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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7 19:02:48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又一批中国的年轻人来到了日本,尽管他们出国的形式不同、目的各异,但到日本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据介绍,当时单是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就超过了六万人,在一些中国学生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如池袋、新大久保、西新宿等地,的确到了“抬眼便是中国人”的程度。对于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状况,国内报刊时有报道,以他们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曾看到一些,不过主要局限于文学方面,而且作者清一色的都是中国人。在日本,则从几年前便出现了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人公的影片,如《中国阴影》、《北京的西瓜》等。其中,《中国阴影》的导演柳町光男似乎对中国留学生的题材情有独钟,又于1993年自编自导了《东京之恋》(直译为《东京,我的爱》)这部影片。

柳町光男崛起于1970年代末,是被称做“新派导演”那批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中青年导演中的一员。他于1979年导演的首部影片《19岁的地图》便被评为当年的十佳影片之一。此后,1982年、1985年导演的《再见吧,可爱的大地》和《火祭》也分别被选入当年十佳影片。柳町光男的作品大多以地方城镇或农村青年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追求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据介绍,柳町光男在拍摄《中国阴影》时接触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对他们在日本的经历和感受很有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拍摄了《东京之恋》。影片中的中国人除了艾玲由日本女演员冈坂明日香扮演之外,全部由在日本的中国学生演出。

本片以中国学生方纯和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上海姑娘艾玲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着力表现了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种种遭遇,表现了他们的痛苦与迷茫。塑造了方纯、艾玲、李保国、潘小毛、黄丽、张立男等中国学生和弹子房老板远藤等日本人的形象。影片的基调忧伤哀婉,始终给人一种沉重、压抑的感觉。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屠宰场打工的方纯用一支特殊的杀牛枪顶在一头待杀的牛的额头上。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少许的怜悯和无奈,但更多的则是冷漠和无所谓,甚至还有一丝残忍和得意。摄影机长时间拍摄了牛的眼睛,那目光中充满恐惧、悲哀、绝望。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牛被击倒在地,滚向输送带。第一个场面便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方纯与张立男杀牛的场面后来又出现过一次,在这一次,张立男望着那头流着眼泪的牛迟迟没有扣动扳机,他实在不忍心下手。拿着那支枪,张立男总要想起令他难忘的惨剧,而影片也借此暗示方纯、张立男们同这些牛一样身不由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

方纯与艾玲相恋后一起骑车来到郊外,在一片绿草如茵的斜坡上他们停下车,方纯翻了个跟头滚下斜坡,艾玲也学着他的样子滚了下去,两个人并肩坐在草地上眺望着远方。这是方纯与艾玲最美好的时光,也是影片中唯一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象。然而,远方显得阴沉沉的天空和如泣如诉的音乐却逐渐使人产生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由于方纯使用违法手段在弹子机上搞鬼被远藤抓住,为了不被遣送回国,他答应了远藤的条件,把艾玲让给了远藤。此后他又去了那里一次,还是像和艾玲一起来时那样翻个跟头滚下斜坡,还是坐在草地上眺望远方,但此时他已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只能形单影只地来到“旧地”凭吊他们已经逝去的那段恋情。虽然方纯和艾玲后来还有过几次相会,但每相会一次,影片中那种忧伤、苦涩的气氛便愈加浓重一分。第一次见面,是艾玲穿着远藤给她买的高级服装来到方纯住处,他们亲热了一番之后,艾玲告诉方纯,远藤是性无能者。艾玲的本意似乎是希望方纯知道她与远藤并无真正的性接触后会心中宽慰一些。但这对方纯的刺激仍然很大,他发出一阵哭泣般的笑声。此时艾玲已穿好衣服,说“我要回去了”,方纯马上用嘲讽的口吻说:“还是快点回去好,为了钱。”艾玲盯了他一眼,反唇相讥:“对,钱比什么都重要!”这话显然是反讽方纯为了钱而把她送给了远藤。方纯辩解道:“在东京这个地方,没有钱什么也干不了。”

