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盛夏 7.9分

《盛夏》:关乎摇滚,更关乎爱情

Heidyroyal Tea
2018-05-12 06:29:48

20世纪80年代的列宁格勒——

一个小礼堂里满满当当地坐着一百多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目不转睛盯着台上,轻轻摇晃着脑袋, 时而变换着口型,却又紧靠着椅背生怕弄出过大的声响。礼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样的人来回踱步,也紧盯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没有跳水更没有pogo,电影一开始,我们便随着两个姑娘钻窗偷偷遛进了这一个“乖乖的”摇滚现场。摄影机穿梭在狭窄的后台和紧凑的舞台,台上一个带着墨镜的摇滚乐手,右手重重扫过电吉他的琴弦,嘴紧凑着麦克风。他叫麦克(Mike),年轻人圈子里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盛夏》简洁的故事线索围绕麦克展开:麦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麦克的崇拜者维克多(Viktor)。维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词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渐显露的才华得到麦克的赏识和慷慨相助,与此同时,娜塔莎也与维克多陷入爱情。维克多将麦克视为导师,三人开始了一段看似平稳的三角关系,然而琴弦、鼓槌和声带的震动之下是他们三个谁都躲不掉的痛楚。在逼仄的公寓里哼唱一段旋律、临摹一张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厅偷偷开一场小型音乐会,亦或是回到俱乐部的礼堂正式上台演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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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列宁格勒——

一个小礼堂里满满当当地坐着一百多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目不转睛盯着台上,轻轻摇晃着脑袋, 时而变换着口型,却又紧靠着椅背生怕弄出过大的声响。礼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样的人来回踱步,也紧盯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没有跳水更没有pogo,电影一开始,我们便随着两个姑娘钻窗偷偷遛进了这一个“乖乖的”摇滚现场。摄影机穿梭在狭窄的后台和紧凑的舞台,台上一个带着墨镜的摇滚乐手,右手重重扫过电吉他的琴弦,嘴紧凑着麦克风。他叫麦克(Mike),年轻人圈子里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盛夏》简洁的故事线索围绕麦克展开:麦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麦克的崇拜者维克多(Viktor)。维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词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渐显露的才华得到麦克的赏识和慷慨相助,与此同时,娜塔莎也与维克多陷入爱情。维克多将麦克视为导师,三人开始了一段看似平稳的三角关系,然而琴弦、鼓槌和声带的震动之下是他们三个谁都躲不掉的痛楚。在逼仄的公寓里哼唱一段旋律、临摹一张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厅偷偷开一场小型音乐会,亦或是回到俱乐部的礼堂正式上台演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将三人的交往浓缩进几个特定空间,散落在列宁格勒这座诺大城市的几个黑白角落。显然导演在布光和场面调度上深思熟虑,令封闭的小空间复杂起来,娜塔莎的隐瞒与坦诚和麦克的洒脱与失落,都随着维克多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初见雏形而交织。

但导演还是好心肠地为这些列宁格勒的年轻人们留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虽然《盛夏》大部分现实部分叙事以黑白呈现,但穿插在叙事中的四个超现实片段则以动画形式展现,即该片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口中的“幼稚现实主义”——伴随着四首经典摇滚乐,覆盖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粉笔画为沉闷的火车车厢开启了一场西红柿大战,也可以在列宁格勒撑起整个宇宙,或令这座城市在深夜大雨中拥有一抹有温度的红色。在这些MV式的片段中,摇滚乐调动起了各种年龄、身份的路人和乘客的律动,暗示着这座灰暗城市中的动力正喷薄欲出,而转机亦已暗流涌动。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历史上,麦克·诺门科(Mike Naumenko)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Kino乐队的主唱和创始人。片名《盛夏》便取自Kino的一首歌名。正如对他音乐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性手枪乐队一样,崔本人在80年代末的创作中积极为政治发声。曾作为演员出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Sergei Solovyov)的cult片《Assa》(1987)的他,在该片结尾处一身黑夹克紧握话筒,以他创作的歌曲《改变》为影片作结:“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啦。” 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变革的到来;但时至今日,《改变》仍在几年来俄罗斯民众的抗议示威中传唱。

在影片中,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对政治的表现非常收敛,并没有试图戏剧化或浪漫化这些年轻人在1980年前后的政治参与。导演本人自2012年起担任莫斯科剧院果戈理中心总监,因所制作的戏剧作品多次挑战和挑衅政权而被反复审查,一年前突然被扣上“涉嫌贪污“的罪名而遭拘留至今。然而,就《盛夏》本身来说,导演并没有把政治当做影片的卖点,反而选取了维克多·崔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一个阶段,专注人物和故事本身,政治的紧张感对于影片来说更多是支撑着故事的客观现实。但即便没有正面冲突,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他们对现实、对政权的种种不满,同时,导演也巧妙地将政治氛围的紧张感通过与歌词审查老师的周旋和观众们听演唱会时的正襟危坐传达给了观众。

纵然对于某些资深摇滚乐迷来说,这些苏联的摇滚乐手们有着“蜜汁品味”——他们爱披头士、爱滚石、爱伊基·波普,却也爱比利·乔尔、黑色安息日——但我私以为,这样大杂烩的品味便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们眼中的西方摇滚乐,是他们所热爱的:他们爱狂躁的riff也爱流畅的旋律,爱小情小爱的呢喃也爱愤怒的吼叫,说到底,他们不在乎这是朋克、是硬核还是金属,不在乎这摇滚乐是否血统纯正。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像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脱光衣服冲向清凉的海水,他们只想接近它,更接近它,一切标签都可以被拆除、被撕碎、被遗忘,又或许他们根本不曾看到标签。像呱呱坠地的婴儿疯狂地吸吮着整个世界的灵气,牙牙学语,他们模仿着一种嗓音、一个和弦进行、一段riff,蓄足精神向往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正是这些单纯而莽撞的时刻构成了影片中真正击中人心的瞬间。

再回想那些有轨电车上被画上太空服的醉醺醺的乘客们,和那个跨域半个国家被红色画笔着上一袭红裙只为在雨中痛哭一场女人吧。他们执拗地跑调,打着各自的节拍,管他唱的是神经兮兮的Talkings Heads还是狂妄的娄·里德(Lou Reed),对于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着个体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着变革的来临。

在影片结尾,导演还是选择落回音乐与爱情。回归俱乐部的小礼堂,回归最初望向台上温柔大胆的眼神,回归摇滚乐带来的冲动和纯粹私人的情感记忆。这份记忆之于我是高中时周五晚上骑车10分钟飞奔向的鼓楼MAO Live,也许之于你是一年四季从排练室穿到舞台上都不愿脱下科特·柯本同款开衫,之于他是绑在手腕上的音乐节门票,至于骚柔还是硬核,记忆本身就与这些定义无关,又或许,和摇滚乐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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