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is power

在角落的蔷薇
2018-04-07 17:44:59

昨晚看完汉娜阿伦特,太难过了,心痛如绞。因为知道这样的事,放在任何时代也不会好的,永远不会好的。

这是阿伦特康德政哲讲稿译者对其的理解摘要,以作为对阿伦特思考的了解前提:人类生活的首要事业是战胜我们的有死性,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为的就是要证明,我们并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匆匆过客,草草登场,倏忽间又仓促退场。我们得找到某些出路,能让我们感到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稳固的存于此世。制造一个可耐久的、可触摸的共享世界,让我们扎根于某些不那么转瞬即逝的东西上,诸如此类的“劳作”部分地做了这样的事。但是归根结底使我们自己“不朽”这一事业,关键还是得靠“行动”—那种展现令人记得住的言辞与令人记得住的行动—来完成。“下判断”之所以成为心智生活的巅峰,正是因为他救赎了行动所具有的这一“意义生发”的功能。

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将人类经验主观化,而这一日益加剧的倾向致使人类被剥夺了他们最深层次的需要,从我们自己之中抽离出来,进而将我们自己嵌入一个有着共享的经验、共享的语汇、共享的景象的公共世界之中,这才是我们身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只有一起投身于那些在我们的公共世界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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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看完汉娜阿伦特,太难过了,心痛如绞。因为知道这样的事,放在任何时代也不会好的,永远不会好的。

这是阿伦特康德政哲讲稿译者对其的理解摘要,以作为对阿伦特思考的了解前提:人类生活的首要事业是战胜我们的有死性,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为的就是要证明,我们并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匆匆过客,草草登场,倏忽间又仓促退场。我们得找到某些出路,能让我们感到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稳固的存于此世。制造一个可耐久的、可触摸的共享世界,让我们扎根于某些不那么转瞬即逝的东西上,诸如此类的“劳作”部分地做了这样的事。但是归根结底使我们自己“不朽”这一事业,关键还是得靠“行动”—那种展现令人记得住的言辞与令人记得住的行动—来完成。“下判断”之所以成为心智生活的巅峰,正是因为他救赎了行动所具有的这一“意义生发”的功能。

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将人类经验主观化,而这一日益加剧的倾向致使人类被剥夺了他们最深层次的需要,从我们自己之中抽离出来,进而将我们自己嵌入一个有着共享的经验、共享的语汇、共享的景象的公共世界之中,这才是我们身为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只有一起投身于那些在我们的公共世界里上演和发生着的故事之中,才能给生存赋予意义,否则我们的生存无非是乏味而平庸的沉闷苦工,寡淡而无聊(此处还让我想起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就政治、社会形式有更多专业而深刻的见解)。

相比较而言,现时代的生活是极端私人化的,我们的文明就是全力迫使作为个体的我们把自己的全部能量投入到生产与消费中,让我们不断地去满足现代社会的生产性命令并在私人或家庭消费的领域里确保我们的物质性生存。当我们把自己的能量和精力悉数投放在私人关切上,那么我们对一个由话语与活动所构成的公共空间的经验就被挤压出局,这就致使我们被剥夺了人类生活中那些最为人性化的层面。由此说明了,作为针对作为一个政治学的自由主义(连同自由主义对一个由个体决断与个体目的选择所构成的空间的坚决护卫),阿伦特的立场为什么主要是批判性的,因为从阿伦特的视觉来看,自由主义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从理论上将那些生活圈定在一个尤为现代的社会中的界限正当化。

