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你明月几时有为什么这么牛逼

有为小朋友
2018-04-16 00:43:14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早上起来心里还是满满的感动。下面文字开头结尾是昨晚加的,中间是本人尚未面世的书稿的一小部分。这个电影给我什么感觉呢?很久很久以前听说她用周迅拍了一个抗战谍战还有动作元素的戏,以为是《风声》《听风者》那个调调。后来看了点香港历史,心想根本没有抗战你拍什么抗战啊,不是相应挡的号召命题作文吧?等看到成片的时候,天啊简直就是分分钟拍大腿!伟大的现实主义!这不是刻意要搞什么平民化生活化散文化,而是让我感觉“原来是这个样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历史书干巴巴的叙述一下子鲜活起来了,变成了真正的生活状态。而且每次看到许导,语言表情动作,永远那么真诚质朴,像个孩子,用林奕华的话说“这个人必须也很爱电影”,她是有多爱电影啊!昨天新浪潮也再聚首了,有生之年系列。许鞍华71岁了,还在拍,初衷不改。我希望时间再慢一点,希望她再给我们带来一部,又一部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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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完金像奖颁奖,明月几时有不出意外地大丰收。从提名时候自媒体和影迷们大概就是一片哀嚎了,今年可以说是香港电影衰到扑街的一年,我担心的就是评委会怎么保住面子不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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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来心里还是满满的感动。下面文字开头结尾是昨晚加的,中间是本人尚未面世的书稿的一小部分。这个电影给我什么感觉呢?很久很久以前听说她用周迅拍了一个抗战谍战还有动作元素的戏,以为是《风声》《听风者》那个调调。后来看了点香港历史,心想根本没有抗战你拍什么抗战啊,不是相应挡的号召命题作文吧?等看到成片的时候,天啊简直就是分分钟拍大腿!伟大的现实主义!这不是刻意要搞什么平民化生活化散文化,而是让我感觉“原来是这个样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历史书干巴巴的叙述一下子鲜活起来了,变成了真正的生活状态。而且每次看到许导,语言表情动作,永远那么真诚质朴,像个孩子,用林奕华的话说“这个人必须也很爱电影”,她是有多爱电影啊!昨天新浪潮也再聚首了,有生之年系列。许鞍华71岁了,还在拍,初衷不改。我希望时间再慢一点,希望她再给我们带来一部,又一部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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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完金像奖颁奖,明月几时有不出意外地大丰收。从提名时候自媒体和影迷们大概就是一片哀嚎了,今年可以说是香港电影衰到扑街的一年,我担心的就是评委会怎么保住面子不要搞得太难看(毕竟年年高呼香港电影不死实在是太尴尬了):一来要在矮子里面拔将军,二来就是考虑鹤立鸡群的明月几时有跟其他电影的奖项搞搞平衡——多亏这是个“文艺片”,还没到去动作特效奖项上抢饭碗。

这部电影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前两天重看,比一刷感觉又提升了一大截,谁说什么形散神不在,哪哪都不散!那种叙事的节奏和氛围令人着迷。刚刚文念中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细节几乎让我落泪:美术师要重现一个战时香港的场景是很有难度的,当大家战战兢兢看完初剪的样片后,年过70的许鞍华走出门口时忽然跳了起来,说“耶!我终于拍出我想要的香港了,那个时代的香港!”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许导对电影从来不变的赤子之心,这是电影工作者对于叙述“我城”大历史的热忱和责任!为什么金像奖一定要青睐它,因为这是香港的历史,而且是很难说、从来没人说过的历史。许鞍华填补了这个空白。

