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药神,是浪漫而实用的英雄主义

君傲求
2018-07-06 15:53:55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我不是药神》随着点映和口碑的不断扩散,慢慢从媒体推送蔓延到朋友圈讨论。印象中,在点映阶段就有口皆碑的电影,这还是头一次遇上。作为一头电影盲,涉猎极其有限的观影量,并不足以支撑我用经验知识去批判任何一部电影作品的艺术水准。从而,电影在我眼中反倒成为纯粹的故事载体,如何讲故事、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是我解读电影的能力上限。以下内容可能涉及部分剧透,但我想不会影响你坐到电影院里感受一遍这个故事的冲动。如果会,我请你吃火锅。

从人性到神性

“白血病关我屁事!”,这是程勇最具“人性”的呐喊。于当席摔杯而去的黄毛和几个搭档不同,程勇开始代购仿制药的初衷和持续动力并不是活命,而是钱,尽管是用来给父亲做手术的钱。吕受益、李姐、牧师和黄毛不同,他们的加入是毋庸置疑的利益相关,既需要以继续走私来延续自己或至亲的生命(不管在钱上还是在药上),也有充分的理由对白血病友抱有最高程度的同理心。而在这一场可能带来少则三年多则八年牢狱之灾的冒险中,恰恰只有程勇一个人有资格吼出这种理直气壮的抱怨和恐惧:“我又没得白血病”、“我上有老下有小”、“白血病关我屁事!”。与其说程勇在这一刻人性退缩,倒不如说在这一刻他的人性达到了应有的顶点: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作为一个以倒卖印度神油的小贩,过着一地鸡毛的生活,他求生的、保护家人的欲望也丝毫不亚于他的白血病搭档们,即便他因此在彼时站到了利益的对立面,他的人性就不值得被尊重了吗?或者说,因为无法“伟光正”被歌颂,就否认他身上并不具任何恶意的人性呢?我认为在那一刻,他求生的勇气,和带着口罩的其他四个人相比,毫不逊色。

而程勇这个角色被高度艺术化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人性到神性的转变。“我一个月纯利就十几万,碰那玩意儿干嘛,很赚钱吗?”这是程勇和警察曹斌初次交锋时说出的第一句有力量的话,一句在逻辑上几乎无懈可击的人性之语,连“最得力的干警”曹斌也不得不认输,恰到好处地掩藏了他神性的动机。“他只不过想活命,他有什么错?”,面对着枉死的黄毛,这是程勇彻底击溃曹斌的第二句话,也是神性与人性冲突并大获全胜的顶点。从“白血病关我屁事”到“他只不过想活命,他有什么错”,从人性到非人性的转变,程勇的转折点表面上是吕受益的病逝,但真正的动力在于程勇在惋惜、自责、痛苦等自我冲突后爆发出的同理心,让他将目光从个人放大到白血病患者群体,完成从一个人性的利己主义者到一个神性的英雄主义者的转变。同理心,英雄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牢狱,让这个救赎与被救赎的故事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被丑化的正版药厂商代表

Robert Mckee曾在《故事》中说过,故事推进的源动力是冲突。无论是程勇被逼出的人性还是神性,都需要站在价值天平另一端的力量来衬托。而作为一部(姑且称为)首先以公开放映为目的的商业电影,尤其需要照顾观众习惯有情绪宣泄口这个事实,否则,一旦“情绪漏斗”设计不当导致怨气侧漏,那便是“最无可恕”的政治错误。于是,故事中的正版药厂商代表就承担了这个责任。讲究的三件套西装,和皮鞋一样锃光瓦亮的大背头,句句政治正确实则傲慢切咄咄逼人的产商代表,相比有血有肉的程勇及白血病人们,这个极度脸谱化的角色反倒草率得像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不由得感叹主创为了作品的政治正确如此“不用心”地煞费苦心。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为了拿龙标而被刻意放大的角色。之所以说刻意放大,是因为他的存在与否,其实并不会改变这个故事的走向和本质,但这种刻意的塑造却可以先拉满一波仇恨。