阿伦特作为一个理论者,终其一生都在坚定地反对任何群体主义本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她反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甚至也反对中翼的意识形态。这也是让阿伦特执着地要将人类的判断能力概念化地表述出来的关键诱因之一,这也是判断的功能:对摆在面前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物作出评价,而不是设法将之划归到某种普遍化的解释图示或者一系列的既定范畴之下。人事的观察者是反思政治而非执行政治的人,这样的人所负担的任务就是,在既不迎合群体意识形态的要求,也不遵守其他社会成员业已作出的判定的情况下,对那些在公共平台上将自身呈现出来的独个的特殊物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也正是阿伦特作为人类大剧的一个旁观者毕其一生孜孜不倦的事业:作为亲自且独自思考的人,以自己的名义下判断,不折服于任何群体和集体为迫使顺从和抑制施加的压力。判断能力最本真的要求不多,无非是保持自己判断的不可泯灭、不可缩减的独立性,此外别无他求。

阿伦特毕生献身的志业,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与观察者的志业。

回到电影,对于阿伦特来说,艾希曼作为纳粹高官,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行是完全没有独立意识的,他拒绝否认自己是意识性犯罪——“我只是遵守命令而已,无论是谁掌控权力,我都会这么做。我只是一个听从命令的人,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巴不得证明我犯了滔天大罪?”

以色列人是愤怒的,犹太人更愤怒,他们认为那是借口,是对自身所犯罪行求得缓减刑罚的推托说辞。不,那不是,阿伦特是震惊的,因为她知道他是真的打从心里这样认为。我,只,是,服,从!

这便是主题,平庸之恶,阿伦特在电影最后的一场演讲中清楚点明。艾希曼本人的“思索不能”与“判断不能”造成了事后所有遭遇的格局。

阿伦特以回溯性理解的视点(阿伦特认为下判断必须是理解性的)来判断艾希曼的意义。阿伦特持有两个主要纬度:第一个维度中,艾希曼是下判断的主体,第二个维度中,阿伦特自己和她的美籍犹太人同胞们都有义务作出判断。第一个维度的教训是“思索不能”对判断力有着毁灭的影响,第二个维度的教训是,作出判断的责任是不能被规避的,哪怕在对家族或国族的献忠和献身可能会侵扰判断时。先期预设的任何爱的或忠诚的关系不能遏止下判断的活动。判断必须是自由的,它赖以自律的条件就是能够去思索。

阿伦特在自由与意志的困局中,转向判断力,并将判断力视为解决这种“困局”的唯一出路。我们生而自由,这一观念其实是在暗示:我们只不过是命定——或者说得糟糕些,是注定要自由而已,下判断能让我们在特殊的偶然性中感受到一种积极的快乐。

用我自己浅显一点的通俗语言来总结:只有在去除世界普遍定理强加于我们思维里的“伪”,利用“真”的理性去思考后作出的判断,才能让我们真正获得自由,并且参与过这个世界,这才叫真正地活过。

电影里,阿伦特的论点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抨击,不仅包括犹太人、媒体、还包括她的朋友,他们骂她冷血无情、身为犹太人却为纳粹党辩护,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只应发表“原罪”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他们来说,哪怕相信艾希曼的陈述,给予他任何可喘息的陈述契机都是恶意,等同于纳粹。

这,就不是平庸之恶了吗?想得恐怖一些,如果他们被选择成为纳粹,是不是也会成为艾希曼呢?大多数也是会的。

难过的是这样的事每天都在我们生活中上演,比如我们在别人反驳我们时,都更容易倾向于那是恶意或者对抗,未经思索便反驳别人的反驳;比如我们根本不讲逻辑,只要是一个团体,便全然认为这个全体的正确,全然认为对方团体是错误的;比如我们对于第三团体的批判总是冷漠以对,从不去思考哪些是正确哪些是错误的,就恶意统称他们为“杠精”或者“白左”;比如我们看到愤怒的人,就认为他们是愤怒的,他们应该被拯救,可是我们却没有先去思考他们为什么愤怒。

在概念里,思考与意识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证明其他物事具备意识,但是却很难证明他们可以思考。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其他物种就一定不能思考,但是思考一定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与责任。

思索是我们为人的独立的权力与能力,能让我们免于生命的一切堕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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