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10 00:46:07

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从旨趣意蕴来看,影片《被告山杠爷》中,最令人感到意外,并能引起人们久久思索的一笔就是,最终揭示“告发”山杠爷的,既不是死者强英的丈夫夯娃,也不是那些曾被山杠爷无情整治过的“刁汉泼妇”,而是山杠爷自己的正在上中学的孙子虎娃。

虎娃自然不是有意要告发爷爷。爷爷疼他,把他视为宝贝;他也爱爷爷,崇敬爷爷。然而村中所发生的强英被逼自杀,爷爷对事件的看法、对村规国法的解释,与他在学校课堂上所接受的新的法制知识的教育,二者的矛盾差异使他困惑不解。于是,他写信向报社反映这一问题,结果导致了县检察院派人来村调查,终于把爷爷送上了法庭的被告席。先前人们对“打黑信”者的种种猜测与怀疑,都成为了种种的“莫须有”,事情的原委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

显然,这是创作者的精心的设计与安排,但是它却以深刻的内涵震撼了我们,使我们拍案叫绝,感慨系之。虎娃的举动完全是偶然的,自发的,他不了解法律的严峻与无情,也不了解此举后果的严重性,所以在得知爷爷将因此而被送上法庭时,他后悔得痛哭了。但是,这偶然中有着必然,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在进入法制时代,在普及法律知识之后,随着法制意识的增强,人们势必会对以往种种习焉不察、司空见惯的违法现象提出质疑并作出否定。有意无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制意识、法律观念或迟或早都要照射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中,哪怕是堆堆坪这样一个极其偏僻的乡村,像虎娃这样一个未涉世事的少年。

影片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艺术家以新的时代意识去观照现实的农村生活,他们发现了堆堆坪,发现了山杠爷,发现了虎娃,发现了传统意识、传统行为与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之间的巨大矛盾。在这里,堆堆坪与山杠爷可以说是一个互为存在条件与互为因果关系的统一体。没有这个封闭、落后、纯朴、古老的堆堆坪,也就没有这个集新、旧传统于一身的山杠爷。没有这个忠诚无私、专横独断的山杠爷,也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光荣与污损、喜剧与悲剧并存的堆堆坪。虎娃朦胧的质疑,意味着新一代人的觉醒。尽管他并不自觉,仅仅只是一种萌芽,但却象征着堆堆坪将要跨入一个以法制取代人治的新时期,苏琴与小丁的到来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把作品的这一笔称为时代之光的投影。

这部作品的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功地刻画了山杠爷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形象。作为一个偏僻乡村的党的基层干部,他身上有着许多可贵的优秀品质。他不谋私利,忠实执行上级领导的各项指示精神,一心为乡亲们走正路,过上好日子而不辞辛劳地工作着、奋斗着。为此,他不计个人得失,不惜采用各种手段,严肃惩治刁汉泼妇、打击歪风邪气,终于使堆堆坪改变了面貌,争得了各种“先进”“模范”的称号。然而,他毕竟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毕竟是个视野狭窄、思想单纯的山里人。长期的封建传统的影响,使他只知村规,不知国法,只知惩治人,而不懂得如何尊重人,目无法纪,独断专横,终于一手造成了强英自杀身亡的惨剧,严重触犯了法律,被推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山杠爷的形象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两极化”的构成。一方面,他是极度的“善”,是一位在道德、动机上近乎完美的圣者。他握有大权,却从不为自己打算,别人发家致富了,他依然一贫如洗,负债累累,过着紧巴巴的穷日子。即使是所作的触犯法律的种种事情,也都是出于公心,出于执行上级的指示,都是为堆堆坪与当事人好。另一方面,他又是极度的“恶”,独断专横,动辄骂人打人,私设囚室,私拆他人信件,游村罚款,以致把人逼上绝路。前者使我们同情、敬重他,后者又使我们痛恨他,为他感到惋惜。在“善”与“恶”的巨大反差中,艺术家不但有力地吸引了我们的情感投入,而且深刻地启示了我们去进行理性的思索。我们会由此而联想到山杠爷性格两极中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的成因,也会联想到道德、文化、法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某些评论家并没有真正理解这部作品。他们认为赞扬、肯定了山杠爷的优点与动机、便模糊了对人治模式的批判,便把人们引入到了一个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制模式的误区之中。实际上,艺术家采用“两极化”的性格刻画,正是为了更有力地否定人治模式。他们肯定了山杠爷身上那些应予肯定的品质,也有力地否定了他身上那些滞后于时代发展的、应予否定的东西。道德与法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法制自然需要相应的道德基础,但法制也有自身的相对独立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站在一般的道德准则上,我们可以认为山杠爷是一个“好人”。然而站在更高的尊重人,保障人的权利的角度而言,我们就不能认为山杠爷是个道德的楷模。所以,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误区”,这是艺术家切入主题的一个独特的角度。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把时代的警钟敲得更响,使它更发人深思。

影片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意蕴。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曾致力于国民性的挖掘与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告山杠爷》通过山杠爷与堆堆坪村民的形象刻画,继承了这一传统。我们看到,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站在山杠爷一边,他们同情山杠爷,支持山杠爷,为山杠爷说情。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有人的尊严与权利,需要法制的关怀与保护,反而感到需要山杠爷、并且无法离开山杠爷。他们也不懂得正是自己的自私、狭隘、愚昧,才把山杠爷逼进了蛮横独断的泥潭。也不懂得真正解救山杠爷的良方是自己应该首先遵纪守法,文明、自尊起来。通过村民形象的刻画,影片告诉我们:山杠爷的家长专制的思想与作风,在一个生产水平、文化素养低下的环境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要改造山杠爷,就必须连同改造这样的社会基础。因而,我们不能把作品仅仅看成讲述一个“好人犯法”的故事,也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普及法律知识、法制精神的作品。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对旧的传统人格与文化的批判,从而促使我们在新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去积极地建设新的人格与新的文化。

影片采用了“侦破片”的类型方式,但它描述的重点却不在告诉我们事件的结论,而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多视点的叙述刻画山杠爷的形象及揭示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大量的回溯镜头与段落,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零乱与散漫,是因为它们都集中在山杠爷的违法事件的真相调查上,而且每个片段的选择都很有代表性,很有吸引力。它们像从不同角度照射出的光束,共同照亮了山杠爷这个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形象。艺术家既注意到了“回溯”、追忆镜头、段落的总目标与总任务,又注意到尽量拉开距离,有所侧重。这就造成了现有的较理想的观赏效果:调查本身所具有的“悬念”感触像磁石一般地吸引我们的关注,而多视角的叙述又像转动着的万花筒一般,把我们带入了精彩的艺术世界。在借用传统类型与结构方式,赋予新意与深意的尝试中,这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影片。

导演范元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这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除了追求独特的艺术形象与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外,他还非常注意环境造型的传情与达意。影片中环境氛围的描写营造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体现了创作者的意图与自觉。那连绵起伏的群山,那偏僻封闭的堆堆坪全景,那高峻的山岭,那灰色的云层,以及雨后闪着青色光亮的石板小路,那沉重地耸立在村头的石牌坊,那缓慢转动的古老的水车,那村民们难得一见的蓝白相间的警车,都与人物心理、剧情发展紧密相连。它们在总体上构成了山杠爷与村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传达出了封闭、落后的环境与人物性格成因的内在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一种象征与隐喻,然而难得的是它们并没有生硬地从外部强加进某种意义,而是从事件描述中自然体现出来,并做得十分的贴切。这使得整部作品显得质朴、自然与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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