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菊到李雪莲——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法与社会

徐浩哲
2018-05-06 11:14:53

这时天彻底黑了。年关了,饭馆外开始有人放炮,也有人在放礼花。隔着窗户能看到,礼花在空中炸开,姹紫嫣红,光芒四射。——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本文要讲的是两部时间跨度有二十多年的电影,一部是已经被大众熟知的经典《秋菊打官司》,另一部是前年较为火热的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前者自苏力开始,学者从未停止对这部电影的研究; 后者虽然也有不少研究文章,但其角度大多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影视鉴赏上,很少有对其背后法与社会进行深入剖析的文献。

《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秋菊因为其丈夫被村长踢伤后为讨“说法”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故事以警车将村长抓走后秋菊的迷惑不解为结局。相比之下,《我不是潘金莲》中主人公李雪莲的故事更复杂一些:李雪莲为了买房跟丈夫假离婚,结果丈夫假戏真做跟别的女人跑了,还被丈夫诬陷是一个“潘金莲”式的女人。于是李雪莲于是拎着腊肉香油跑去找法官主持公道,她的诉求非常奇葩,先判离婚是假的,再复婚,再真离婚。法院驳回上诉后李雪莲走上了告状之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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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天彻底黑了。年关了,饭馆外开始有人放炮,也有人在放礼花。隔着窗户能看到,礼花在空中炸开,姹紫嫣红,光芒四射。——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本文要讲的是两部时间跨度有二十多年的电影,一部是已经被大众熟知的经典《秋菊打官司》,另一部是前年较为火热的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前者自苏力开始,学者从未停止对这部电影的研究; 后者虽然也有不少研究文章,但其角度大多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影视鉴赏上,很少有对其背后法与社会进行深入剖析的文献。

《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秋菊因为其丈夫被村长踢伤后为讨“说法”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故事以警车将村长抓走后秋菊的迷惑不解为结局。相比之下,《我不是潘金莲》中主人公李雪莲的故事更复杂一些:李雪莲为了买房跟丈夫假离婚,结果丈夫假戏真做跟别的女人跑了,还被丈夫诬陷是一个“潘金莲”式的女人。于是李雪莲于是拎着腊肉香油跑去找法官主持公道,她的诉求非常奇葩,先判离婚是假的,再复婚,再真离婚。法院驳回上诉后李雪莲走上了告状之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数年后李雪莲丈夫去世,她也结束了自己的告状之路。

这两部电影之所以能吸引观众眼球,肯定是因为故事本身还算是比较有意思的。此外,观众也能从中找到些许独属于中国人的“代入感”。不过,越是有趣的东西一旦被放到大荧幕上,就越会让人萌生出一种天然的错觉:这不过是一出戏罢了。从而让人忽略了——这些人、这些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优秀的故事必然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就如原著作者刘震云所言,这是“中国经验的极端叙述”。 但对于那些“很基层”的法律工作者看来,秋菊和李雪莲的故事一点都不极端,类似的案例在法学院做法律援助咨询的同学也许在闲谈间就能给你列举三两个。

当然,要穷尽地研究这些身边的故事是不可能的,这也体现了文学、影视作品带给法理、社会学等学术领域的意义。对于这两部电影而言,《秋菊打官司》吸引了太多学者的笔墨,以至于《我不是潘金莲》这部作品问世时,不少专家认为这不过就是一个翻版的《秋菊打官司》。需要指出的是,我并非认为学者研究秋菊研究得太多,相反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典型,秋菊身上还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我的意思是,把秋菊作为中国法治本土化研究重心的同时,也需要用动态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情况。秋菊之后,中国本土的法治化又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几十年前的秋菊放到现在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本文不可能、也不准备对中国几十年的法治进程发表评论和意见,因为仅从笔者的主观出发,这样的评论始终是狂妄且片面的。只是说,抱有这样的心态和疑惑,我选择将一部分的目光集中在新的主人公李雪莲身上,将其与秋菊进行相应的类比和对比,并尝试去探讨:在现代化的法治的道路上,中国农村和农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又将会导致怎样的结局?

