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Jerry
2018-05-03 17:02:50

一.《秋菊打官司》的问题提出与法学命题

1992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上映,这部影片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取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巨大荣誉。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虽然是一部关于“打官司”的电影,但当时在国内法学界并没有引起多少讨论和解读。

滥觞于苏力的文章《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国内法学界开始对这部电影给予关注,并对影片文本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析和讨论。“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针对影片的同一个或多个问题做出了自身的解读和阐释,丰富了我们对这部影片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努力的方向,是把《秋菊打官司》涵摄进法学的领域中,用法律人的眼光重新“观赏”影片,“批判”影片。

多数学者对于影片的讨论,集中在于秋菊层层“上诉”、一直要求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有影响力的文章如苏力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①]、冯象的《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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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秋菊打官司》的问题提出与法学命题

1992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上映,这部影片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取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巨大荣誉。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虽然是一部关于“打官司”的电影,但当时在国内法学界并没有引起多少讨论和解读。

滥觞于苏力的文章《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国内法学界开始对这部电影给予关注,并对影片文本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析和讨论。“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针对影片的同一个或多个问题做出了自身的解读和阐释,丰富了我们对这部影片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努力的方向,是把《秋菊打官司》涵摄进法学的领域中,用法律人的眼光重新“观赏”影片,“批判”影片。

多数学者对于影片的讨论,集中在于秋菊层层“上诉”、一直要求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有影响力的文章如苏力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①]、冯象的《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②]、江帆的《法治的本土化与现代化之间:也说秋菊的困惑》[③]、凌斌的《普法、法盲与法治》[④]、赵晓力的《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⑤]等。

当然,除了对秋菊要的“说法”进行解读之外,还有学者从影片中不同的角色立场,结合时代背景和地域状况,运用法学、政治学等基本理论对影片做出分析和讨论,如凌斌的《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⑥],从村长的“困惑”出发,展现了“基层民众和普通官员在政府治理模式转向法治过程中的困惑与选择”;又如徐斌的《教化权、官员伦理与秩序变迁——以<秋菊打官司>中的李公安为分析对象》[⑦],则是从李公安的视角展开分析,“揭示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不同的秩序与权力结构的冲撞。”

毫无疑问,《秋菊打官司》已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影片,还蕴含着丰富的法学与社会学命题,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样本。尽管影片距离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且不说影片的某些现象和观念至今仍存在于中华大地上(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影片所传达出的重要讯息我们至今可能仍然没有尽数捕捉。或者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影片的主题也在处于流变之中,研究这些内容对建设法治社会、推动司法改革或许仍有裨益。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秋菊打官司》,重新思考影片中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法律移植与法治本土化、法律与人情、法制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等都有新的启发和借鉴。

二.观后感与读后感之间:《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文本与法学文献

六七年前第一次看《秋菊打官司》,限于知识层次和人生阅历,对影片的认识还是比较朴素和感性的。内心里认可《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很优秀的影片,但更多的只是在电影分析的框架内,和法律的关联是薄弱的,更不会从法学的眼光去看待和解读这部电影。直至近期看第二遍,因为学习法律,对影片的感悟和体会也更深了一层,不仅对民事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流程有了认识,同时因为阅读过《乡土中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著作,对中国基层社会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片中人物如秋菊、村长、李公安、严局长的做法也试图做出全面的评价,而非单项维度的是非判断。

第二次看完《秋菊打官司》,再阅读苏力、冯象、凌斌等学者的文献,观后感与读后感的重合度还是很高的,对作者的许多分析也是“心有戚戚焉”,无非自己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而已。但其中的差异也有很多,尤其是对埋藏在影片情节之下的人情考量和乡土秩序、法律规制和本土资源,通过阅读这几篇文献,形成了更加理性、客观和专业的认识。

