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中国，永远都是一个“法治大于人情”的社会。这部电影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恐怕就是“一纸条约，法不容情”了吧。好在程勇最后赢得了法律上的宽恕，算是给观众一个很好的交代了。 都说，法律是给好人制定的，其实，世界上本没有坏人，只是有好人和睡着了的好人两类，法律是约束破坏社会行为的人，当真的面对法不容情的事件时，依法者要反思，治法者也该有所反思。 其次，生而为人，活着从来不是富人的专利。毕竟在中国，富人只是少数，在面对生死问题时，当高昂的药物与生存在世的机会都留给了富人而穷人只能遥望且不可及时，想活着那部分人不得不预约法律最后一条底线，为自己争取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机会。 一起真实的案件，引起国家的一份正视的态度，促使医药方面的规定有所改进，百姓从中获得生的安利，也算是社会的进步了。 繁华的上海太容易迷惑人，当大部分的人都只看到它的华丽时，能看到不一样的少部分人的眼光自然显得异类尖锐。 在影片见面会上，导演文牧野阐明：“我希望能够传递正能量”，“生病了，哪怕受伤了，大家别难过，要正面面对，要笑”。寥寥几句，在教人们要学会坚强，在鼓励人们要不放弃生的希望。这是一种态度，亦是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