秋菊和李雪莲对法律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对秋菊而言,其根本不知法律为何物。从她讨说法的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中可以发现一些细节:她首先找了找了村长本人,让他赔礼道歉;没有成功后又找了李公安帮忙,无奈其只是试图调解并未给予村长处罚;再到后来去上级政府机关找了领导,希望领导命令村长赔礼道歉,替她主持公道。每一个环节,秋菊均是找“人”解决问题,并非找“法”。秋菊内心的“请求权基础”来自中国传统的“公道”、“天理”,“给付标的”就是秋菊反复强调的“说法”。在她心中并不存在那种无语境的、客观普遍的权利,心中自然也没有与这些权利匹配的法律制度。

李雪莲就不一样了,她是会“利用”法律的。李雪莲为了买房,与丈夫假离婚,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非常普遍且典型的规避法律/法规的手段。面对各地政府出于调控房价、资源分配等种种原因实施的“限购政策”,夫妻双方通过这种“先离婚、再结婚”的方式即可在达成购入多套房产的目标。倘若你有一些有着农村背景的亲戚朋友,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农村像李雪莲这样为了买房而假离婚的夫妇并不罕见。问题来了——你很难说这样的中国农民是个纯粹的“法盲”。

难道像李雪莲这样的农村人是懂法律的?也很难这么说。李雪莲丈夫假戏真做之后,李雪莲便拎着腊肉香油跑去找法官,要求法官认定他们的离婚是假离婚,待双方复合之后再进行一次真离婚,从此断绝和丈夫的关系。这一系列操作恐怕不是一个“懂法律”的人做得出来的。一旦选择了假离婚,就需要承担其可能带来的假戏真做的风险。 从这点上来看,李雪莲的丈夫秦玉河借此机会成功离婚,是比李雪莲要更“懂”一点法律的。

想钻空子假离婚买房,但却不愿意接受假戏真做的后果;想讨回公道时第一时间申诉于法院,自己却提着腊肉香油去找法官。这样的李雪莲,确实很难让人判断其是否真的懂法律,李雪莲的法律水平就这样进入了“薛定谔的猫” 的状态。但你不得不承认,在几十年的法治路上,李雪莲相比二十年前的秋菊是前进了几步的,而且更接近于当下中国农村的普遍状况。

暂且将这前进的几步归纳为“权利意识”和“工具意识”的前进,用词上之所以使用“前进”而非“进步”,是因为就目前而言这样的变化很难定性为“进步”,因此采用“前进”一词以显客观。上文提及秋菊心中缺乏的无语境的、客观普遍的权利,在当下中国农村已经渐渐萌发,这一点在“拆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社会交易的各个领域和广泛的公私对话中,农村和农民的“权利意识”已今非昔比。此外,百姓愿意更多使用法律去达成自己的目的,但不会对法律适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行反思,法律对其而言是更像是“工具”的存在。这两方面是从秋菊到李雪莲中发生的变化,当李雪莲无法通过法律达成自己的目的时,会重新变成秋菊。

秋菊和李雪莲的“说法”又是什么东西?

恐怕张艺谋拍《秋菊打官司》时也没想到,秋菊的“说法”成为了法理学和社会学界竞相研究的对象,其中不乏有一些过度解读。 笔者主观上更赞同赵晓力的观点,“说法”中混杂了中国传统中对血脉传承的重视, 但这与本文所论述的问题没有太大关联,因此不再赘述。同时本文也不试图去剖析“说法”究竟是什么,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展开论述。

依笔者拙见,中国社会所言的“说法”,从结果上来看一定是要让对方在公众场合告诉大家什么,或是说明什么,其内容可以是给出理由,可以是公开道歉,也可以是澄清事实。明确的是,讨回“说法”,讨回的并非经济上的损失,而是心理上的一种救济。秋菊要求村长在村子里承认错误并道歉,是“说法”;李雪莲要求秦玉河公开澄清自己并非潘金莲那样的女人,也是“说法”。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法治发展这几十年来,这样的“说法”在中国百姓心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现代化的法治为当事人提供了丰富且多元的救济手段,其大部分是经济利益上的赔偿。我们必须承认经济上的损害赔偿的适用与普及在法治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事人在经济上获得赔偿之后,对他们而言是否就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救济?未必是这样的。无论是秋菊还是李雪莲,她们设法讨回“说法”的同时,并没有那么经济上的损失与利益。虽然村长把医药费给秋菊的方式方法存在问题,但在随后李公安从中调解中可以看出,即便是并不富裕的农村百姓,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并不在乎这两百块医药费;同样,李雪莲不惜长途跋涉、耗费大量的交通费与住宿费去上访,只为讨回“她不是潘金莲”这一“说法”。