首先,秋菊不辞辛苦、孜孜以求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我原以为秋菊所要的就是村长的赔礼道歉,“钱不钱么,无所谓了”,但读了文献之后发现,好像并不是这么简单,尤其是《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将“说法”延伸到了生育制度,读来有让人细思极恐的感觉。其次是法学上的问题,在权重上,更多的还是把这部电影看作一部文艺作品,从而也是用文艺评论的视角去看待。但延伸到法律上,很多语境却发生了变化,这个电影文本也就成了法律文本,赋予了更多的法律意义和内涵。再次就是看问题的深度,这也和第二点有关,对影片的认识还是相对比较肤浅和表面的,文献中却有了更为深层次的挖掘和解读。法治现代化的推进、基层政治的平衡、乡土人情的考量、生育制度的重要性等等,都给了我了解这部影片崭新的角度和迥异的观点。这些是从影片中很难看出来的,不管是这些分析和解读是影片的原有之义,还是学者的合理延伸或者断章取义,都给这个文本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从而通过一部电影,了解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和乡土人情的“龃龉”,认识到法律移植也许并不是解决法治建设问题的最佳之道。

三.发展与延续: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自从苏力的文章《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发表之后,法学界对《秋菊打官司》的关注度迅速上升,涌现出了众多关于这部电影的分析文章。由于探讨主题的差异,以及文章质量的参差不齐,本文主要以五篇文章为例,挖掘影片的深层次内涵,探讨文章的主题表达和影片之间的理论关联。这五篇文章分别为:苏力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冯象的《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赵晓力的《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凌斌的《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徐斌的《教化权、官员伦理与秩序变迁——以<秋菊打官司>中的李公安为分析对象》。

(一)秋菊的“说法”为哪般

影片中秋菊之所以从村到乡、县、市,一遍遍“上诉”,直到“打官司”(行政诉讼),就是因为她一直要的“说法”没有得到满足。或者从秋菊的立场出发,也就是她所要寻求的正义一直没有实现。那么秋菊要的“说法”到底是指什么呢?绝大部分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几乎一致认为,秋菊所要的就是村长的一句赔礼道歉,这也是从影片中可以明显看出来的。

在苏力的文章中,并没有给“说法”一个具体明确的解释,而是默认观众和读者都已经知晓。“其实这个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知道秋菊的‘说法’是什么;仅仅因为在这个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没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因此无法理解‘说法’这一不合所谓的现代法治模式的请求”。也就是说,苏力也是认为秋菊要的说法就是村长的赔礼道歉,但是秋菊的“说法”和正式的法律制度不兼容,所以在政府主导的法律程序中便没有存活的空间,因此秋菊在一级级政府面前,即使得到了物质上的赔偿,依然觉得自己的“说法”没有得到满足。

由于苏力没有对秋菊的“说法”展开过多讨论,冯象的文章便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延伸,,“考察‘大写的真理’的实际构造和运作”。在实质上,冯象认为秋菊要的“说法”和苏力认为的并无不同,但是两者的分歧却是由此产生。影片中,秋菊一直得不到她要寻求的“说法”,导致了“秋菊的困惑”。在苏力看来,这种困惑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和当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碰撞产生的,或者说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资源和本土资源之间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且难以协调的。解决之道便是重新反思法律工具论和法律普适论,“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而在冯象看来,“秋菊的困惑”是再也正常不过的,是“法治得以‘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也即,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只有产生了一个个这样的“秋菊”们,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去寻求自己的“说法”,为权利而斗争,法治建设方有希望。苏力认为,正是因为有了“秋菊的困惑”,所以需要本土资源;冯象认为,正是因为有了“秋菊的困惑”,所以才能实现法治现代化,这是两者观点的最大不同之处。