显然,文牧野并不认为这是需要对故事中的问题负主要责任的人。

癌症是人类近代集全球之智数十年也无法攻克的难题,任何一款新药从立项到面市,背后都是以百亿级的研发、试验和时间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药也是工业生产及商品价值流通规律的适用者,药价如实反映起高昂的研制成本,并不违背经济规律,这远比”把牛奶倒进海里“这种与伦理相悖的经济学现象合理的多,合情也很容易:如果没有与成本相匹配的价格,药厂又如何回收资金来投入到新一轮的药剂研发中呢?当然,文牧野大刀阔斧地点出了正版药厂商的”狼心狗肺“,却仅在片末字幕处用一行字小心翼翼地暗示了高昂的进口税,耐人寻味。

反观允许制售仿药的印度,诚然,廉价仿制药如救世主一般延长了经济拮据的患者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在仿药泛滥规模有限下的表象。当正版药厂的收入因此严重受创,导致利润空间下降甚至“无利可图”,那对全人类的医药事业推进都将是灭顶之灾。届时,难道能指望着再出现一个程勇,像将1500元买进的药以500元卖给病友那样,用持续的神性消耗来满足人性的大多数吗?当然,每个人都更乐意活在当下,愿意思考明天的人,始终是少数。文牧野未必就是那多数或少数,但他显然洞悉这个道理。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借片中最大的反派之口,导演用最大限度的克制,表达出他在这部作品里最有力的控诉。表面上看,这句话把荧幕上所有令人心痛的悲剧都归罪到一种对现状的无可奈何,有钱者买药买命一如买笑买欢买副排场,没钱者没钱没命一如没米没粮没有尊严,这一放之四海皆准且“人畜无害”的丛林法则让整部作品看起来更煽情,而不是更批判。但精妙的是,唯独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故事中,这个丛林法则就显得有待斟酌:如果我因为穷而住不起豪宅别墅,我认;如果因为我穷而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在这歌颂现世安稳的太平年代,我也能认吗?如果“认”的另一边不是可有可无的荣华富贵,而是无可挽回的死亡,还那么容易“认”吗?所以,它就不难让荧幕前的你放弃对“穷”这个字眼的纠结。

而当你开始思考“为什么穷就得死”的时候,我想文牧野如此憋屈的苦心就没有白费。

为什么中国没有仿制药?

大多数人,包括我,第一反应是专利壁垒,及基于国际通用法规对原版进口药的专利保护。但在电影口碑步步攀升之前,公众号大象公会就针对这个问题推送过徐子铭原创的文章《中国人为什么用不上平价救命药》,彻底推翻了这个思维惯性: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开发仿制药,从头到尾都举步维艰。印度之所以可以合法生产制售仿制药,除了印度一贯对外国药品专利的不尊重外,最重要的是在国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超高执行力。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即当重大公共健康危机发生,而该国有没有能力生产有效的药剂时,可以通过一系列法律和谈判,强行取得专利。

和大家的印象相左,中国并非没有像印度一样提供类似的对仿制药的法律支持。2006年1月,中国就通过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15年,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7年)的通知》则直接提到:

做好专利到期药物的生产和上市准备,促进药品价格下降,提高药品的可及性。探索通过利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提高药物可及性的可行性,国内尚不能仿制的,通过建立谈判机制,降低采购价格,加快国内相关药品上市速度。

然而,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平衡”,上述规定在中国的实践遭遇层层掣肘。徐子铭的《中国人为什么用不上平价救命药》对个中缘由有十分详尽的分析,以下仅列举主要观点:

1. 药企能力不足,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效果相去甚远; 2. 繁冗的实验、低下的审批效率和保守的审批态度,仿制药面市犹如难产; 3. 多级流转的销售方式、各级寻租和积压拖延,导致反制药成本居高不下。

种类少、药效差、性价比低的国产仿制药,离真正造福病患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此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所提及的另一种手段“国家谈判”,在中国的执行也是步履维艰,成效有限。最后,在离病患最近的触达方式“医保”上,平均五年才更新一次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更加让这个问题积重难返、毫无出路。

因此,当周一围扮演的警察曹斌兴奋地向领导汇报“这不是假药,这是真能救人的药”时,紧皱着眉头的局长轻描淡写的一句“这要是不是在准售药品名录里?如果不是,那就是假药!”这一幕便有了充足的现实基础:印度仿制药看似动的是瑞士药企的蛋糕,实际上试图敲打的是一条更隐蔽、更庞大、更根深蒂固的利益链和遮羞布。

浪漫而实用的英雄主义

电影在最后十分乖巧地用字幕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政治正确:格利宁被列入医保类目,“穷”这件事,至少在生病时还能感谢国家。如此,故事终于得以以一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方式结束。但故事真的结束了吗?对故事的思考也该结束了吗?