必须承认经济补偿作为当事人救济的合理性。首先,并非所有人都会向秋菊与李雪莲那样为了“说法”不顾一切,一定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在获得经济上的赔偿后就此罢手。其次,毕竟无论能否讨回“说法”,经济上的补偿终归是有价值的。但本文想表达的是——企图通过经济利益上的弥补来解决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中讨回“说法”这一问题,是行不通的。至少从中国推进法治这些年来看,中国人对于讨回“说法”那份“执着”与“情怀”没有一丝退却,这是秋菊与李雪莲身上都没有丝毫改变的东西。

秋菊为了讨回“说法”,大致采取了这样的路径:找村长理论→找司法人员调解→再到上级告状。其思路和李雪莲基本一致,只是这样的路径并未在《秋菊打官司》中被突出强调,但其却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被创作者加大笔墨刻画了一番。而正是这种路径,造就了中国当代无数类似的故事,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最不能绕开的问题——信访。

那么,信访究竟是政府为人民群众设立的沟通机制,还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自发形成的一种惯例?倘若这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群众反映诉求、提供建议设立的渠道,那么在司法体制更加高效和完善的未来,信访制度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弱化甚至取消;但如果信访制度是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惯例,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制度在中国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即便将来它换了样貌,但上访告状的本质不会改变。

两部影片中,创作者均未直接采用“信访”这一表达,采用的是“告状”这一更具传统封建色彩的概念,背后的原因也许不同。“信访”首次被明确是在2005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中, 《秋菊打官司》上映的1992年,信访没有被大众熟知。到了李雪莲生活的21世纪,她所作的一切在所有旁观者眼中都被认定为了信访,创作者继续采用“告状”,一方面是为了让人物形象更加贴近农村,另一方面恐怕是为了减轻影片的过审压力。但“告状”真的与“信访”是一回事吗?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告状”所表现的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混同,百姓一旦有冤屈,会通过向衙门告状来请求官员为其做主。“告状”这一在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制度,既是人治思维下的产物,反过来也不断巩固着人治的运行。中国在发展法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设立了人民法院,并将其职能和编制进行划分。从国务院对信访的定义中更能窥见这一细节,根据《信访条例》,信访指的是向人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其表达的是给政府提建议,并非公民为自己“伸冤”。但无论是上世纪经历中国法治起步的秋菊,还是生活在中国法治发展数十年之后的李雪莲,其面对自己遭遇的冤屈都体现了两个思路:一是找人、找官员,不管其是法院的还是政府的;而是找上级,这一级无法满足诉求就往上找。

本文没有任何批评秋菊或李雪莲的意思,因为即便是政府和法院自己,恐怕也没有理清楚两者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一方面,政府要与法院职能分开,这既是为了保证司法工作的高效与专业,也是减轻政府压力,让其工作更好运转;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愿意完全与法院脱离,一些工作政府还是需要借由法院之手得以开展。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政府官员“写条子”指导法院审判的例子还很普遍,这不能用一个“司法腐败”就让法院和政府背了锅,就目前的上策建筑设计来看,两者的工作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这样的现实,你很难去开化和教导一个来自农村的上访群众:你这个事情应该去法院告,不该来我们政府部门这儿。因此,在信访之下,“涉诉信访”的新概念得以产生。当一个现象普遍到无法改变时,将其合法化或正当化就是你不得不选择的道路。