凌斌认为,“秋菊要讨的‘说法’,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赔礼道歉’,而是让一个‘公家人’,让一个‘干部’给她赔礼道歉。让公家人给老百姓赔礼道歉,这是秋菊讨说法的要害。”但究其实质而言,和苏力、冯象的见解基本相同,不再赘述。而赵晓力的文章则给出了更为新颖而有深刻的解读,当然,这种解读也是对以上学者观点的延伸和发展、深化和细化。在作者看来,秋菊要的“说法”,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个“公家人”给一个老百姓赔礼道歉,而是对万庆来和秋菊的后代的侵害的道义上的补偿。因为村长踢中的,不仅是庆来“要命的地方”,如果秋菊所生的是个女孩,村长就踢断了万家的香火和血脉。而秋菊要的“说法”,就是“她肚中的娃儿,就是万家的血脉”,所以秋菊千辛万苦维护的权利,“并不是她或她丈夫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普遍的生育的权利,一种对于生殖的古老信仰:破坏生殖是最大的犯罪”。由此观之的话,秋菊就不在是一个维权斗士,反而是一个有着浓重的、落后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农村妇女,她的执着也不过是根植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当然,至于这是作者对影片的合理延伸还是过度解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维度和看问题的视角。

笔者倾向于认为,秋菊要的“说法”就是村长的赔礼道歉,一个公家人给一个老百姓的赔礼道歉,并不赞同赵晓力的观点。其一,秋菊在一级级讨要“说法”的过程中,未向任何一个政府人员主张生育权(即使秋菊不会表达“生育权”这样“高大上”的词,依然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甚至都未向自己的家人透露出这一讯息,只是说村长踢了人,应该给个“说法”,也就是赔礼道歉,在她看来,“钱不钱么,无所谓了”。其二,也就是最重要的,万庆来“要命的地方”经鉴定只是轻微伤,很快也就恢复了,并不影响生育。而秋菊之所以一级级讨要“说法”,只是因为村长没有赔礼道歉,“欺负人”。所以徐斌所说的秋菊所讨要的是“生育权”,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既然秋菊已经知道了不会影响生育,又怎么会如此固执地主张这项本来就没有失去的权利呢?

(二)《秋菊打官司》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

尽管五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尽同,但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方面是电影文本所产生的问题决定的,同时也是学者之间阅读各自文章之后,有了思想上的交流和争鸣。具体而言,表现在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构上,既有内在关联,又彼此区分,既有分享同一个见解的“殊途同归”,也要同一个现象得出不同结论的“分道扬镳”。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⑧]共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的观点比较突出,尽管如此,文章的核心主张还是一以贯之的,无论是讨论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还是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其中心还是现代西方法律制度(我国通过法律移植而来的正式法律制度)与中国本土的风俗、习惯、惯例(本土资源)的冲突与协调问题。所以作者才会讨论法律产品的供给,反思“理想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法律观”。进而,主张“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所以,苏力批判的也就是法律工具论和法律普适论,主张尊重人们的原始创新,尊重扎根中国乡土的本土资源。

冯象的文章《秋菊的困惑与织女星文明》[⑨]则是从苏力没有展开讨论的“说法”谈起,同样是论述法治现代化和秋菊讨“说话”失败的关系,上文已有提及,两者的观点是迥然有异的。冯象认为,法治现代化不是理论的事业,而是实践的事业,法律移植就是要生产出一个个“秋菊”,并通过教育和改造,实现这些“秋菊”从法盲到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这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用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即,冯象的核心观点是,“秋菊的困惑”正是法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苏力的核心观点是,正是因为“秋菊的困惑”,解决“困惑”之道是尊重和重视本土资源。但笔者并不赞成冯象的这一结论,我国作为现代法律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秋菊的困惑”是法治现代化或者法律移植过程中产生的正常现象,而非“前提条件”。所谓“前提条件”,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必备要件,“秋菊的困惑”显然不是法治现代化建设所必须具备的,而是需要化解的。冯象观点的谬误之处在于,缺少严格缜密的论证过程,混淆了现象和条件的区别,倒置了原因和结果的位序。

赵晓力的文章《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⑩]与苏力、冯象的观点联系并不紧密,而是另起炉灶,通过分析电影文本中的人物对话,按照时间序列,从说法、面子、官司、肋、睾丸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面子和睾丸两个部分。其一,秋菊所要的说话,简单而言就是村长的赔礼道歉。村长始终没有低头,为的就是一个“面子”,怕“臭了名声”、“以后在村里没法工作”。其二、作者认为,秋菊的“说法”意味着一种生育权,意味着万家的香火和血脉的延续。说到底,秋菊并非如众人解读的,是一个维权斗士的形象,而是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观念(主要集中于重男轻女)的农村妇女形象。关于这一点,笔者并不赞成,上文已有提及,不再赘述。

