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其实并不煽情

NatureLB
2018-07-03 看过

2018年,我不觉得还会有国产片的口碑会高过《我不是药神》。

包括《影》《邪不压正》《地球最后的夜晚》。

技巧深度话题性倒在其次(尤其是《邪不压正》,我赌一百块这片子上线立马沸反盈天)。

关键是,《我不是药神》是那种你狠不下心来批评的电影——

尽管我很是不喜欢电影一开始起的喜剧调子,从电影本身的角度,这个纯粹商业噱头开头要扣掉不少分。

但我承认电影带着普适性的共情,很恰到好处地把情绪送到我胸腔里去了。

这么说吧,看《我不是药神》,你要做好哭崩的心理准备。

《我不是药神》对泪点的拿捏恰到好处。

其实催泪很容易做到,比催笑还简单。

比如我之前就说过很讨厌《后来的我们》的催泪方式,故事主线不老老实实打磨终将错过对方的无力感,反倒硬生生安排一个老人逝去的桥段把该赚的眼泪骗到。

这种行为我称之为鸡贼。

让主要角色直接卖惨,通常简单有效,好电影也会经常用。

比如《亲爱的》,我试着回忆了一下,能想起来很多让你不得不共情的画面,比如黄渤在乡镇派出所泣不成声,比如郝蕾在鹏鹏回来后第一次抓她的手,等等等等。

这些桥段的确感人,但时刻都感人就让人很累。

其实在电影语境里,匮乏和泛滥是同源的产物——

一个是没有什么,硬生生造个不伦不类的出来,突然岔气;

一个是没有什么,铺天盖地得往上堆哭戏,气喘吁吁。

不管是生掰还是泛滥,这股喘不上气的问题都来自于:

只有被动的煽情,没有平等的共情,电影也就流于施舍怜悯般的煽情。

《我不是药神》比它们克制得多,也平等得多。

《我不是药神》里有直接卖惨的角色,王传君饰演的癌症患者吕受益。

拿吕受益的故事来唠下,文牧野是怎么克制煽情,制造共情的。

从吕受益出场后,第一次被他打动到,是他邀请程勇来家做客,在婴儿床旁边看孩子。

“刚得病的时候,我天天想死;他出生后,天天都想活下去”。

想看着孩子长大,这是个无比贴地气的人类共情,我被他打动,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父亲能看着自己的骨肉长大成人。

第二次,是程勇经历“叛变”后的“反正”前夕,他来探望断了药的吕受益。

老吕已经被化疗摧残到头发稀疏,护士让程勇出去,准备清创。

这时候想表现吕受益的痛苦,太简单了,镜头一通大特写怼到王传君脸上,我相信王传君想演痛到极致的表情扭曲、汗泪如雨,不要太轻松。

但让他直接这么卖惨,就有贩卖苦痛的嫌疑,电影也会落到下乘。

文牧野的做法是,让镜头在吕受益咬住毛巾后,随着程勇走出病房,大特写拍程勇,背景音是病房里传来吕受益清创时,动物般的嚎叫。

这其实是个叙事“诡计”,观众会自然而然地代入到程勇的角色,以程勇的身份自行体量,已经在你心中立住的吕受益的痛苦。

效果很明显:

直接拍吕受益,你可能会被煽哭,因为这病太痛苦了;

通过程勇间接拍吕受益,你可能不会哭,但你会同情老吕,因为你也亲眼看到了癌症不仅杀死了他的求生欲,也摧毁了他的尊严。

摧毁尊严,这比死亡对人的打击更大,想想看,黄毛为什么不回家,刘思慧为什么对程勇宽衣解带?