很明显,这是一部另类的“主旋律”“抗战”影片——没有爱国的口号、曲折的情节和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诉诸平凡琐碎、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研究者们也反复讨论平民视角、生活化、反叙事等话题。然而似乎没有评论注意到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实:电影中的人物、场景和生活状态,与其说是为了寻找讲述抗日的另类视角,不如说就是高度写实——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不会贸然入侵。这也是为什么1937年之后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都逃往香港避难。但随着侵略野心不断膨胀,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7日偷袭珍珠港,8日开始进攻香港。经过十余天的抵抗,12月25日——被称为“黑色圣诞节”——时任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可能有正规的政治机构和军事力量出现在香港,与日军的正面会战是英国军队(包括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在这场短短的战争中,日军伤亡2700多人,英军伤亡2100多人,被俘万余人。电影《香港仔》(大陆译名为《人间小团圆》)开头,饰演导游的杨千嬅就讲述了这一段历史。今天香港岛东部的赤柱军人坟场(Stanley Military Cemetery,又名赤柱国殇纪念坟场)安葬的就是战争中死去的士兵和少数平民(当然主要是欧洲人)。所以香港抗战为什么少有人提?为什么它注定不可能拍成我们的“主旋律”“抗日神剧”——道理明摆着,仗是英国人打的,这片土地上压根没有“中/日”战争。

短暂的战争结束后,香港就进入为期三年多的沦陷期,直到日本投降。日本占领香港,所打出的意识形态旗号依然是“大东亚共荣”,是将香港从西方国家手中拯救出来,是以领导者自居、团结整个东亚去对抗西方文明,这一思想也反映在李锦荣、张小姐和日本军官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中。日本推广“军票”,用来换取香港市民手中的港币,这种经济上和货币上的诡计实际是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掠夺物资,用于支持日本其实已经难以为继“圣战”。贫穷和匮乏成了城市生活的普遍状态:方兰母亲面对拖欠房租的茅盾夫妇,不是催缴驱赶,反而要执意挽留,因为迟缴总比没有好,不然她连一个租户都找不到;一包大米、一块糕点都弥足珍贵,方母要“换了几张军票”才能做上一顿肉菜;婚宴一大桌子人只能分得一小块蛋糕,连婚礼的人员和仪式都凑不齐——拮据和窘迫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点细节里。

