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一一 8.9分

《一一》也不是很“温情”的杨德昌:我们遇到“钱多斯时刻”,然后我们绕过去

西皓
2018-06-25 21:08:35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阿杜给我推荐《一一》的时候,我还未接触台湾电影。她说,这部电影是杨德昌难得的温情。

如果撞上《恐怖分子》或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然后转过头遇到《一一》,至少相比于前者偏向于昏暗的画面(常常是黄昏或者夜晚),对白很少各怀心事的主人公,逼仄的台北公寓空间,后者的画面干干净净,还多外景(尤其是吴念真与初恋情人在日本相遇,用远景,框进郁郁葱葱的树木,身形缩小的两个人,恬然冲淡),而缓慢的叙事节奏也给观众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远多于变数或偶然。杨德昌确实没有集中于写都市的阴森恐怖,《一一》还蛮温情的。

《一一》:吴念真与初恋情人的谈话,周围树木郁郁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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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杜给我推荐《一一》的时候,我还未接触台湾电影。她说,这部电影是杨德昌难得的温情。

如果撞上《恐怖分子》或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然后转过头遇到《一一》,至少相比于前者偏向于昏暗的画面(常常是黄昏或者夜晚),对白很少各怀心事的主人公,逼仄的台北公寓空间,后者的画面干干净净,还多外景(尤其是吴念真与初恋情人在日本相遇,用远景,框进郁郁葱葱的树木,身形缩小的两个人,恬然冲淡),而缓慢的叙事节奏也给观众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远多于变数或偶然。杨德昌确实没有集中于写都市的阴森恐怖,《一一》还蛮温情的。

《一一》:吴念真与初恋情人的谈话,周围树木郁郁葱葱

《恐怖分子》:主人公最后在朋友公寓浴室自杀

《一一》依然是杨德昌的作品,比起直白地表现都市人在空虚无聊、压抑孤独下的极端行为,《一一》把人的暗疾埋藏得更深,把非理性的崩溃编织进更有秩序的网里——一切看上去都干净体面,整洁规律,但无处不是缝错了的针脚。

《一一》里的女人们,以歇斯底里宣告她们曾肩负生活的重压。这部被认为是温情的影片有三次女人的崩溃。第一次是吴念真的妻子敏敏,她的崩溃在电影里很突然,吴念真回家时打开灯,发现妻子在哭,她说,我跟妈讲话,几分钟就讲完了,每天都是这样,怎么这么少呢?我的生活怎么这么少呢?

他以为她只是无话可说而无法完成跟婆婆说话的任务,他安排人为婆婆读报。但那并不会让她好受很多,她遇到的是他想不到的麻烦——她离家上山修行,他只是恰好目睹那一幕,按照成年人处理事情的方式: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他为她照顾好两个孩子就够了。

敏敏的崩溃,镜子上贴着儿女的笑容

第二次是目睹了自己母亲和自己英语老师上床的莉莉,她把自己的大提琴都忘了,像只受惊的鸟在家里到处飞,搅散了母亲和英语老师。第三次是吴念真的初恋情人重新敲开吴念真的门,表示愿意放弃一切重新开始,而吴念真只是抱着她等她冷静下来。

而《一一》里的男人们,继续讲述着杨德昌喜欢的主题:理想遇到现实的难堪境遇。主人公NJ和大田都是心有理想的人,但是却只是现实社会里无关紧要的小角色,没有什么行动力,迫于生计还要常常让步(比如听从老同学的差遣,去“骗”大田),而容纳他们洁癖式的理想的空间非常窄——比如音乐,比如回忆,比如两人惨然相伴。

女人歇斯底里的气力太旺,杨德昌却只是一带而过——崩溃的敏敏在影片的最后平静地回到家中;而对莉莉的交待更是巧妙,用一个社会新闻旁敲侧击地带过惊心动魄的复仇大剧,而莉莉在最后是甚至没有出现过;初恋情人只是在吴念真的怀里慢慢冷静下来,并在夜里不留一字地体面离开,当然她得到了一句她可以咀嚼一生的话:“我从来没有爱过另一个人”。

只能这样了,真的。

而男人们情绪的喷发却被延长——NJ与大田在日本商谈中途,接到老同学电话说已经搞定小田,不必再多费事了,NJ握着听筒从冷漠克制到怒而挂断电话:

喂,喂,NJ,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怎样,知道了。
(挂断,老朋友再度打过来)
NJ,刚才怎么了?不要生气......我们又没有对大田做出什么承诺。
(压住怒气)你们这样。(握拳)你们这样很伤耶!知不知道?
伤什么?
大田是个好人,我们怎么做人?
好什么,你这样怎么做生意嘛?
(NJ挂断电话)

NJ对着婆婆说话

NJ对着婆婆说话

正是在这种缩短/延长的处理下,叙述节奏变得平稳温和。也使得电影显得更加温情。而温情之下,依然充满疑惑,充满漏洞,充满杨德昌式的追问——“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呢?”。

杨德昌对于人的存在是很敏锐的(其实我很想说他有存在主义的思想...),“世界”成为不可把握之物,人在世界中充满挫败感,于是人走到理性的边缘——而这一切发生得自然而然、了无痕迹,就好像NJ开灯的那一刹那,才发现敏敏已经被生活压垮。也就是,在温情的间隙,我们与“钱多斯时刻”不期而遇,感到“略带惊愕的疲乏”,并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

但杨德昌没有给出答案,遇到了它,又绕开了它。那些体面地生活的人物对上山灵修,对生辰八字,对运气有着深深的执念,借助古老的崇拜寻找幸福的可能,依托人类理性难以涉足之物将偶然推演为必然。但人们真的相信吗?还是穿过了重重迷障,如同站在镜子面前依托迷雾获得不识己身的安全?是精神寄托之所在,还是只是借此掩盖那因果律下漏掉的偶然因子,即自欺?——比如妻子敏敏最终归来,继续承担。

敏敏坦诚山上山下并无不同

上了一学期的外国文学课的副作用是对现实主义嗤之以鼻,喜欢现代主义花样繁多的叙事技巧,总以为只有在那样的技巧之下才能展现更多的现实面向。《一一》找回了我对现实主义的兴趣,它虽然有洋洋这个儿童角色,但并不是为了以儿童视角带来叙事不可信,已达到疏离效果(现代主义的手法)。洋洋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提醒大人们还有另一面,另一面,至于另一面(后脑勺)到底是什么,到没有明确的所指——只是,当大人们盯住生活糟糕的一面时,还有另一面被忽视了,洋洋提醒着我们。

至于最后,洋洋在葬礼上的那一大段表白,我觉得已经与这个角色不符,它更像是杨德昌开口说话——杨德昌好像很喜欢把自己的思考加入作品中,有时难免生硬——但我还是很喜欢那一幕啊: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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