第二次见面,他们一起去了游乐园。方纯说远藤是个混蛋,艾玲却不同意,说远藤是个好人,对她很体贴,稍后,艾玲像下了决心似的对方纯说:“和我一起回中国吧。”但方纯拒绝了她:“我不回去。”艾玲一连重复了三遍,方纯也回答了三次“我不回去!”语气一次比一次坚决。他们的第三次见面是在远藤捆绑艾玲之后。由于性无能,远藤似乎是想试一下性虐待的方式,艾玲的激烈反抗虽然刺激了远藤的性欲,但最后仍然失败了。艾玲伤心地哭起来,她心中十分苦闷、矛盾。被夹在两个男人之间,她需要做出抉择了。她喜欢远藤,但远藤对她虽好,却已有妻子儿女,不能同她结婚,即使做情人,远藤也是个有生理障碍的人。同时艾玲还在爱着方纯,她多么希望方纯能和她成为真正的恋人。但方纯把她送给远藤后每天可从弹子机上得到不少钱,他能抛下既得利益与她在一起吗?第二天艾玲便把方纯约到了郊外,问他:“你想一直都把我当做赚钱的机器吗?”她告诉方纯她要改变现在的生活,但方纯说:“现在这样最好。”当艾玲声称她有自己的梦想后,方纯却说:“梦想是没有什么用的。”艾玲深感失望,痛哭着扭头就跑,方纯追上艾玲,在滂沱的大雨中,方纯无言地把失声痛哭的艾玲紧紧搂在怀里。

几天后方纯再去弹子房时,远藤已经抛弃了一切同艾玲私奔了。眼前只有空荡荡的弹子房和独自在伤心的远藤妻子。此时此刻方纯心中有何感受?是失落还是惆怅?是悔恨交加还是深深的自责?在这里,悲剧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以往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剩下那些残迹还在提示着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令人不由得产生“往事已成空,恍如一梦中”的感慨。

柳町光男出色地把握了贯穿始终的忧伤而苦涩的基调,将男女主角的悲剧命运置于两个民族的两种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之大环境中进行细腻的描绘,其功力与胆识都令人敬佩。可以说《东京之恋》是柳町光男近年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在1993年度《电影旬报》的评奖中该片被评为十佳影片的第五名,另外它还获得了曼海姆电影节特别奖和南特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在本片中饰演方纯的吴晓东虽然是初登银幕的中国留学生,但他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住角色的心理活动、内心感受和相应的动作神态,使方纯这一人物的银幕形象显得较为丰满。

然而看完了本片,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曾经看到日本的有关评论说,这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一个伤感的故事来表现中国留学生的奋斗与追求,以及他们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但影片的作者是怀着对中国人的某种偏见,用有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悲剧故事,表现了中国人的素质是如何的低下,面目是如何的可憎,与日本的社会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道德传统、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加之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同日本人进行语言交流上存在程度不同的障碍,使得他们相互之间难有真正的沟通,因而产生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国学生这方面来说,他们离开祖国,或是为了学业,或是为了实现出国淘金的梦想,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劳动,经受巨大的心理冲击和种种难以想象的磨难,有的人为此所作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之巨大是难以为他人道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要完成学业、维持生活就必须去打工,打工又必然要和日本人有较密切的接触。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认真、卖力是全世界都有名的,相比之下,中国人一般都比较懒散,因此打工的场所往往是日本人与中国人矛盾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由于语言、专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找到餐饮、服务、建筑、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在这类行业中就职的日本人一般来说个人素质、文化修养等相对偏低,又难以用语言同中国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加上他们头脑中存在一些对中国人的偏见,因而在看到有些中国学生不太认真的工作态度或懒散的作风时,往往只会生硬地斥责,甚至使用一些侮辱性的语言和动作,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憎恶。不少中国学生来到日本后感到孤独、无助、窝火,甚至灰心丧气。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涌入的确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一些中国人特有的不良习惯在国内时并不显眼,在日本却令日本人极为反感,如随地吐痰,随手乱扔垃圾,不注意个人卫生,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还有少数人总爱“顺手”拿走公共设施内的物品,如公厕内的手纸、烟灰碟、公共电话亭内的电话册等,这些的确让日本人侧目。不过从整体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遵纪守法、自尊自爱、吃苦耐劳,靠自己双手的辛勤劳动获得一份堂堂正正的收入。至于极少数人违法犯罪或者做出有损人格的丑事也不足为奇,不论任何国家、民族总会有极少数败类,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形象。

