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到电影有关“情”的对比(一个论文的部分内容)

安娜
2018-06-30 19:56:00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我觉得电影中的“情”是人物行为的内在依据,本文探究四种情感对人物行为的影响:

(一)亲情、爱情:聂的“出走”的依据

小说没有具体交代乞食尼为什么带走聂隐娘,但根据下文可推测或许是因为她看中聂有成为刺客的潜质,或许她看中了聂是魏博大将之女的身份。总之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体系来交代情节发展的“因”。而电影却有完整的建构,它详细交代了聂隐娘被带走的原因,这表面上是政治局势使然,但内核却是爱情的破坏和亲情对聂的保护。

关于亲情,小说中也展示了父母对聂深厚的感情。当父亲聂锋一听到乞食尼想带走聂的要求,他就“大怒,斥尼”,当他发现聂不见了,他又“大惊骇,令人搜寻”,从他的愤怒和惊骇中可知他对女儿爱得深切,即使聂不见了,父母每次思念她都会相对涕泣。但这种爱没有延续性,当聂回家后父母得知她之前的经历,对她的态度是“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反而对聂充满恐惧和猜忌,亲情经历了断层。而电影中这种亲情从头到尾都渗透在聂与父母之间。

首先电影以倒叙形式由聂母的回忆叙述聂被送走前的政治形势,即嘉诚公主在朝廷与魏博的势力权衡中陷入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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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电影中的“情”是人物行为的内在依据,本文探究四种情感对人物行为的影响:

(一)亲情、爱情:聂的“出走”的依据

小说没有具体交代乞食尼为什么带走聂隐娘,但根据下文可推测或许是因为她看中聂有成为刺客的潜质,或许她看中了聂是魏博大将之女的身份。总之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体系来交代情节发展的“因”。而电影却有完整的建构,它详细交代了聂隐娘被带走的原因,这表面上是政治局势使然,但内核却是爱情的破坏和亲情对聂的保护。

关于亲情,小说中也展示了父母对聂深厚的感情。当父亲聂锋一听到乞食尼想带走聂的要求,他就“大怒,斥尼”,当他发现聂不见了,他又“大惊骇,令人搜寻”,从他的愤怒和惊骇中可知他对女儿爱得深切,即使聂不见了,父母每次思念她都会相对涕泣。但这种爱没有延续性,当聂回家后父母得知她之前的经历,对她的态度是“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反而对聂充满恐惧和猜忌,亲情经历了断层。而电影中这种亲情从头到尾都渗透在聂与父母之间。

首先电影以倒叙形式由聂母的回忆叙述聂被送走前的政治形势,即嘉诚公主在朝廷与魏博的势力权衡中陷入了尴尬处境,最后不得不牺牲少女聂窈,获得政治局面的再度平衡,这是聂被送走的政治原因。所谓牺牲即是拆散聂窈与田季安的婚姻,让田季安与洺州刺史元谊之女(精精儿)政治联姻,聂窈不忿,“闯入元家庭院,被护卫所伤,险些送了性命”,所以为了保护聂,父母同意道姑带走她,这从情感本质上来说是父母对聂的保护姿态,有着亲情的因素。后来父母发现回家后聂的所作所为,这时并没有像唐传奇中的父母一样开始对女儿“不甚怜爱”,电影展现了父亲对自我行为的悔恨,反复感叹“当初真不该让道姑带走阿窈”,这是在反思当初亲情的保护姿态,这种保护反而使聂从小失去亲情的关怀,陷入了边缘境地,这种反思更加彰显了亲情的能量,弥补了小说后半部分中亲情的缺失。