不可否认中国几十年来在法律制度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但不论其引进什么样的理念和制度,在中国这片土壤上长出的只会是中国特色的树木——“披着法治外衣的人治”。本文不准备讨论“法治”与“人治”这一宏大的命题,只是想客观地回应在本文中笔者自己提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对“告状”的理解和做法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之中。当然,如果说这几十年来“信访”成为了民意的减压阀,那其效果应该还是很显著的。

谈及“上访”,离不开的一个词是“维稳”。

《秋菊打官司》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但维稳应该并不包括在内,至少笔者并未从中解读出维稳的元素。恰恰相反,《我不是潘金莲》中,政府官员的维稳意识成为了作品刻画和讽刺的焦点。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传统讲究“大局观”,凡事需以大局为重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什么这样的大局观意识到了这些年就演变成了被大家热议的“维稳”呢?回到电影中的细节,上级领导面对挺着大肚子的秋菊,应该还算是客气;面对李雪莲时,所展现的却是“过分”的客气。原因无外乎两方面:群众不是那批群众,领导也不是那批领导。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分析了秋菊与李雪莲的区别:同秋菊相比,权利意识和工具意识更强的李雪莲在上访活动中对政府部门产生的压力是要大很多的。但除了李雪莲自身的主观因素,交通的便利才是更为要命的地方,交通因素给基层的纠纷解决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交通并不方便的年代,农村群众会尽可能地在地方解决纠纷和诉求,最多去县里向县长反映一下,闹到市里的就非常罕见了。曾与家乡信访局的一位科员聊天,了解到现在地方的百姓倘若无法解决纠纷,大部分人的反应是直接往中央走,这无疑给基层和中央的增添了很多维稳压力,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格局。在中央这边,就会把维稳这项工作直接拿到台面上去落实。

民意的向上传达一步直到中央,但民意的回应却是要从中央到省、省到市、市到县这样层层向下,这也是李雪莲闹到中央后为何让各个层级的一大批官员受到牵连的原因之一。在面对李雪莲这样的“刁民”,影片中的各级官员的处理并无明显不当,但在这场公私对话之中却无处不见政府与群众的对立。而且,从两部电影的对比来看,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对立明显是加剧了,这样的模式之下,这种对立还将继续。另一方面,与其说领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如说领导的变化未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变革。政府官员的遴选与管理制度并未跟随着中国法治的推进而相应做出改变,面对“权利意识”和“工具意识”越来越强的人民群众,处理同一事件时,现在的官员需要兼顾的事情要比二十年前多很多。

只能说,如何协调政府与群众,本就是千古难题。

自苏力老师的“开山之作”——《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发表以来,“法治本土化”的概念逐渐被大家所熟知。但凡在高等院校就读过法学院,就或多或少能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样一个读起来略有拗口的话题发表些许观点。不夸张地讲,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制度拟制法律草案时,甚至是某个年轻律师在从事法律翻译工作时,脑海里一定会有某个时刻:想起苏力对于法律移植和法治本土化的反思。

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

从《秋菊打官司》到《我不是潘金莲》,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和群众在法治进程中发生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并未因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原先希望通过制度改革解决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在某些程度上甚至还激化了矛盾。当下的中国已经有了不少具备本土特色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党中央也日日强调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这些被结合了中国特色的法律法规也许并未像苏力老师所畅想的那样——“获得重大成功”。甚至有不少法律在移植的过程中,强行结合中国实际,改变了制度本身的目的和作用,最后结果变得非常糟糕。这也使得许多学者感叹:“改这改那还不如完全照搬。” 这难免让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感到产生消极的情绪:要尊重本土的原创性,但中国社会的现实并不买账。

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停止反思。

中国社会依然在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力量依然在重塑着中国社会的格局。至少我们明确了:正是因为有了与现实的对照,我们逐渐明白,任何高深的法学理论,如果脱离了事实的支撑,都不过是装神弄鬼的自说自话;同样,任何理论,如果一味粉饰现状,失去了批判和反思意识,都会失去知识的品格,沦为下流。历史是最终的裁决者,他不仅会判定理论的真伪,还会鉴别理论者品性的高下。

二十年前的秋菊,今天的李雪莲,二十年后又会是谁,又会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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