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们每个人都是“冬冬”

每个人都曾像冬冬那样，徘徊在天性与规训之间。很少一部分人顺着天性顽勇生长，要么违逆着整个社会的恶脸，过着边缘人的生活，要么将一技之长发展为创造力，成为了瞩目的艺术家。而大多数人活着，除了接受规训，成为社会“正常”的一份子，还能是什么呢？

冬冬的抗拒太多漫长了，过了不惑之年仍然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些想要自由、却又没能力为自己创造自由的人总有一天也回走回“正常”的生活，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艺术天赋，来成长为自由职业的人才。但在冬冬身上，体现出天性的强悍，在抗拒社会教条时的所向披靡。

一个人极度地发展出天性，要么是有意为之：那些艺术家懂得整套社会规则，从而能通过自己的才能抗拒它；要么是无力的：他们虽然也了解社会规则，但理解是浅薄的，因而能一意孤行地选择逃避的方式。相比较，后者便显出了愚钝。他们的抗争永远是失败的。成功不来自于直接的对抗，而是在熟知规则后和它玩游戏。

冬冬和余秀华难道不是同一类人吗？卸下了一切道德包袱、礼俗教养，想要在这个规训的社会做自己。两个人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建立在自我天性的观众上，而不是深入观察获得的。他们救命的稻草唯有打自出生起就涌流在身上的作为人的天性，而对文化养成那一套具有十足的钝感力。

这算逃避吗？我觉得不是。逃避是在对对象的真正认知后远离它，保持自己，独享自己的天地。冬冬明显也有向善求好的一面，即便这出于母亲的应求，即便他对商业嗤之以鼻。但他还是去做了，他跑到广州本来是要去采购玉石的。但他一眼就认出了商业的欺诈，这与他的天性是相违背的。

我们得承认，在知识习得之外，人天生就有认知、辨析事物的能力。我们在冬冬和余秀华身上都看到了那一点，如同被开启的天眼，他们总能在第一瞬间认出事物的真相，然后直接抗拒它。如果他们接受过习俗的洗礼或教育，他们通过经验、而非天性来认知事物，那么抗拒多少会为缓和或伪装的方式进行。

这就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并理解的，渺小个人无法与整个社会扛着，于是也就将其当成是“正常”之物接受了下来。抗争不仅无力，而且是注定失败的。在保持良知的同时漠视它，这是一种对策；或者更近一步，在才能的帮助下与它玩游戏。总之，正面交锋只有一个结果：失败。迂回曲折才是胜之法宝。

在普通人看来，冬冬自然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有无奈在里面：接收不到规训，不是规训不够强盛，而是天性过于充足、思维能力过于简单，从而后者束缚不了前者，只能任由天性凌驾于经验。这就是冬冬（或余秀华）作为个体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独特，但又让人颇感无奈的原因。

余秀华如果没有写诗的天赋，她也会像冬冬一样，变成这个社会的边缘人。但因为她有极为过人的写作天赋，她身体和思维上的缺陷反而成为了佐证这种天赋的利器，从而成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家与那些被抛弃的弱势者同样游动在社会边缘，但艺术家是被高举在社会之上，弱势者遗留在社会底层。

因为冬冬没有展现出像余秀华那般的天赋，他就成了另一种典型，这是更多人的典型。两人虽然同样都可以被认为是天性胜过规训的代表，但一者有天赋一者没天赋让两人判然有别、天悬地殊。《驯马》的沉痛，显现在此，它为社会上无数“冬冬”树碑立传，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曾几何时，我们每个人都曾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