电影中聂隐娘攻击元府是为守卫她的爱情。爱情是小说中没有展现的感情,即便聂与磨镜少年是夫妻关系,他们之间也缺少情感的交流。小说中磨镜少年共出现三次,第一次是“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彰显了聂隐娘自主择夫的女性意识。第二次他与聂一起去见刘昌裔“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反衬了聂隐娘高超的能力。第三次聂隐娘不愿意跟从刘昌裔入觐,要寻山水隐遁,和刘说“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可知磨镜少年在小说中是绝对依附于聂隐娘的,他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立性。聂之所以选择磨镜少年为夫,可能因为小说体现的道教思想,据葛洪的《抱朴子》记载道士入山用明镜径九寸以上者背之,则邪魅不敢接近。因磨镜少年的职业与镜子相关,聂隐娘真正感兴趣的是镜子而非人。

而在电影中聂对田季安是有真挚感情的。在田季安的叙述里,他小时候病中“有个目光一直守着,是窈七”,聂对田季安是自小倾心而且到了不容许他人介入的地步,所以后来她攻击元府只是在施展爱情的破坏力,这导致了她被送走。爱情是驱使聂离家的因素之一,也是促成她归家的原因之一。道姑把聂送回家是因为她认为聂“剑术已成,道心未坚”,“道心未坚”意味着“情”的存在,道姑把聂能否刺杀田季安作为训练她道心的最大考验,可见不能忽视聂对田季安的感情。影片中聂与人发生冲突共八次,羊角匕首是她与对手打斗时的重要武器,她有两次没有使用都是在与田季安的技击中,田季安却使用长剑,招招用力进攻。但在电影文本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聂的身份已经由田季安的青梅竹马转变为刺客,这重身份让聂很难维持对田季安的感情。电影用一层层的幔帐象征疏离感,聂站在幔帐后观察田季安与胡姬的恩爱,她以冷漠的姿态奉还玉玦斩断情谊。因为聂对田的爱情来源于过去的经验,但聂在回来后重新面对自己,已经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摆脱了过去的经验,爱情处于逐渐消解状态。聂放弃刺杀是认为“杀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跳出男女之情,达到的是“与圣人同忧”的博爱之情。电影不仅承认亲情和爱情的驱动力量,还对它们提出了反思,这是小说不具备的情感厚度。

(二)知己情:磨镜少年和嘉诚公主对聂隐娘行为的影响

知己情谊是电影展现的侠情的重要部分,它来源于早期游侠“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则,但又在此基础上带有更多现代性的情感色彩。电影中这种情感主要在聂隐娘与磨镜少年和嘉诚公主之间,聂被这些感情羁绊,行为因此受到影响。

首先,电影中聂隐娘与磨镜少年惺惺相惜的感情驱动了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与小说中聂与磨镜少年缺乏情感交流的现象形成反差。但在小说中也存在着知己情谊,它产生于聂与刘昌裔之间,这是传统侠义观念中的“士为知己者死”。刘昌裔“能神算”,他赏识聂的高超武技,对她极大尊重和礼遇。聂受到了感化“服公神明”,选择了弃魏投刘,因为刘昌裔比魏帅更理解和重视聂。但这种门客和私主,上位者与下位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迥异于聂与磨镜少年之间类似于文士高山流水式的知音关系。与小说中的磨镜少年不同,电影中的他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电影剧本中有一段是他自述身世“我祖上是新罗国的铸工,早年到倭国建造法隆寺,从此留居倭国有两百多年了。三年前,父亲光荣获选为遣唐船上的铸工,不料遇风暴受伤折返,翌年船修竣,父亲伤势未愈,我是代替父亲来唐土,又遇风暴……幸运为师父所救,三年来,我一直在师父身边……今年想从这里去高句丽,经百济从新罗渡海返家”[28],电影中磨镜少年有独立的身份,独立的目标,他的出场更是显示了他独立的能力,也承担了电影表现传统侠义观念的部分,他和聂隐娘一起救了聂父和正在被活埋的田兴,这属于传统行侠中的路见不平。他的独立性保证了和聂之间关系的平等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有因身份带来的共同的尴尬处境。聂是被主流排斥的刺客,磨镜少年是从异国来的“侵入者”,他们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这种相似性使得他们无须过多交流,依然能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聂在与精精儿的打斗中受伤,磨镜少年追出来,跟在聂身边,是整个影片中聂第一次获得了另一方的情感安慰。由此她面对父亲展示身体和精神的伤痛,没有避开磨镜少年。而磨镜少年为聂救治身体的疼痛,理解她心灵的伤痕并试图去抚慰,本质上他们都是同样品质的人。

