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 至暗时刻 8.6分

民族国家与义利观

kurtis
2018-05-06 13:06:56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Nations which go down fighting rise again, and those that surrender tamely are finished.

斗争,国家即东山再起;投降,国家便付之一炬。

——题记

仍记得上学期聆听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的原声录音带,尽管其中丘吉尔口音并非醇厚也非流利,其必胜的号角却如此振聋发聩,以致唤醒了英国人民的民族热情与保家卫国、誓死拼搏的决心,使后人深受感染。

影片亦极大还原了丘吉尔在面对国外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国内党派意见分裂的至暗时刻,是如何通过斗争、策略与克里斯马式的讲演力挽狂澜,带领英国最终上下一气。其中,他与保守党同僚,前首相张伯伦和前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围绕义利观的冲突成为了左右英国存亡绝续的决定性要素。因此,通过剖析双方在义利观上的不同看法,我们能够更好理解历史选择丘吉尔“不惜一切代价战斗”(war at all costs)之主张的必然性。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及以其为主体所建立的民族国家而言,其最终利益在于主权的捍卫与民族大义的彰显,前者处于狭义上利益的考量,而后者则是正义的体现

从词源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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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which go down fighting rise again, and those that surrender tamely are finished.

斗争,国家即东山再起;投降,国家便付之一炬。

——题记

仍记得上学期聆听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的原声录音带,尽管其中丘吉尔口音并非醇厚也非流利,其必胜的号角却如此振聋发聩,以致唤醒了英国人民的民族热情与保家卫国、誓死拼搏的决心,使后人深受感染。

影片亦极大还原了丘吉尔在面对国外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国内党派意见分裂的至暗时刻,是如何通过斗争、策略与克里斯马式的讲演力挽狂澜,带领英国最终上下一气。其中,他与保守党同僚,前首相张伯伦和前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围绕义利观的冲突成为了左右英国存亡绝续的决定性要素。因此,通过剖析双方在义利观上的不同看法,我们能够更好理解历史选择丘吉尔“不惜一切代价战斗”(war at all costs)之主张的必然性。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及以其为主体所建立的民族国家而言,其最终利益在于主权的捍卫与民族大义的彰显,前者处于狭义上利益的考量,而后者则是正义的体现

从词源上进行考察,“利”即“利益”,意为“好的结果或于某人/某事而言的优势”[1](所谓优势,意即潜在的有益结果),与工具理性行动中“目的”概念相似。广义的利益概念指涉范围包括所有潜在的有形优势(如物质利益)与无形优势(如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以及已经表现出来的正面结果,而狭义上的利益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显性的短期利益。义”即“正义”,通常包含两条原则[2],第一条为平等的自由原则,即在社会中应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而第二条即是在实践中需要坚持的差别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追求正义往往是个人、社会与国家的终极目标之一,与价值理性行动中价值观概念相类似,这样的价值是一种隐性长期的利益,并会在未来转化为实际结果。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正义其实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利益,二者更多是包含关系,而非相互对立。

下文将分别从狭义的利和义的角度,对丘吉尔及其政敌的政策做出比较与评价。

17~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传统国家纷纷转轨为民族国家,并具有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想象的共同情怀。英国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因而可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理解其政策走向。民族国家的实质利益,无外乎其得以存在的四要素——人口、领土、政府与主权,若从这四项因素逐项进行比较:

(1) 人口方面,丘吉尔主张斗争到底,人口流失势必将异常严重,由于青年人战死沙场,其人口结构也会产生巨大变化;张伯伦主张与德国和谈以避免敦刻尔克的英国陆军被全歼,人口得以极大程度的保存;

(2) 领土方面,丘吉尔的政策势必会使英伦遭受袭击,并且本土作战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而张伯伦的和谈政策能够避免本土的战火侵袭和暂时性的领土完整,然而领海领空权将完全丧失,且长期不排除德国索要领土的可能;

(3) 政府方面,丘吉尔将保持政府的反法西斯立场,显示出政府的强硬态度,无论战事多么危急,民众将永远站在丘吉尔内阁的一边奋战到底,政府的合法性因此留存而得以加强;张伯伦的政策在民众眼中会被视为“卖国”政策,政府的独立性会遭受质疑,因此即使后期建立傀儡政权,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完全消失;

(4) 主权方面,丘吉尔将带领英国民众誓死捍卫所有被侵犯的主权,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爱国情怀;而后者若与德意和谈,主权被侵蚀的结局将难以避免,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对外的独立权、平等权与自卫权都会丧失。

总结而言,张伯伦与哈利法克斯的“绥靖政策2.0”模式虽会保证短期内国家的实质利益(人口、领土),但所有根本利益(政府、主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沦丧,而另一边丘吉尔的誓死斗争,虽然会造成短期内实质利益的极大损失,但对正义的呼求将远远超过偏安一隅的怯懦,根本利益将继续被捍卫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

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实质利益的暂时丧失并不可怕,国家根本利益的缺失才是灭国的真正原因。在萨拉米湾海战中,雅典将领提米斯·托克利面对城邦被占领的不利局势,依然坚称“只要他指挥下的200艘战船满载战士,他就拥有城邦、拥有领土”[3],最终顽强地带领雅典舰队成功击退波斯敌军,收复城邦;而丘吉尔在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最后也有相似的信念,坚信即使不列颠岛被占领,英国皇家海军依然会在海上护卫英国的主权,继续战斗。可见,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任何人口与领土上的实质利益都不及国家主权重要,丘吉尔的选择捍卫了国家主权,也成为所有英国民众继续作战的动力。

民族国家之为“想象的共同体”,其公民心中必存在基于民族的认同感,而这种渗透性的认同在关键时刻能够转化民族大义的精神实质。诚然,在非紧急的国家形势下,各派系能够围绕义利进行争论,正如Yes, Prime Minister中外交部可以通过“危机标准处理策略四阶战术”趋利避义,首相也可以直接调遣军队去满足自身对于正义的追求反制外交部的信息垄断,至于最终采取何种手段,将由双方政治手腕的强硬程度决定。然而,当民族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时,正义将成为行动的最终动机,只要由富有克里斯马的领导者渲染自身的爱国热情,全体的民族大义就会毫无保留地被激发,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就是最终利益所在。

即使在领导者受到政敌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对,民族情感仍会最终说服所有声音。乔治六世一开始坚决反对战争,然而在最终决定是否逃亡到加拿大的那一瞬,出于民族责任感,他坚定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与邱吉尔一起守护着这个国家;蒋介石在抗战早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面对日本人全面侵华的到来,民族危亡时刻下他也意识到,“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加入到爱国统一战线的行列中,一致对外。即使如摩根索重视以权力为边界的利益,他也肯定了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对于国家权力的重要意义[4],并指出民族国家内的民众若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民族性格的持续性与国民士气的稳定性将大为提升,足以支持民族为生存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

民族大义的背后隐含着更为普世的价值观——以斗争方式将确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相比将不确定的未来交给他人进行裁决,更能体现自身生命的意义。“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要破除对义利的二元对立理解的陈见,求同利,共命运,国际社会才能化解纠纷,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愿景得以保证,个人、民族与国家的生存意义也将会得到最终解答。

注:

[1] 参考牛津词典

[2] 罗尔斯《正义论》

[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4]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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