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10 23:16:40

帕索里尼,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作家、诗人、电影理论家。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和“后现实主义时代”最著名的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以其题材尖锐、风格独特而著称,并获得一系列国际电影节大奖,由此奠定了世界电影大师的地位。

帕索里尼1922年3月15日生于博洛尼亚,自幼喜爱诗歌,19岁时,以家乡弗留里方言出版了诗集《我们这时代的宗教》,展露其文学天才而受人瞩目。1949年,同母亲一起来到罗马谋生,他经常光顾电影城,替人做札记等零活。后有幸结识罗塞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最著名导演,参与他们的电影主题构思等创作工作。与此同时,他涉足文坛,以罗马郊区的底层生活为背景,创作出了反映贫民生活的小说《游手好闲的小混混》、《暴力人生》,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家。1961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乞丐》(又名《迷惘的一代》)表现的正是罗马所谓的游民无产者的生活,后又在《罗马妈妈》里延伸了这一主题。两部影片的真实氛围和主人公的质朴表演而被称之为后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后拍摄了《软奶酪》,因涉嫌对天主教的“渎神”而被判四个月的监禁。1964年,改编摄制了《马太福音》,此片获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天主教电影协会奖。因为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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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作家、诗人、电影理论家。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和“后现实主义时代”最著名的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以其题材尖锐、风格独特而著称,并获得一系列国际电影节大奖,由此奠定了世界电影大师的地位。

帕索里尼1922年3月15日生于博洛尼亚,自幼喜爱诗歌,19岁时,以家乡弗留里方言出版了诗集《我们这时代的宗教》,展露其文学天才而受人瞩目。1949年,同母亲一起来到罗马谋生,他经常光顾电影城,替人做札记等零活。后有幸结识罗塞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最著名导演,参与他们的电影主题构思等创作工作。与此同时,他涉足文坛,以罗马郊区的底层生活为背景,创作出了反映贫民生活的小说《游手好闲的小混混》、《暴力人生》,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家。1961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乞丐》(又名《迷惘的一代》)表现的正是罗马所谓的游民无产者的生活,后又在《罗马妈妈》里延伸了这一主题。两部影片的真实氛围和主人公的质朴表演而被称之为后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后拍摄了《软奶酪》,因涉嫌对天主教的“渎神”而被判四个月的监禁。1964年,改编摄制了《马太福音》,此片获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天主教电影协会奖。因为1960年代意大利经济奇迹的出现,人民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贫穷的人相对减少了,而帕索里尼的写作对象——无产者消失了,他转向神话和意识形态方面,开始了对构建史诗宗教的探索。1966年执导了《大鸟与小鸟》》、《女巫》。创作了《卡尔德隆》、《寓言故事》、《彼拉德》、《猪圈》、《狂欢》、《畜生感的风格》六部悲剧剧本。1967年,帕索里尼从古希腊悲剧中寻找人类宿命论原型,导演了“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现代影像延伸了几千年的时间和空间,把故事叙述得凄美而动人。1968年,发表《新戏剧宣言》,提出了自己的“话语话剧”,即一种以思辨为主题的开放性的戏剧。同时发表了《意大利共产党人致年轻人!》,谴责当时的学生运动。同年,拍摄了《定理》(获当年国际天主教电影协会奖)。1971年、1972年和1974年,先后完成“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完成了他对生命和性爱的思考(前两部电影分别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金熊奖)。1974年,帕索里尼导演了世界电影史上最为惊世骇俗的作品《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影片以1944年的法西斯萨罗共和国为背景,以抨击法西斯权力来隐喻当下的权势社会的腐败堕落,但因影片中过多的性镜头和法西斯的性虐待狂的色情和残酷场面而遭受非议。《世界电影史》作者萨杜尔说:“这是一部不可不看的电影,是一部不可多看的电影。”