除此之外,知己情感也是聂与嘉诚公主精神联系的纽带,这种情感在她最后决定是否杀田季安的时候起了驱动作用。嘉诚公主是电影故事体系重新塑造的人物。虽然如此,但她在小说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的人物,即刘昌裔。皇室公主与大臣之女和私主与门客之间同样都是上下位者的关系,在政治层面具有某种相似性,但由于性别的差异使得他们和聂之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感密度,小说中刘对聂的知遇之恩在电影中被聂与嘉诚公主女性之间更为亲近又私密的感情代替,这种感情超脱于知己,有着在残酷的政治大环境中弱势性别的相互信赖。

嘉诚公主的形象被构建于第三人称叙述中,比起客观呈现,增加了主观评价的情感色彩,充分利用影像的优势,使得形象突破时间限制而被多重叙述,整体形象更为丰富。通过聂隐娘的回忆和聂母的叙述,展示了她作为从朝廷降嫁到藩镇的公主的尴尬处境,她为维持魏博与朝廷的和平,不得不牺牲皇室身份,身处异邦而缺乏归属感,敏感的政治身份使她不能过多表现自我,不得不克制本能流露出的个人性。政治与个人的矛盾,让她陷入“青鸾舞镜”的悲剧。聂理解身份赋予嘉诚公主的政治负担以及她对聂的政治期待,她们之间私密的情感交流集中在嘉诚公主教聂抚琴讲“青鸾舞镜”的故事时。这也成了聂回家后触发的第一个记忆点,可见它对聂的深刻影响,它使得聂选择与当年牺牲她的嘉诚公主达成了和解。这层和解在观察到长大后的田季安没有按照嘉诚公主的期待“继承先皇懿旨,以决绝之心,守护魏博与朝廷之间的和平”后得到强化。因为聂感受到了她和嘉诚公主同样作为女性在男权政治面前的疲弱。嘉诚公主被男权社会赋予与女性地位不符的政治责任,为承担责任,她牺牲自己和聂隐娘的个体幸福,抚养教导庶子田季安,把代表了朝廷和她自己期望的玉玦分送田季安和聂隐娘,以期望和平的延续。这样的行为可以感化同样身为女性的田季安的姑姑(聂的母亲)。但不能对身为男性的田季安起作用,长大后的田季安没有按照她期望的轨迹,甚至罢黜了心向朝廷的田兴,膨胀的男权欲望使得女性的力量尤为疲弱,嘉诚公主最终成了男权斗争的牺牲品,是卑弱皇权妄图“安危托妇人”的最后挣扎,而她心甘情愿为政治献出整个人生。聂隐娘也面临同样的悲剧,最初因身份不够充当政治筹码而被牺牲,后来被训练成刺客不能摆脱道姑作为皇家公主维护皇室尊严的工具。但聂有比嘉诚公主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反抗政治桎梏以图获得个体尊严,她也有幸运之处在于找到了归属感,不在魏博,不在道观,在于天地之间,秉持自然之道。她没有达到道姑所谓“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 的境界,她不放弃个人情感,在自然之道中获得了自由。总之,聂因见证嘉诚公主耗尽生命维持的局面落空,又因长大后的聂与嘉诚公主同样“一个人没有同类”的孤独处境,聂对待嘉诚公主的态度由理解上升到同情,有着女性与女性之间强烈的共情意识。正是这种共情导致聂做出了倾向于符合嘉诚公主期待的决定,即维持藩镇与朝廷间的和平,聂认为“杀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一旦乱则必反朝廷,会导致生灵涂炭。可见嘉诚公主尽管在聂的成长中只是惊鸿一瞥,但她对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训练聂成为刺客的道姑。当然在电影里也没有否认道姑的影响,道姑与聂的师徒之情比之小说中更为深刻复杂。