类似的镜头还有很多,老吕自杀后,程勇离开追悼会,在窄窄的走廊上穿越密密麻麻的癌症患者人群。

文牧野让镜头追随着程勇,在病人们面无表情地依次回头目送中离开。

我在电影院看得坐立难安(补充一句,徐峥演得实在太好了),至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程勇在被极度绝望的眼神中灼烧出的极度自责,之后也就更容易理解程勇为什么铤而走险重操旧业。

你看,这比声泪俱下的控诉高明得多。

但全是这种镜头也不灵,毕竟大海没了浪也不过死水一潭。

克制不意味着完全不需要煽情,文牧野清楚地知道,观众是需要情绪发泄出口的,他在合适的时间点,释放了几枚当量十足的炸弹——

印象中我第一下哭崩,是警方大规模抓捕犯人(同时也是病人),收缴印度仿制格列宁,人群中有人举起了手,是一个老奶奶慢慢站起来小心翼翼地问警察:领导,我能求你个事么。

很抱歉没记住演员名字,但老人的表演的确好,明显地拼命收着自己的情绪,颤抖着跟警方说了自己的病史,这几年吃天价药吃得,“房子吃没了,家人吃跑了,你说它是假药,它假不假,我们是病人我们能不知道么?”

这段我全程跟老人同步咬着牙关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右手边一个十分壮的大哥也一哆嗦一哆嗦得接过了女朋友递过来的纸巾……

更让我想夸的,是文牧野的煽情点不是一惊一乍丢出来,而是一波一波推出的,绵延,有力,如同海浪,而且在催泪之外,还承担着叙事功能(这个等下再说)。

波浪最终汇集成海啸让人泪崩的,是程勇认罪伏法,警车开出法院,副驾驶的警官突然说了声:开慢点。

镜头摇开,路两边还是那些之前面目表情绝望地望着程勇的癌症患者们,这次人更多而且更加沉默,只是,“有菌环境不方便”摘口罩的患者,依次在警车驶过时摘下了口罩。

程勇的反应,从畏畏缩缩地抱着双膝,慢慢展开,他终于在认罪伏法后得到了认同,“我不是坏人”。

这两个泪崩的点,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面对执法者。

这也是我刚所谓的“叙事功能”,单纯的煽情没有意义,就好像《亲爱的》我只记得几个画面,剩下的早都忘得一干二净。

文牧野的煽情镜头,是为主题服务的:

一方面,他承认程勇的行为,明目张胆地侵犯了知识产权是犯罪;

另一方面,他又不承认程勇实质上帮助了患者的行为是无道德的。

情和法,哪个更重要?

我还是那句话,电影从诞生那天起,就属于娱乐业。

它的确有教育人的功能,但它下不了什么判断,也做不出什么判决,你要指望看一部电影就大彻大悟立地成佛,那是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不是电影。

电影全部的宣传和教育意义,都是圈定在反思,或者探讨某件事的可能上。

《我不是药神》的好处之一,就是他没自以为是的指手画脚说谁对谁错。

电影对程勇的塑造,外形先是油油腻腻,其次动机只是牟利,再次行为上也有过不顾患者死活,电影并没有试图把“程勇”架上药神的神坛,相反,它在剥离所谓光环上的“神性”,甚至一步步让他犯错。

它是对程勇报以同情没错,甚至还有王砚辉演的假药贩子,为了掩护程勇在派出所被问“是谁在出售印度格列宁?”他要了跟烟,似乎准备交代案情,结果嘲讽似的说了声“我。”之后,哈哈哈肆意大笑起来。

但别忘了,即便是这种同情,先决条件也是程勇认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道义上,我当然想谴责瑞士药商药价高到普通人根本吃不起,但其实我也很清楚,人家的知识产权也的确神圣不可侵犯,这点权利法律都不予以保护,以后谁还投钱搞研发?

法律的事,《我不是药神》很清醒地交换了法律,它已经做到电影所能做到的了——

提醒法律,在消费者无法选择的前提下,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把人权加入价值衡量体系?

其实写到这,我已经意识到把自己写进了死局:商业社会,法律也无权干涉别人合法的商业行为,定价交由药企而非法律,天经地义,否则也不公平。

但对于癌症患者,药不是大餐或者豪车,买不起就不买呗,吃白饭或者坐公交该活还能活,他们没药是真的会死,而被知识产权保护的药商尽管不能要求它开善堂的,但在允许赚人命钱的同时,价格是不是可以……

毕竟片子里交代得很明显,这药生产成本最多500(程勇拿货价),40000的零售价80倍的毛利乘以全球销量,应该早就超过了研发成本吧?

你说,“他想活着,他有什么错”?

穷?

原文发自微信公众号:猫叫三斤(niu_3_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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