然而我们看到,在《东京之恋》这部影片里,以方纯为首的中国学生几乎都是一副令人生厌的面孔。表现方纯生活的第一个场面,就是他把一个日本妓女送出公寓门外,然后在公寓走廊里大声招呼避到别人房间去的张立男:“老张,完活儿啦,回来吧。”接着他又对张立男大发感慨:“到底是日本女人,真够味……”似乎是在同他以前嫖过的其他国家妓女进行比较。随后他便跑到黄丽那里去借钱,黄丽提醒他一共借了五万日元了。这表明方纯没有一点存款,身上仅有的钱也用来嫖妓,只能靠借钱度日,完全是一种自甘堕落的无赖形象。再看看方纯其他方面:他到日本已经一年多了,日语说得磕磕巴巴、阴阳怪气,连许多最基本的生活用语也听不懂,这似乎只能怪中国人自己。影片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学生上日语课的景象:教室里乱成一团,有的人大声说笑,有的在打打闹闹,也有的抱头大睡,总之是没有一个人听讲,只有日语老师无可奈何地照样讲她的课。方纯是个就学生,来日本已一年多了,在可见的将来他决无回国的打算,可是他竟然一点积蓄都没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就学生是指在日语学校学习日语的学生,他们必须在两年之内上大学或专门学校,否则只有回国。因此到日本一年半左右正是最关键的时期,他们要在此时找好学校、准备考试和预备好上大学或专门学校的费用。这笔学费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差不多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省吃俭用才能积攒下来,那么方纯已面临这一关键时期却身无分文,看来只能理解为他把钱都用来嫖妓和打弹子了。方纯身无分文却又不愿单靠劳动挣钱,他使用违法手段在弹子机上捣鬼,被抓后为搞到赎金又毫无廉耻地去当男妓。因钱不够,便答应将女友艾玲让给远藤。此后艾玲对他旧情不断,几次找他,希望能和她一起回国,被方纯一口拒绝,在艾玲准备作出人生重大抉择时又来找方纯,她的本意还是希望能离开远藤和方纯回国去,但方纯却一再强调“现在这样最好”,以致艾玲气愤地说:“你只把我当成给你赚钱的机器!”艾玲最后选择了真心爱她的性无能者远藤,与他私奔了。不能再靠弹子机赚钱的方纯仍然不愿干正当的工作,而是答应了潘小毛,去“男伴俱乐部”当“男陪伴”,也就是变相的男妓,这就是《东京之恋》中中国留学生的典型形象。

或许有人会说,在日本的中国人中确实有这种不知自尊自爱的败类,但影片中不单方纯是一副面目可憎的样子,其他中国学生(除了早早回国的张立男)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道德水准低下的“丑陋的中国人”——李保国、黄丽夫妇结婚七年了,到日本后黄丽在酒吧当女招待,整天热衷于同有钱的日本男人鬼混,经常三四天不回家,还不许其他中国人和她说中国话,似乎说日本话就提高了自己的身份。李保国则可以说是方纯违法活动中的“从犯”,每次方纯去弹子房捣鬼时他都充当把风放哨的角色。潘小毛更是中国学生中不务正业的典型,他在“男伴俱乐部”打工,整天西服革履,满肚子坏水,方纯在弹子机上违法使用的工具都由他提供,每次作案他也一定参与,最后又把方纯拉进了那个肮脏的俱乐部。影片即使对从小生长于日本的中国姑娘艾玲,也做了这样的描绘:她工作态度不认真,上错了菜又拒不道歉,还偷拿店里的钱。方纯把她让给远藤时她竟毫无不满的表示,马上投入了远藤的怀抱。不过,影片的作者又把她描写得比其他中国人好一些,她还不忘与方纯的旧情,常约他出来见面,她还不是那种为了钱可以抛弃一切的女人,她心中还有祖国,总怀着回国看看的梦想。影片通过剧中日本人的嘴多次数落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就是固执,做错了事也不认账。我给你的工资和其他人一样多,你应该和他们干得一样好。”“你们中国人嘴巴像巧克力,脑袋像混凝土,内心像电冰箱。”“你们到日本来干什么!赶快回你们国家去!”艾玲去方纯住处那天夜里,公寓中一群中国学生高唱《一无所有》,引起周围日本住户的抗议:“这么晚了还大声喧哗,真不讲社会公德!”“整天大吵大闹,真让人受不了!”……而中国学生们听了反而更加放开喉咙嚎叫。

《东京之恋》中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那么令人生厌,都是一副丑陋的面孔,这显然代表了影片作者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他将极少数人的种种劣迹集中于这部影片中出现的中国人身上,把他们描绘成一群贪婪无耻、丧失人格、无情无义、不讲社会公德的小丑。带着对中国人的一种狭隘而偏激的成见,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之感,影片的作者又怎能创作出真实、客观地表现中国留学生生活和奋斗的作品呢?

尽管本片不失为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然而它在主题思想和内容上对中国人所持的偏见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对于这样一部着意刻画“丑陋中国人”的日本影片,国内一些报纸杂志居然将它炒得沸沸扬扬,赞美之声不绝于耳,一时间,方纯已然被捧为中国留学生之典范,方纯、潘小毛们的所作所为也被吹嘘成是中国人特有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生命力的真实写照,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希望这些评论家对洋人的作品也做一点深入的解剖分析,还其本来面目,而不要过于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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