(三)师徒情:刺杀指令的情感动因

如果说嘉诚公主与聂的情感影响了聂最后作出不杀田季安的决定,那道姑对聂的情感则是使道姑发出刺杀田季安指令的依据之一,这种情感的羁绊也使聂处于犹豫的边缘。在小说中乞食尼对聂的教导集中在武技上,教聂攀援练轻功,刺走兽飞禽练剑术,教聂百无一失的刺杀技术,但选择刺杀的对象大致是迫害平民的官僚。这样的训练不止发生在聂身上,大石穴中“已有二女,亦各十岁,说明乞食尼专门挑选聪明婉丽的女孩,训练她们为其服务。可见,乞食尼与聂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强化的是乞食尼利用聂的目的性。而电影中道姑出于偶然收养聂,她也不是主动带走聂,而是因嘉诚公主的托付。这种偶然性和被动性减弱了目的性,增加的是聂与道姑之间微妙的师徒情谊,这种情谊表现在两点。一是从远景镜头中看出道观弟子对聂谦卑行礼,说明道姑在身份上赋予聂更高的尊崇,聂不同于普通弟子,她与道姑有着更亲密的联系。二是虽然电影中道姑也利用聂刺杀大僚,除掉威胁皇权统治的藩镇主公,不能否认道姑对聂的政治考量。但除此之外,道姑对聂本身的成长建立了个人期待,她要塑造聂的精神,正是这点驱使聂陷入了刺杀与否的矛盾。电影没有像小说一样大篇幅描写聂如何接受道姑的武技训练,道姑在影片首尾的两次重要出场都是在教导聂锻炼道心,她派聂去刺杀表兄田季安,聂不杀,她判定聂“剑术已成,唯不能斩决人伦之情”。她要做的是不仅是在剑术方面训练聂,更要在精神上塑造她,把聂塑造为和她“同类”的剑侠,以摆脱“一个人没有同类”的困境,这与道姑的政治身份有关。道姑和嘉诚公主本是孝武皇帝的双胞胎,后因吐蕃兵侵入京师,皇帝出奔,俩人被送到五通观避难,乱平后,一个留下继续跟从法师学道,一个长大后降嫁魏博(剧本)。她们都是在皇权衰微中偏离了“同类”,并且肩负着维持皇室尊严的责任,但两个人所用的方法不同,道姑主张暗中刺杀,认为“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嘉诚公主主张以皇室公主身份掌握大局,维系两边和平。两人本是在血缘上最亲近的同类,但因此愈行愈远,所以道姑向聂灌输她的主张,而要把聂变成她的“同类”,正是这一点个人期待使得道姑不能完全把聂当做政治工具,不能否认“情”在她们之间的微妙流动。电影语言也暗示了这种微妙的情感,第一处是聂向道姑磕了三个头;第二处是面对道姑的袭击聂没有赶尽杀绝;第三处是道姑注视聂离开的方向将近一分钟。但电影又对这种感情提出了反思,电影没有让聂听从道姑的安排而是让她做出遵照自己本性的决定,影片用独特的镜头语言隐喻她们之间无可挽回的决裂。影片最后,聂决定不杀田季安,向站在山峰顶的道姑辞行,刚开始还可以清楚地看见道姑身旁的另一个山头,两个山头立在一起表明她们师徒建立过亲密的联系,后来聂向道姑磕了三个头离开,烟雾渐渐遮住了一个山头,只剩下道姑站立的那个清晰可见,道姑站在上面茕茕孑立,道姑依旧没有“同类”。下一个镜头转到磨镜少年暂歇的山村里的一个羊圈,里面的羊两只三只相互依偎着吃草,羊圈里没有孤立的一只羊。从形单影只的道姑转到这样的镜头,反衬了道姑“一个人没有同类”的悲哀,下一个镜头是聂牵着马走向磨镜少年,这更强化了这层悲哀,聂放弃做师父的同类而找到了磨镜少年做她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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