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街 厚街 7.9分

深夜爆头、当街手撕小三,他拍出了最不堪的中国

派爷
2018-05-11 看过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曾经说过: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相册是一个家庭最美好、最难忘的回忆;

同样,纪录片也是人类对于生活的客观记述。

令人难忘的,不只是那些雄奇的自然景观,令人叹服的历史文化;

还有那些被时代裹挟的平凡人,他们的生活同样值得被记录。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起中国的独立纪录片。

这些纪录片导演们,经常把关注的焦点,定格在我们生活中的平凡人。

而派爷今天要说的这部片子,同样描绘了一副平凡人的众生相——

《厚街》(2002)

片子的导演周浩,宝宝们一定不陌生。

凭借《棉花》、《大同》两部片子,他连续两年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

今年夏天即将举办的第12届FIRST影展,周浩也会以评委的身份参加。

众多导演中,周浩可能不是艺术成就最高的那个,但一定是最会打交道的那一个。

上能和市长、书记搞好关系,下能和毒贩交朋友。

警察局、急诊室,都是纠纷最多的地方;

他却能在里面,捕捉到最真实的画面。

而这部《厚街》,正是他成为纪录片导演的处女作。

2001年,周浩还在报社担任摄影记者。

组里做了一档关于进城务工者的专题;

周浩看到了同事们关于厚街的报道,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想去厚街看一看。

从此,便开始了他和记录片的不解之缘。

厚街,并不是一条街,而是隶属于广东东莞的一个镇区。

虽然地方不大,但它的繁荣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一年的经济总量超过300亿,是“广东省中心镇”、“全国百强镇”。

改革开放的浪潮,让厚街成为资本最先涌入的地方。

台湾商人在这里投资建厂,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聚集。

这也吸引了大批外地人来此打工。

厚街的户籍人口是10万,而外来常住人口则是这个数字的三倍。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

厚街就像一个小江湖,鱼龙混杂。

对进城打工的人来说,工厂附近的出租屋,成为了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

也是他们远离故乡后在千里之处,建起的另一个家。

厚街将镜头对准的,就是一座编号“No.4432”的群租房。

住在这里的,什么人都有。

工厂工人,二房东,算命先生,妓女,接生婆,无业游民,等等。

这样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算稀奇。

路上躺着一个人,据围观群众们说是被人打了。

为什么被打?因为他是个抢劫犯。

抢手机未果,被人打倒在地。

120来了,医生们检查后,判断这个人没什么大碍。

但是他只是趴在地上,问他话也不应声,说什么也不起来。

于是医生姐姐灵机一动:

“赶快起来,爬到车上,要不然人家一会又来打你了。”

终于,男人爬起来了,踉踉跄跄地去了医院。

围观群众也因此发起了牢骚。

外地人的涌入,对当地的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大半夜里,流血事件经常发生。

两伙人酒后动起了手,把一个人脑壳打破了。

房东急忙把受伤的小伙子,送往医院。

小诊所看到满脸是血的男子,生怕对方送进来,赶快招呼大爷送大医院。

除了小伙子打架,女人街头撕B的事,也时有发生。

朱莫愁是个算命先生,带着小他近20岁的情人秀秀搬进了出租屋。

该巧不巧,他的前妻也在厚街打工。

两个人说起离婚,互相埋怨。

前妻说朱莫愁太花心,男人说女人不回家。

但感情这件事,是说不清的。

谁对谁错,只有他们俩自己清楚。

前妻看到秀秀,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就在秀秀想要回老家那天,前妻在大街上和秀秀厮打在一块,场面十分难堪。

但对那些围观的群众来说,这不过是厚街上,又一个热闹罢了。

人群散去,生活还要继续。

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这个房间住着妓女和她无业的男友;

那个房间住着王叔叔和带孩子的寡妇,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你家的煤气罐着火了,他家的二孩出生了;

生活虽然有很多磨难,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

911之后,许多工厂因为生意不景气而倒闭,也辞退了许多工人。

年轻人们背上行囊,去往了下一个“厚街”,开启他们新的生活。

这部《厚街》,周浩选择了和《差馆》、《急诊室》相同的群像表达;

围绕着一个地方,记录一群人的生活。

其实这样单纯客观的记录,除了展示他们的生存之苦之外,并不能改变这个群体的命运。

但如同周浩所说:

“表面上我们拍这种片子,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但实际上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只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他们的生活现状,才会有人去关注;

关注的人多了,改变自然会发生。

《厚街》这部纪录片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

厚街在发生着变化;

在那里生活的人们,进城务工人员的待遇,同样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也有不少人期待着,周浩再回到厚街,拍一部续集;

看看现在那里的人们,生活是什么样的。

国产独立纪录片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此。

它给了我们一种渠道,去关注那些生活中不被关注、甚至是已经被遗忘的那些人。

从王兵的《铁西区》到张赞波的《天降》;

从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到王久良的“垃圾”系列;

从陈伟军的《生门》到今年夺得金马奖马莉导演的《囚》;

中国从来不缺少良心的独立纪录片,更不缺少良心的独立纪录片导演。

《三十二》、《冈仁波齐》票房成绩创纪录;

让许多人看到了独立影片走向院线的希望;

但是赚钱的,终究还是少数。

大部分的导演,依然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

有这样一个段子,据说陈晓卿曾经和法国纪录片导演雅克·贝汉交流过,为什么拍纪录片的人都穷。

雅克·贝汉回答,有一对常年在非洲拍摄动物纪录片的夫妻,就是千万富翁。

怎么做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原来是亿万富翁。

看似是个段子,背后却满是纪录片人的忧伤。

大多数独立纪录片的变现方式,都依仗着电视台买断和私下放映活动。

有知名作品的,可以拿到投资;

而年轻导演们不仅赚不到钱,有时还可能要搭钱。

他们只能等空闲的时候,接点广告宣传片的私活,来维持生活这样子。

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仍然处于收入较低的水平。

不少人迫于现实压力,选择了改行。

君以国士报我,我却未以国士待之。

中国独立纪录片,从来不缺少好导演,不缺少好观众,更不缺少好题材。

真正缺少的,是对国产独立记录片的支持和帮助。

或许,这才是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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