故事当然没有结束。潘多拉魔盒自它被打开的那天起,世界变仅有变得更好的努力,而没有变得完美的希望。在慢粒性细胞白血病之外,仍有数百种癌症、数万种罕见病的病患面临着“有药无钱”的生死困境。作为一个亲眼见证癌症是如何从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到摧毁一个家庭的残酷过程者,见过因为没钱用药而跪在医院哭求一生或者躺在床上木然等死者,也见过因为用不起进口药而在国产药巨大副作用的这么下毫无尊严地苟延残喘者,见过最多的,则是倾家荡产也阻止不了天人永隔的结局。像癌细胞疯狂地自我复制一样,这样的悲剧一天天地在各大三甲医院发生。为什么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逐年攀升?为什么中国的医疗水平和资源迟迟无法与现实需求相匹配?为什么同为不治之症的患者,中国有大把人非得活的像电影中的他们那样苟且?

这些问题自然不是任何一个个体可以回答的了的,因而对这个故事的思考也远不该结束。不管是故事中被高度艺术化的程勇,还是现实中真实的原型陆勇,他们都没有能力去回答这些问题,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充当“药神”或“药侠”(陆勇在现实中曾被病友称为“药侠”),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在情与法的边缘做着英雄主义式的人道主义奉献——其实,他们已经在试图用个人的力量去承担本不属于他们的公共责任。然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作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毕竟哥谭市只有一个蝙蝠侠。但这种英雄主义就没有意义了吗?当然不是,只是它注定要以另一种方式来发挥作用。这种英雄主义真正拯救了大义的,是他们牺牲而不是奉献的时刻。电影中程勇坐着警车被送押的路上,道路两旁站得满满的、脱下口罩为其送行的白血病患者,映射到现实中陆勇案所引发的社会讨论,他们所激发出的舆论力量才是最终推动上层建筑反思与自我调整的力量,也才有了电影最后那一行行完美谢幕的文字事实。

陆勇代购印度仿制药案,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陆勇本为江苏无锡一家纺织厂主,2002年身患慢粒性细胞白血病,因无力承担抗癌药格列卫每月高达2.4万元的费用,而尝试该用印度仿制药维持。在发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效果良好的情况下,他向病友推荐并义务帮忙代购这种仿制药。2013年1月,陆勇因违规购买银行卡(用于买药)、销售假药被逮捕,随后数百名他帮助过的白血病人联名抗议要求检方撤诉。月末,陆勇在病友的声援下成功被无罪释放。根据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陆勇为病友代购仿制药未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因而未构成销售事实,得到法律宽恕。同年4月,江苏省人社厅要求将格列卫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以此为开端,随后全国多地陆续将格列卫纳入医保类目。

英雄主义式的奉献有意义吗?在有限的讨论中,是有的;英雄主义式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吗?在前者的基础上,哪怕洪水滔天。历史的巨轮,是否终归需要这样一些人用生命为代价推动着滚滚向前?我想起孙志刚案,想起已成为历史的收容遣送制度,和同它一起成为历史的南都主编程益中。如果答案注定是残酷的,我希望这种牺牲的“性价比”可以高一些,在试图撬动另一端的思想芦苇时,这一头可以不用押上如此多的鲜血淋漓。

最后,向这部电影的导演文牧野及一众主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看到了墙外批判的声音,指责这部作品回避问题的真正症结,而一味将镜头对准病患本身大打恶俗无用的煽情牌。这让我更加敬佩文牧野的勇气和所做的尝试。选择触碰这样难啃的题材,又不得不时不时插科打诨地让它更像一部本分的喜剧,最终控制住喷薄欲出的情绪,用一个正确的结局换一枚珍贵的龙标,让更多人有机会直面这样一个故事,和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和思考。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一种浪漫而实用的英雄主义:一种并不畏惧牺牲的浪漫,和要在牺牲前输出最大奉献、并让牺牲发生最大效用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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