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氏911 华氏911 7.9分

细细的“红线”——浅谈纪录片中的真实与虚构

何以不解忧堪忧
2018-04-29 14:13:20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1988年,《细细的蓝线》在美国上映,这部用事件重现的办法再现争议案件的纪录片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2004年,同样是在美国,借由“9·11”事件的纪录片《华氏911》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虽说这部《华氏911》没能如前者一般掀起社会巨浪,推翻小布什的连任,但高傲的戛纳29年来首次颁给纪录片大奖,仍是让人难以忽视它的力量和价值。当纪录片越过传统的“红线”,反而获得了“第二春”,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与虚假应当就此作出让步呢?

1999年出版的《辞海》对“纪录片”的定义是:“对现实生活或历史性事件做记录报道的影片。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现场拍摄为主要手段。”这一定义明确地标示了纪录片不应当触碰虚构;但以此标准而言,利用“真实重现”式的方式重演历史,似乎也就此碰壁。

英国纪录片运动创始人格里尔逊对待纪录片真实的边界概念就要宽松很多,他认为纪录片就是具有像档案、文件一样保存某种生活与事件真实状况的功能,因此也可以用来进行教育和宣传。他更倾向于发挥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他的论调:“纪录片的根本任务在于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直接影响了一部分的纪录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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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细细的蓝线》在美国上映,这部用事件重现的办法再现争议案件的纪录片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2004年,同样是在美国,借由“9·11”事件的纪录片《华氏911》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虽说这部《华氏911》没能如前者一般掀起社会巨浪,推翻小布什的连任,但高傲的戛纳29年来首次颁给纪录片大奖,仍是让人难以忽视它的力量和价值。当纪录片越过传统的“红线”,反而获得了“第二春”,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与虚假应当就此作出让步呢?

1999年出版的《辞海》对“纪录片”的定义是:“对现实生活或历史性事件做记录报道的影片。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现场拍摄为主要手段。”这一定义明确地标示了纪录片不应当触碰虚构;但以此标准而言,利用“真实重现”式的方式重演历史,似乎也就此碰壁。

英国纪录片运动创始人格里尔逊对待纪录片真实的边界概念就要宽松很多,他认为纪录片就是具有像档案、文件一样保存某种生活与事件真实状况的功能,因此也可以用来进行教育和宣传。他更倾向于发挥纪录片的社会功能,他的论调:“纪录片的根本任务在于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直接影响了一部分的纪录片制造者们。

在以《华氏911》为代表的“非虚构性”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们构造“真实”的倾向。以迈克尔·摩尔为例,他将新闻中的片段重新挑选、剪辑、调整速度,再加上他的配音,赋予原先的内容新的倾向性含义:在布什电视采访的新闻片段中,导演将他台前准备的镜头刻意地拖长了,并反复放映,搭配自己的解说词和前后的内容,无一不向公众暗示着“无能的布什”这一形象,彻底解构了总统自我建构的公众形象,并顺势讽刺了布什政府。

单就操作方法而言,《华氏911》和《细细的蓝线》是不同的,《华氏911》选择了真实的素材而非历史重演,来向观众企图证明“事实真实”——这并不可直接代换,但经过了导演的精妙包装之后,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功——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此片讲述的就是真人真事。

当然,这种操作并不是不可以被允许的。虽说纪录片同新闻一样,都冀求传者可以葆有最大程度上的客观与中立,但是我们同样清楚,但凡涉及“人”的表达的产出,总是难以避免主观性的存在。就算是导演、制片方尽力做到客观、隐藏自己存在式的拍摄后,被摄对象因为“被摄”的存在,也会产生微妙的表演性变化。银幕上呈现的内容,本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

受到美国一度风行的“非虚构写作”影响,以及较为成熟的电影(剧情片)制作模式,摩尔对自己的纪录片素材大胆下手,“故事化”地再造出了一部纪录片。虽然其中暗藏政治、曲解真实,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要求;但同时我也认为,这也代表着纪录片历史上一次成功的技术尝试,引入了更多的技巧性表达去试图“引诱”观众;还象征着电影人“我”意志的一种觉醒:影人们在意识到无法剥离“非客观性”的前提下,以真实素材为幌子,直接进行了主观表达。甚至给纪录片这一体式,赋予了更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我并不认为获得金棕榈奖证明了本片的艺术成就,它获奖的原因还是和政治更密切)。

从观众角度而言,纪录片之所以令人“兴致缺缺”,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纪录片的呈现方式没有剧情片那么灵动,传递的信息量也是大多数观众的休闲需求无法之重。故而近年来关于纪录片的“故事化”也是学界业界都在探讨的方向之一。高昕在《浅谈纪录片的故事化创作》一文中指出:“纪录片故事化的创作,可以看作是纪录片在向影视剧靠拢、借鉴、互补和融合”。“纯粹记录”和纪录片的从属关系渐渐获得了大众认可,纪录片动人的细节、情节也成为了获取观众记忆点和共鸣点的存在。由此而言,《北方的纳努克》中的搬演、《圆明园》中的历史重现、《海豚湾》中的悬念塑造等诸多“不纪录”的技巧手法,却是令纪录片如虎添翼的关键武器。处理得当、真实基础的故事化细节,可以不仅传递“真实”的说服性,同时为纪录片增添动人的“故事性”,为其商业性的宣发留出空间。

美国电影学者维维安·索布切克在比较分析了观众对家庭录像、纪录片、剧情片所做的不同反应后发现,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原本在现实世界中运作的意识活动并没有悬置或停止,而是继续运作,并影响到观众对于影片的感知、判断和接受。在一代代纪录片制作人“聪明”的同时,观众也变得“更聪明”了,“魔弹论”只能盛行一时而非永久。观众在观看纪录片的时候,本质上的诉求,或是说心里期待还是渴望接受真实,而非遭受“愚弄”——倘若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披着“纪录”幌子、尽着“宣传”职责的纪录片,这种失衡失准的“故事化创作”可能会招致“觉醒观众”的大量不满,导致纪录片本有的市场进一步萎缩。这时候纪录片的“真实伤害”不再是对被摄者拍摄时的道德取舍伤害,而是转移到受者接受预期和接受内容之间不对等的伤害。

综上而言,对于纪录片,要想做到完全的真实固然不可能,信奉真实而为此伤害被摄对象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我们要肯定纪录片摄制者们为纪录片创作手法作出的一步步推动和进步,但也要警醒这条细细的“红线”——真实为原则。可以利用故事化手段推动表达,但不可逾越——以个人意志为原则,捏塑出“非记录”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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