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12 21:56:32

本片改编自拍摄于2002年,由刘伟强、麦兆辉联合执导的香港影片《无间道》。尽管是一部改编电影,但本片依然体现出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鲜明的个人烙印和艺术风格。马丁·斯科塞斯从小生长在美国现代都市曼哈顿的意大利区,是移民后裔,父母都是虔诚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宗教信仰的耳濡目染,为斯科塞斯的影片提供了厚重的人文积淀,同时身体里流淌的西西里岛人热情的血液,又为这位电影大师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斯科塞斯的作品题材多样,但涉及最多的,无疑是探讨罪与罚、救赎与重生的黑色电影。他不断将镜头对准黑帮题材,用时而生活时而艺术的笔调,为观众描绘出富有神秘色彩的黑帮人物独特的价值观和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无间行者》亦为黑色电影,它和《无间道》的故事框架相同,且都将关注点落在两位卧底的心理描写与人性纠葛上,但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其不同点更多。首先,《无间行者》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宗教信仰与现实这一在西方最受关注的哲学命题。这一方面源于导演斯科塞斯在天主教会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他作为一个意大利移民对于美国文化中信仰缺失这一现实问题的探讨。传统意义上,宗教信仰常作为支撑人物行为方式的内在精神动力出现,但在西方人本主义理论及后现代思潮的作用下,宗教的神圣力量被解构了,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及精神信仰的多元趋势。大量西方现代艺术作品从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对宗教的质疑、对上帝的反叛、对生命的困惑以及消极、绝望的人生态度。影片正是在此影响下,多次表现出信仰丧失对人物心理及行为方式带来的影响。卡斯特罗摒弃对神的奉献精神,宣告世界要为他的需求服务,教育少年苏利文“这个世界没有人会施舍你,想要什么东西必须自己去争取”、“当面对上了膛的枪时,是警还是匪没有区别”。这些实用主义的理论和是非混淆的道德观,深刻影响了苏利文对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年轻的苏利文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神父的儿子,一个曾经最接近信仰和圣母的人转而进入最黑暗的城市角落,成为一名冷酷无情、虚伪自私、为了欲望不择手段,跻身进入“上流社会”的典型人物。苏利文的心理矛盾一方面是“正邪”立场错位带来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宗教信仰与现实中信仰沦丧带来的矛盾。当宗教的“罪与罚”不能解决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问题时,他对神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相信“没有人会眷顾你,只能自己去获得”的现实主义生存方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苏利文对于权力和金钱的向往从小就在心里扎了根,他和卡斯特罗初次会面时表现出的怯懦中带着敬佩、羡慕的眼神就已经决定了他必然会选择成为爱尔兰黑帮中的一员,他渴望的正是这种可以随处呼风唤雨的生活。卡斯特罗和科斯提根在餐馆遇到神父与修女,导演此时仿佛把对于上帝的质疑抛给了观众。神职人员的道德缺失和他们亵渎神灵的行为是否足以解释现代社会中,宗教带来的精神力量正在逐步消失呢?心理医生曼德琳,与其说是故事中的女主角,不如说是宗教和信仰力量的象征符号。她承担的救赎与抚慰职能同时作用于苏利文和科斯提根两人身上,如同天主教的圣母像,这一点对于依然保持宗教信仰的科斯提根尤其明显。但可悲的是,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师,曼德琳却无法得到自己渴望的平静生活,她不了解自己早已放弃信仰的男友苏利文,更不知道怎样帮助处于社会边缘并苦苦挣扎的科斯提根。作为男性在性别需求上的交集,曼德琳成为一个架空的救赎符号,她最终没有救赎任何人,甚至自己也迷失了,而她代指的宗教形象也在此时土崩瓦解。影片中仅存的依然葆有精神信仰的人是科斯提根逝世的母亲。母亲的选择也影响了科斯提根的心灵选择。与苏利文相比,科斯提根虽然在黑帮家庭长大,但在母亲的熏陶下,他的世界观和生存理念显得更单纯,对善恶也有自己明确的认识。他希望成为一名能够洗清自己和家族污点的、真正意义上的警察,为此他甘心独自承受五年的卧底计划。但科斯提根的最终结果又是怎样呢?他死于卡斯特罗的卧底手上,被他的信仰和上帝无情地抛弃了。

另一方面,这部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影片无论从文化符号、宗教元素、影像质感、人物性格乃至配乐上,都打上了鲜明的美国烙印。导演将社会因素融入影片之中,并使其成为展开两位主人公人性探索的大背景,突出波士顿黑帮与警察之间独一无二的生存模式与暗流汹涌的心理较量。作为一部地地道道的美国电影,本片呈现出大量美国现代社会的信息元素,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臆想表达等等。从橄榄球运动到过度渲染的性元素,从种族歧视到唯实用主义,从同性恋歧视到家庭内部矛盾重重,片中的波士顿立体而鲜活。此种表现,仿佛预示着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两位主人公,日后也将面临同样曲折多变的人生之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汇聚在这里,带着各自的梦想为了生活奔波,而波士顿,则是美国的缩影。这座位于美国东部沿海的城市有经过父辈辛苦奋斗获得一席之地的爱尔兰后裔,有粗俗暴力的意大利黑手党,有生计艰难的亚裔小贩,有贫困潦倒的群居黑人,更有种族歧视倾向严重的欧洲白人。这座城市更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将文明与野蛮、宁静与杀戮融合在一起,经历了宗教信仰的传承与沦丧,经历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散发出富有诱惑力的光芒,吸引着每一个在此定居的人。当面对生命的质询、信仰的沦丧和金钱的诱惑时,人类是否还能按照善恶观、道德观应有的轨迹前进呢?