帕索里尼作为艺术家、文人的生涯(包括私生活),在意大利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人物。有人是他的铁杆支持者,竭尽全力地为他辩解。有人则对他的各个领域的艺术创作进行攻击(帕索里尼也自称,他不断地制造麻烦,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有人欣赏帕索里尼的诗歌却贬低他的小说。有人崇拜他的电影,但不赞同他对现代意大利局势动荡的观点(帕索里尼反对1968年学生运动,谴责学生为蜕变的资产阶级的儿子,而捍卫在广场上与学生发生冲突的警察,因为后者是来自南方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对帕索里尼的评价褒贬不一,且经常随着帕索里尼的作品的内容和立场的改变而变化,在那些年里,帕索里尼日益从道德层面上谴责资产阶级,鞭笞当权势力,对一切邪恶发出怒吼,这是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发自内心的怒吼。但总有那么一股政治势力,尤其是来自右翼和一部分有影响的天主教势力,偏见和固执地认定帕索里尼的作品有“渎神”的表现,并在腐蚀人的思想意识,因而认为帕索里尼是敌人,要严厉地打击他。事实上,帕索里尼经常被莫须有的罪名起诉,因为其作品而被起诉至少有30多次。比如,他的《马太福音》在未公映前,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而遭受恶意诽谤。朱利奥·安德雷奥蒂,意大利前总理、资深政治家——亦是帕索里尼公开批评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看完乔尔达纳的《帕索里尼谋杀案》后,于1995年9月12日接受《共和国报》采访时说道:“我记得,那是在维台尔博放映的《马太福音》,当时的天主教界对帕索里尼疑虑重重,就像个放哨的士兵,警觉地跑到兵营外等着敌人的到来,以这样的心态观看影片,自然就贬低了影片的水准……然而,如果你是客观地看影片,就会发现帕索里尼的睿智、对宗教题材的敏感并从中发现了《马太福音》的人性的一面。”

影评家姜卢易季·博扎在《电影论坛》上撰文称:帕索里尼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见证者、审判者、预言家,他善于在作品中以隐喻的方式、以“改革社会的公开信”、“有战斗力的文字”来指明我们国家的问题:这是一个多年来经受着社会冲突、政治斗争冲击的国家。同时也指明,文化人类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帕索里尼对物质丰富的生活和消费主义完全持排斥态度,他坚称,这样的社会文明旨在将任何文化——包括阶级斗争的文化被人认同,使每个人都服从这种文化。

帕索里尼在完成“生命三部曲”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导致的社会—文化演变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产生了极端的悲观情绪,他忧郁、绝望。他认为,至少在无产者的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有价值的能量,这种动力没有受到历史演变、现代化进程的污染,这种活跃的能量可以代替当下这个他不能接受的社会。但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希望破灭了,这种美好的憧憬也结束了。这导致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下的毁灭也意味着过去的结束。”又说:“生活就是由一堆无意义的事情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破坏性的事物构成的。”在这种悲观情绪影响下,他对所有政治派别都进行批评,包括被他称之为“随波逐流”的左派。也许正因为此,许多人把帕索里尼的死亡诠释为一种象征:是秘密地执行早就对帕索里尼做出的判决,是一桩事先张扬的、由众多声音发出的谋杀案,虽然判决不公正,虽然谋杀令人意外,但亦是在预料之中。或许帕索里尼本人已经有了这种预感,这在莫拉维亚1975年11月4日发表在《米兰晚邮报》报上的文章得到了印证:“帕索里尼想象到了自己死亡的情景:那是一种众人施暴的、凶残的死亡场面。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日益腐败的政治形势所代表的产物,在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下,无辜者被谋杀,凶手却逍遥法外。许多案件留下的疑点至今找不到答案,政界日益腐败,许多违法行为受到献媚者的青睐。政客们却趾高气扬,当权者拒不做任何自我批评,霸道十足。”

在帕索里尼去世后不久,他的影片《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就上映了。评论家指出:影片以寓意形式对权势进行了嘲讽,将现代社会隐喻为磨难人、全面毁灭人性的地狱、暴力的胜利象征。但由于影片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场景和对观众感官过于强烈刺激的镜头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另外,帕索里尼的悲观绝望在本片中流露无遗,他自我禁锢,对艺术和生活关上了大门。这种绝望来自帕索里尼个人的内心深层:因内心的绝望而对人类前途和历史的发展失去了信心,这也是在帕索里尼离开后的几年里,当人们震惊地获悉一些著名文化人士相继自杀消息后的思索,如普里莫·莱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亚历山大·朗热等许多优秀人物的自我毁灭,他们都是因为内心的绝望而走上这条不归路。