上述三篇文章主要是从秋菊的立场出发,以秋菊为分析模型,但缺少对影片中其他人物行为动机的考察,难免失之偏颇。凌斌的《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11]则是以村长为分析模型,从“秋菊的困惑”转向“村长的困惑”,探讨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民众和普通官员的“困惑与选择”。本文和苏力的文章讨论的相同的问题是,“如何在建立现代理性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兼顾和吸纳中国传统吏治的人情逻辑(也即苏力所说的‘本土资源’),使法治改革更能够适合中国的土壤”。不同的是,苏力是从秋菊的视角,凌斌是从与秋菊相对立场的村长的视角,可谓一体两面,都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这篇文章和赵晓力的文章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对于“面子”问题着墨甚多,这是苏力和冯象没有论及的。因为秋菊的“说法”之所以没有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在于上级的裁决均是让村长经济上补偿秋菊,从而保全和维护了村长的面子。因为李公安、县公安局、严局长的行为“最终是对公家和私家双重利益的小心维护,反映的是‘村长的面子’对中国行政体制和基层秩序维护的双重意义”。

《秋菊打官司》的主角,也就是对立的双方——秋菊和村长,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从秋菊和村长的视角分析和讨论问题,这也是“主角光环”的湮没效应。不用于前四篇文章的是,徐斌的《教化权、官员伦理与秩序变迁——以<秋菊打官司>中的李公安为分析对象》[12]则是以李公安为分析模型,根据李公安在调解过程中的行为转变,“着重分析处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游弋的李公安在秋菊的官司中的三次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其依据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模板,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出的“教化权”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揭示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中不同的秩序与权力结构的冲撞”。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也是文章不同于其他四位学者的地方。有基于此,作者把苏力的文章概括为“普世与地方”的问题,把冯象的文章概括为“斗争与支配”问题,把凌斌的文章概括为“精英与大众”的问题,把赵晓力的文章概括为“古典与现代”的问题。笔者倒是不太同意这种概括,试图用看似精辟的词组去概括一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不仅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和懈怠,也是对作者本人观点的轻视和鲁莽,毕竟,这其中的以偏概全肯定是存在的。最后作者认为以上的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重新安置秩序变迁夹缝中的广大基层党政干部的伦理”。作者正是通过李公安这一基层党政官员为模型,展现其在自然共同体中的礼治秩序、乡村共同体中的政法秩序和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中构建的法治秩序中的角色冲突和身份转换。

四.未完的影片,待续的理论

关于《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以上学者的探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认识影片和现实的理论视角,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尽管如此,《秋菊打官司》依然是一座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富矿”,丰富的文本内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问题和答案,这些学者并没有穷尽对影片所反映的问题的认知,更不会垄断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答。《秋菊打官司》依然是一部常看常新的电影,随着法治现代化和司法改革的进行,原有的问题尚未解决,崭新的问题还在产生,正如片尾秋菊站在村口公路上,满脸困惑,不知所措,我们所要做的,而是行动起来,认清现实,拓宽理论,拆除阻碍其间的沟垄,同时搭建起两者之间的桥梁。

五.参考文献:

[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0页。

[2] 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6页。

[3] 赵晓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J].北大法律评论,2005(01)。

[4] 凌斌.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J].政治与法律评论,2011(01)。

[5] 徐斌.教化权、官员伦理与秩序变迁——以《秋菊打官司》中的李公安为分析对象[J].政治与法律评论,2013(01)。

[6] 江帆.法治的本土化与现代化之间——也说秋菊的困惑[J].比较法研究,1998(02)。

[7] 凌斌.普法、法盲与法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02)。

[8] 薛爱娟.《秋菊打官司》案引发的思考[J].河北法学,2000(02)。

[9] 桑本谦.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J].现代法学,2006(01)。

[10] 丁国强.秋菊,人治与法治的“中间物”[J].中国审判,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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