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浸入式影像体验

倒淌水
2018-07-01 看过

超现实主义诗作和电影的一次完美呼应。非常诗话的影像,背后又有着一套非常有条理的脉络,也是一部论文式的严谨的克制的影像作品。因有这些特点,观影也是颇具实验性的浸入式的文学史影像体验。片子有着非常强大的牵引力,不停地拉着观众进入一个非常浪漫诗意的文学和影像体系。

导演把当时台湾这个仅仅数人的小小文艺团体置身于世界文艺的先锋潮流之中解读,剪辑了巨量的当时代的文学艺术前沿作品,借助各种方式、各种面向、各种语言的现代主义文艺作品——东西方的绘画、影像、小说、诗歌、诗学——堪称是全景式展现了时代洪流下虽身处世界角落但能保持与世界几乎同步的诗人群体特征。跳跃性的拍摄手法与风车诗社的超现实主义诗作,在技法和语法上产生了共鸣。不显露主要人物面孔的镜头画面,带来了一种别样的第三方体验,时刻在告诉观众——你只是个局外观察者——警惕自己对影片的切入角度,此种情况下,文学史的意味便浓重了。

作为当时文艺表达的两个面向,盐分地带诗人郭水潭对风车诗社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导演选择了另一种表述方式——在纪录片中呈现他们文艺理念针锋相对背后现实生活中的真挚友情。

郭水潭对风车诗社过于浪漫而丧失现实批判性的批评并无不当。但导演在当今视角下,以一种超脱了殖民与被殖民的观念来审视他们,在夹缝中挣扎寻路的台湾文艺工作者的现实批判性也油然生发出一些。

导演非常平实严谨地展现了当时代诗人们的种种。风车诗社的诗人们,在文艺理论上受到了日本诗学的极大影响,对日本文学有一种天然的向心倾向,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照搬和模仿,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以日语为创作语言的台湾人,他们又充满了疏离和失落,他们寻找台湾文学的出路而不得,作为微不足道的辅助,存在于一个虚妄的“大东亚文学共荣圈”中。他们所遵从的那套文学组织和构成体系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文学创伤和身份创伤。

导演对台湾本岛诗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泥淖中也对政治与文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虽然未有明确给出他个人对这种现象的个人解答,但是从对极端政治化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非常艺术化的跳水镜头的引用中,也能一窥导演想法。

一战后的兴起、二战时的亢奋、二战后的再度转向。导演讲述了风车诗社从诞生到最后悲剧终结的历史。在纪录片中可以体察到的风车诗社在这三个时期稍有差异的三种创作态度和意图。一战后,他们更为浪漫和诗意,诗句的跳跃性更为轻快,内在逻辑也比较清新;二战时,在身份焦虑和亢奋的军国主义驱动间徘徊,他们既能呼喊出“民族的血”,也能发出充满活力的台湾年轻人为什么出战的疑问,还能积极的参与到大东亚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文学大决战之中,他们的这种矛盾无处安放,他们对自己的疑虑也未有解答(也不可能解答);二战后,国民党败退台湾,作为曾经在某些面向上显得亲日的他们不得不极为小心翼翼,早逝的林修二躲过了这一劫难,杨炽昌曾入狱,在严查读书会的敏感时期,李张瑞因为组织读书会而被逮捕判刑,后又突然枪决。风车诗社终而悲剧终结。

导演更注重这一群体的本身特质,而并未有展现这一群体在台湾普罗大众中的根性,用日语为创作语言的他们更为追求的是先锋意识而非现实批判,在此基础之上的他们必然无法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开拓台湾文学的未来,他们的困境是无解的。

他们的呼喊也仅仅代表一个小小的个体,而不是基于哪一个更有基础更有本地特质的群体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后来的被湮没是历史的必然。

郭水潭重新告诉世人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在70年代浮出水面之后,风车诗社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这是否代表了台湾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不得不说,黄亚历导演的态度稍显暧昧(时不时让人生疑),个人趣味在影片里也时时彰显,不过回过头来,他采用了与风车诗社相当的特质来再现风车诗社,凭借着宏大的视野、严谨克制的逻辑表达在对风车诗社的研究中已经站在最前沿,虽然只是影像化的研究,但也是有着论文的严谨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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