1942年2月,日本发布《归乡所发公告归乡民书》。由于香港土地面极小,耕地更少,日常的食物和日用品都需要依靠内地输入,1938年广州沦陷后,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人口暴涨至140万。日军占领香港主要为搜刮战争物资,而无心治理,遂要求香港居民尽可能地返回大陆。日方还严格限定了归乡者携带的行李物资,也就是说当地居民不得不把大量财产留在香港,当然也就很容易被窃或者充公了。1943年后,日方甚至强行规定每日必须遣返一千人。这种政策执行到日本投降前夕,香港人口仅剩60万。电影中的“平淡”、“生活化”其实反映了一个实情,那就是夸张点说,这座城市几乎就没!有!人!《十月围城》里中环是熙来攘往的繁荣街景,是开埠活力之所现。而《明月几时有》镜头下的城市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派萧条清冷、寂若无人的景象。除了宪兵队部分的紧张凶险和婚宴一场戏勉强挤出的热闹,其余皆是门户紧闭的房屋,空无一人的街巷,每个故事段落里面除了几个主要角色,连路人群演都不需要。这里当然不存在战争的激烈对抗,只有几个孤零零的人物在空荡荡的场景里行动,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疏离和寂寥。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香港人的反抗只能是有限的,局部的,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电影以刘黑仔、方兰、方母、李锦荣为主,固然可以说是平民视角,同时也是一种“限知视角”。特别是方兰和方母,她们虽然比《十月围城》里面的志士要更明白自己行动的意义——反日爱国,但也只是一场庞大战役里的小小环节——只是送情报,却不知道情报是什么、为了什么。这也类似敦刻尔克》的限知手法,它放弃了描述战争的前因后果、价值立场、历史意义之类,而只是聚焦于普通士兵在一场大撤退中极为个人化的感官体验。同理,我们看战争片或谍战片往往也是关注一个完整的行动,弄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担心结果是否圆满成功;然而《明月几时有》除了开头的转移文化人,后面再没有一个完整的任务、战斗或密谋,只有被切割出来、交到普通人手里的一点小事:在“空城”里发发宣传品(宣传的效果——有谁来看呢——也不做交待),递递小纸条。“平民”在他们“限知”的“视角”里,本来就不可能把握战争的全部面貌,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事,也就是“抗日”这么宏大的概念具体化到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的全部内容。所以电影避开完整而离奇的故事,只给观众呈现一次次平凡而重复的传递;它不侧重于历史的来龙去脉,而是要揭示在日常生活中“传递”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展现平民在行动中的勇敢、辛劳和坚毅。方兰成了一个发挥连接作用的转喻,也是一个部分代整体的提喻:她是被刘黑仔发展为地下工作者的,方妈妈一直担心她;有一天当她要替疲惫的方兰去送信,方兰不许,她就说:“阿云已经送过了,三嫂也送过了,我不能去?”可见方兰以及更多普通人的行动又影响了她,以至于这个“自私、爱面子、顾自己”的老太最后临危不乱,坦然赴死。我们又不难想象,像方兰和妈妈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多少呢?他们可能不懂抗日救国的大计,也不知道自己这趟任务有什么含义,但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甚至包括放了方妈妈的巡警——都在力所能及地做一点贡献。没有硝烟的香港依然有反抗的战斗,在这里,战士和平民没有绝对的区别。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就是“斌仔”这一元叙事或曰伪纪录片的设计。这种手法在许鞍华的作品里并不少见:早期几部作品就善于运用画外音和多视点叙事;《千言万语》通过街头说书人讲述香港80年代的社会运动;《黄金时代》更是因演员跳出角色对观众讲话的间离手法而受到热议。《明月几时有》的开头、中间转场和结尾,都采用了一种黑白色调来“纪录”导演(也许是为了搜集资料)访谈东江游击队老成员的“真实”场景,斌仔——当然是由梁家辉扮演的——作为亲历者讲述了方兰和刘黑仔的故事。一般来说,间离和元叙事都旨在打破现实主义的幻觉,应用在历史方面,也就是所谓“历史的文本化”:暴露出任何历史也不过是一种符号的编织物,不过是从某个立场、按某种观念、传递某种意义和价值的一次叙述活动,而不是它呈现出来的仿佛自然透明的历史本身。但不同于《敦刻尔克》的去意识形态化的“限知”,也不同于《千言万语》夸张的“戏说”,斌仔的讲述毋宁说更具有某种建构力,凸显导演对香港历史的肯定性主张:伪纪录片的手法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可能是戳穿幻觉,也可能是强化真实,本片对于香港的战时氛围和生活状态的高度还原,以及梁家辉质朴无华的表演,都在极力打造一种逼真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从被讲述的故事内翻转到讲述者的故事外,有种属性一脉相承,有种意识形态得以强化,那就是“平凡”——正如香港的抗日行动是寓于日常生活的静水深流之中,正如方兰等抗日“英雄”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斌仔亦是如此。在战争岁月里他是少年战士,在和平年代他就是一个的士佬,言谈间那种仿佛“配不上”大历史的拘谨和羞涩,一如方妈妈被枪毙时还怕拖累了朋友的那种卑微和歉疚——这种严重背离了任何崇高感的平凡性,反而更具有悲壮的感染力。而跟斌仔一起受访的那些大叔大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谁又会想到他们身上也都有一段风云激荡的经历呢?

最后方兰对刘黑仔说:“我原来的名字叫孔秀芳,你要记住我的名字。”这是一个悖论。原来方兰不是真名,那孔秀芳呢?一个又一个名字在历史的河流中流过,你甚至分不清真假,找不准对应的人。这些普通人的名字,照理我们应该记住,但是又怎能记住?英雄注定无名,历史又镌刻在哪里?片尾画面由战时香港自然过渡到五彩斑斓的现时香港,斌仔告别导演和伙伴,匆匆去开下一份工,佝偻的背影钻进计程车,又消失在茫茫的城市里。这大概也是导演对香港历史的看法:从过去到现在,千千万万人组成了香港,千千万万人守护着香港,那些细碎的故事不容易讲出来,但却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它就在那些日常生活里,在每个普通人身上,在不易发现的平凡角落。

恭喜许鞍华,拍出了她心中的香港抗日。感谢许鞍华,为这座城市书写历史。敬佩许鞍华,71岁了,归来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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