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 7.0分

民国北洋是正不压邪

杨殳
2018-06-17 看过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政府由北洋系人物掌权,故称北洋政府。图为李翰祥1972电影《大军阀》剧照,其中军阀形象就是北洋军阀。《邪不压正》讲的是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的故事,已经不是北洋时代,但纳入了所谓“北洋三部曲”。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顽主》(1989)T台秀群魔乱舞,王朔原著小说,米家山导演。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1924年的北京朝阳门,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拍摄。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强盗杀赴任官员冒名顶替之事,在清代笔记《清稗类钞》中就有记载,讲的是康熙年间的事,故事里的强盗当了官,上任后表现很好,“为政精明,人咸爱重之”。图为姜文2010年作品《让子弹飞》美国版海报,依次为土匪、恶霸和县长。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1923年春,山东抱犊崮山区发生民国时期最大土匪劫案,惊动全球。1000多名匪徒破坏铁路,挟持中外旅客,要求官方停止劫匪,把自己收编入正规军。图为外媒当时的报道。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忘度,毁伦灭理而已。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1923年,中国精神研究会出版的《催眠术》指南书籍。上面写着:中国催眠学界之绝对权威,执斯界之牛耳者本会而已。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北洋时期的山西同善社合影。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只搞了半个月,北京城挂满了龙旗。复辟后,却对民间有持续影响。鲁迅1920年写过一个短篇《风波》,讲江南某乡间有人得知“皇帝坐了龙庭”,发愁自己已经没辫子了。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思想散乱者,迷信可以统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坚定之;举动飘忽者,迷信可以稳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奋勉之;体质柔弱者,迷信可以发大之。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阎瑞生案发仅半个月,《申报》就发通告说要出书,占住了故事IP的坑。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一步之遥》剧照,姜文与葛优。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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