因此,片中人物性格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性:自信好斗、冲动易怒与自卑封闭、敏感极端的杂合体。这种狂放不羁的表象下,隐藏着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与随时可能被解构的不稳定关系。苏利文表面上是警察队伍中的青年才俊,他信心膨胀、不可一世,买豪宅、追美女、破大案。尚在警校时,白瑞根对苏利文说:“老爸只是个看大门的,儿子就是当小警察的命。”苏利文却不以为然,他以入主市政厅为权力目标,誓要改变自己作为爱尔兰移民的命运,他的“猎物”是整个波士顿。然而警局的卧底之路并不那么顺利,长期的身份错位与高度精神紧张导致他对自己的价值和选择一度产生困惑与怀疑,逐渐显示出内心深处脆弱和怯懦的一面。当他如同孩子一般躺在曼德琳怀中,宁可忍受身心煎熬也不愿放弃波士顿这片阵地的时候,其实也预示着他与曼德琳或他与波士顿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像从前那般稳固,而是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苏利文如同片尾那只窗框上的老鼠,生活在豪宅地下阴暗的水沟泥沼中,即使偶尔见到市政厅散发的金色光芒,也始终无法穿越正邪势不两立这条鸿沟。科斯提根的人物形象开始是以一位殉道者的姿态树立起来的,他坚守信仰、勇于独自面对一切困难及考验。即使他表现得极具暴力倾向,也只是他打入黑帮内部的一种手段,但他的眼神中依然折射出心灵清澈的光芒。直到他在曼德琳的办公室第一次爆发,观众才意识到这位看起来坚强无比的“硬汉”内心是多么的孤独和无依。他与曼德琳的争吵看似在表现他的坏脾气,实则反映出他对自己的生与死、精神支柱与行为方式的绝望。在五年的卧底生涯里,除了曼德琳,科斯提根几乎没有接触过卡斯特罗帮派外的任何人。他没有人倾诉,没有渠道交流,更没有地方释放真实的自己。他需要借助大量药物来麻痹自己痛苦的灵魂。他渴望被曼德琳救赎,渴望被自己的信仰救赎,但作为一位殉道者,等待他的注定是以死亡的方式获得最后的解脱。其他人物如曼德琳、卡斯特罗、昆南警官、迪克曼警官,他们和身边的人以及自己生活圈的关系,都经历了从光鲜的开始到悲剧收场的过程。当曼德琳与苏利文形同陌路,当卡斯特罗惨死在挖土机上,当昆南警官坠楼身亡,当迪克曼警官只能以亲自裁决的方式制服苏利文时,显示出这个社会法律、道德、信仰的架空是多么的可悲和可叹。影片通过这一系列分崩离析的人物关系和惨淡灰暗的人物命运带给我们的震撼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本片与《无间道》的含蓄和沉静不同,影像风格粗犷、豪放,很好地体现出美国民族性格中情感外化、执拗中夹杂浮躁的特点。片中的残暴显而易见,如卡斯特罗的嗜血、黑帮成员毫不留情地杀戮,以及多处打斗场面。但这种亵渎生命的“血腥味”是通过影像表达由内而外释放出来的,绝不仅仅停留在暴力场面和血腥画面上。暴力美学的表现突破了感官的限制,带给观众一种精神层面的重力压迫和挤压感,使观众在观片的同时,逐步感受到这些“血腥味”带来的对于心灵的刺激及其衍生出对生命、信仰、道德、权力、欲望的思考。

本片的音乐风格融合硬核摇滚、西部音乐、工业金属及黑人说唱等多种广泛流行于1990年代的音乐形式,很好地衬托出当时美国社会情绪中的浮躁、喜怒无常等不安定因素与蓬勃发展的后现代意识。片中的多处打斗场景配以华丽的吉他伴奏及手风琴合音的欢快曲,结合血腥十足的画面,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影片《沉默的羔羊》(1991)中汉尼拔医生在交响乐伴奏下击打警卫致死的段落,两部影片都因声画的绝妙配合而产生出极强的戏剧张力和电影作者对社会现实与人性变异的辛辣讽刺。

但同时还应注意到,本片的西方视点以及对东方国家的误读,导致片中的中国形象被极端妖魔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一度成为影片的重点表现对象,而片中所谓“中国官员”和“军火商人”则显得过于唯唯诺诺或者自不量力。美国电影人满足于通过他们的臆想方式创造出的已被扭曲的别国形象,显示出强烈的“大国主义”和“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但仅仅通过几张幻灯片或几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演员”塑造出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这些细节则又表现出美国文化中速成、片面、狭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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