影评家姜卢易季·博扎评论本片时写道:“考虑到帕索里尼的背景和诸多因素,我认为导演乔尔达纳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与新闻记者的谈话意味深长。他说:‘像帕索里尼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会给我们留下令人难以忘怀的印象,也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深邃的思考,对此我们是回避不了的。’即使是在我们文艺界内部,帕索里尼也是争论的焦点,最近20年来,在重新看了他的电影和阅读了他的某些著作后,我们发现,在面对当前这样一个日益复杂和前景并不乐观的社会时,他的某些观点在生活中更有指向性,更有现实意义,而有些观点则是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当时的感觉相联系的,对当前来说已是过时了。”

乔尔达纳拍摄该片的主要目的就是寻觅帕索里尼的消失给人留下的无限思绪,激活帕索里尼留给人们的情感记忆,展现他逝世20年后的意大利的现实情况。为此,导演使用了侦探调查片的样式,既明确地使用影像资料,也用搭建的场景再现真实发生的事实。为了叙事的完整性,亦使用虚构情景,但这种虚构是出于真诚的目的,即弥补由于历史证件、文献、调查资料所留下的诸多疑点而进行的虚构,是为了以鲜明的态度还原事实的本来面貌,从而激起人们对判决的公正性的质疑。这种侦探—调查片的特征就是,以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悲剧性事件(基本上是不为大众所了解的事件)为灵感来编织电影剧情,而且,在这类样式的影片中,总有个侦探。所以乔尔达纳在影片中也虚构了一个名叫皮尼亚的侦探。但在现实中确实有个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察局的上士,并且这个上士在他在最初的调查中,并不像他的头儿那样轻率地下结论,并不想以佩洛西的口供为证据了解此案。编剧就是根据上士的原型来塑造皮尼亚这个人物的。乔尔达纳的《帕索里尼谋杀案》具有侦探—调查片所必须具备的这些元素,再现了谋杀案件以后,影片根据可疑的线索进行调查。作者就像个职业记者那样,经过缜密的研究,谨慎地客观地调查,竭力弄明白真相并告诉公众,这一案件的幕后真正隐藏的动机是什么?又是谁在散布那些将人误入歧途的虚假线索?是谁指使凶手杀害帕索里尼?

姜卢易季·博扎指出,这种侦破片也有局限性,即导演在影片里调查和再现了从佩洛西被捕到受法院的审判的场面,但有些场景不免缺乏令人信服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影片涉及帕索里尼的论点也不多,所以影片的氛围是沉重的,也给人带来了双重性的失落:一是今天意大利因帕索里尼的缺失而给人们蒙上的沉重阴影;二是影片中没有帕索里尼的形象而令人感到的压抑。关于这点,另一位评论家罗伯特.埃斯可巴在1995年9月27日的《24小时太阳报》上撰文写道:“……这种双重性的缺失在许多方面给人的心灵带来失落感,影片中没有了那位闪耀着思想光辉的诗人帕索里尼,没有了令人为之动容的诗人的人性的场景,也没有迹象表明,人们理解了帕索里尼对人生绝望的心理。影片中只有远远望去那酷似帕索里尼的外形的象征,即那具尸体……那是一个人的孤独影像,他把自己脆弱的生命、自己强烈的、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的人生交给了电影。”博扎继而指出,由于影片中缺乏帕索里尼的人物形象,所以人们无法对他的死亡做思考,也无法探究他为什么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以至于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另外,影片也没有表现出今天意大利为失去帕索里尼而理应付出的沉重的代价。诚然,把帕索里尼之死归结于昨天意大利腐败的政治—社会的结果又过于简单了,这样总是固守于那种对帕索里尼之死的刻板的诠释,从而不能用新的思路对帕索里尼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探索。

毋庸置疑,乔尔达纳的影片(与电影发行的同时由MONDATORI出版社出版了与影片同名的一本书)及其著作有助于青年一代了解帕索里尼,也促使当局对这一案件重新审理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尼诺·马拉齐塔律师准备提出重新审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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