾滋病这样的世纪瘟疫,现在的鸡尾酒疗法也已经能让患者长期存活啊。 对抗埃博拉的有效药物真的没有吗? 埃博拉疫情爆发后,有两名美国人在非洲被感染,美国政府出动专机将患者运回国内治疗,两名患者全部痊愈。治疗两名患者的关键药物,是ZMapp,一种处于试验阶段药物。 ZMapp来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实验动物体内产生的抗体,由三种单克隆抗体混合制成。科学家把动物生成这种抗体的基因转移到烟草中,由烟草大量合成这些抗体。2014年8月29日《自然》杂志发表的结果显示,美国马普生物制药公司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军方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共同在猴子身上作药物试验,治愈了全部18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猴子。实验疗效达到百分之百。 有意思的是,在这两名美国患者痊愈后,制药公司宣布药物已经用完,这相当于拒绝了向其他国家患者提供药物。可是,药物不多不少恰好够美国患者使用,这未免也太巧了。 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发几十年来也一直进展缓慢。埃博拉病毒并非艾滋病病毒那样极易变异难以制造疫苗的病毒,之所以多年未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世界药品研发机构缺乏兴趣。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为什么药品企业竟然缺乏兴趣呢? 很简单,因为埃博拉流行地区全部是穷国,这些国家注定无法负担埃博拉疫苗和药物的费用。如果药品企业研发出疫苗和药物,纯属自找麻烦。 如果你高价销售,那你必然面临铺天盖地的指责,将自己置于要钱不要命的伦理困境。而如果放弃专利或者廉价甚至免费提供,那企业别说盈利,巨大的研发成本都难以收回。 至于ZMapp,他的研发有军方背景,原因你懂的。 1997年,南非政府就《药品及相关产品管理法案》通过一项修正案,授权政府在没有获得专利所有者允许的情况下,生产其拥有专利权的药品,并允许进口没有专利所有者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的药品。 南非政府此举实属迫不得已,南非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治疗药物已经成为南非政府和患者的一项难以承担的巨大负担。通过这种办法,南非可以获取廉价的艾滋病治疗药物。 这一无视药企专利权的决定一下犯了众怒,众多药厂指责修正案使政府不受限制地凌驾于药品专利权法之上,全球39家药品企业向法院提出了起诉,控告南非政府。 然而,这39家药企始料未及的是,明明占据法律优势的他们,却遭到了舆论一边倒的抨击。“违法”的南非政府就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法庭开庭后,包括医生无国界组织、艾滋病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南非政府的活动。 这些跨国制药商不断受到种种指责和谩骂,被称为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更严重的是,他们还被指责为把商业利益放在无数人的生命之上,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上千万,甚至更多的艾滋病患者会因为购买不起昂贵的药品而失去医疗的机会。 在南非,当此案开庭时,这些药商代表下榻的地方总能看到许多的示威者静坐抗议。在诉讼期间,医药公司不断出面否认这些指责,并表示愿意低价位发展中国家提供药物,但是仍然是徒劳的。 最终,2001年,39家药企在开庭前宣布与南非政府达成和解,放弃诉讼请求,并承担诉讼费用。消息传出,南非国家一片欢腾。 谁能说,南非的胜利与埃博拉疫苗的难产,二者之间,没有关联呢? 世事总难两全,在最大限度降低患者负担和最大限度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之间,我们总要寻求一个平衡。 但是,大家千万记住:只有企业的利益得到足够的保护,我们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有效药物。无视企业的利益,就是无视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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