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故事 一个简单的故事 暂无评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6 21:14:47

莱奥纳多·夏夏(1921~1989)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揭露现实的政治色彩,尤其是他在1960、1970年代的创作,大多为侦探小说体,这就为当时盛行的政治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著名导演罗西执导的《精彩的尸体》(1975),改编自夏夏的小说《对抗》,佩特里执导的《各得其所》(1966)、《托多·莫多》(1976)等。《托多·莫多》是表现恐怖分子绑架意大利政界人士的。尽管那时的政治电影有很大的局限性,模式也摆脱不了传统的政治电影结构,但它本身却蕴含着一种富有文化使命的电影新的潜在力量。这种电影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抨击了意大利社会政治的弊端,有的直接和政治事件挂钩,如罗西于1963年摄制的《控制城市的手》,即是根据发生在那波里的一宗地产投机丑闻改编的。作者在做了广泛的调查工作后,以纪实的手法,以富于激情的画面形象揭露了市政当局在投机分子面前的无能。另一种则是富有娱乐性的政治片,但有时情节简单化,人物漫画化。20年过后,即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夏夏的作品又成了电影工作者的改编对象,几部作品相继被搬上银幕,其主要特征仍表现为富有文化使命感,但作者在改编过程中,更为注重合理性和带有目的性。葛莱科的这部影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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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奥纳多·夏夏(1921~1989)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揭露现实的政治色彩,尤其是他在1960、1970年代的创作,大多为侦探小说体,这就为当时盛行的政治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著名导演罗西执导的《精彩的尸体》(1975),改编自夏夏的小说《对抗》,佩特里执导的《各得其所》(1966)、《托多·莫多》(1976)等。《托多·莫多》是表现恐怖分子绑架意大利政界人士的。尽管那时的政治电影有很大的局限性,模式也摆脱不了传统的政治电影结构,但它本身却蕴含着一种富有文化使命的电影新的潜在力量。这种电影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抨击了意大利社会政治的弊端,有的直接和政治事件挂钩,如罗西于1963年摄制的《控制城市的手》,即是根据发生在那波里的一宗地产投机丑闻改编的。作者在做了广泛的调查工作后,以纪实的手法,以富于激情的画面形象揭露了市政当局在投机分子面前的无能。另一种则是富有娱乐性的政治片,但有时情节简单化,人物漫画化。20年过后,即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夏夏的作品又成了电影工作者的改编对象,几部作品相继被搬上银幕,其主要特征仍表现为富有文化使命感,但作者在改编过程中,更为注重合理性和带有目的性。葛莱科的这部影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一个普通的故事》是一篇66页的中篇小说。作者在结构故事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情节的编织上,而对环境和人物没有过多的描写。有时,从心理剖析上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那也纯粹是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夏夏的作品一向以简明扼要,引人入胜著称,这篇小说则更为简练,是电影改编的理想作品。

如果从忠实于原作来讲,这是最好不过的一部影片了。好像这是小说作者特意为电影构思的一个主题,作者在把它搬上银幕和使人物形象和环境具体化时,不必顾虑自己是否违反了原作精神,因为原小说叙事结构极为简洁,作者把与故事主线无关的枝叶都已删除,剩下的只是一个极易改编的故事框架。改编者在表现场景、环境和人物时,更用不着顾忌原作是如何描写的,只需按照电影的要求去叙事就行了。事实上,电影不只是叙事:电影在表现一个人活动的那一刻,表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在确切地点活动着的人,电影永远不会任意地在一个无关的情景里去表现一个人。正是这点,构成了电影的时代特征,电影涉及的社会问题越直接,这种时代特征也就表现得越突出。但也正因为这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后,往往会使观众感到失望。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所描绘的一个那么富有生命力但却并不充实的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电影充实的、过于逼真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会在读者心灵里引起冲突,以致破坏了他对原作的享受。葛莱科的影片避免了这点,影片中的外景、大楼、办公室、房屋、人物形象的表现都纯粹是为了故事的需要。因此,一方面影片既忠实于夏夏的原作(指故事情节和人物对白),又是自由改编的创作(指影片中的各种细节和导演处理)。由于小说的作者竭力避免直接描写事件,而是以象征性的、抽象化的手法,对于社会病态现象只是作了比喻性的剖析,这就为改编解决了另一个难题,即由于影片所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而涉嫌对政治事件的干预。夏夏将非主要的情节全部删掉,甚至隐去了人名和地名(必要的除外),也避免了直接提及黑手党及其走私毒品的活动。夏夏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有力地揭露和剖析了,在一个政权势力同犯罪集团互相勾结的社会里,种种罪恶行径和邪恶势力之间的攻守同盟能够存在的原因。

影片保持了小说的风格,其手法几乎是抽象化的:故事的背景是西西里,但是一个寒冷的、冬季的西西里。内景则是普通的、日常的。外景也并无特色,不具有观光旅游的景致,是很容易用来表现寓言故事的。

演员的表演也是出色的。著名演员姜·玛利娅·沃龙台(许多政治片的主人公扮演者)扮演了弗朗佐教授。配合他演出的是一批年轻的新演员。实践证明,他们不愧是沃龙台这位优秀演员的配角。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影片的改编者将弗朗佐教授这个在原小说中描写不多的人物,逐步发展成一个中心人物。他对事物进行评论,成了作者——叙事者的另一个自我,他的表演对突出这一人物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简练的、嘲讽的语言成了观众理解事件的关键。

让我们看看原小说中的一段对白(影片中如实地引用了),这是在弗朗佐教授主动到警察局作证时,共和国检察官在对他询问前的一段对白:

“检察官起身,迎接他的老教师。

‘我可以冒昧地向您提一个问题吗?……然后我再向您提一些别的问题……我的意大利文,您总是给我打三分,因为我那是抄来的,但有一次,您给了我五分,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次您是从一个更为聪明的作者那里抄来的。’

检察官笑了起来:‘意大利文,我的意大利文确是不行,但您看到了,我并不是一个窝囊废,我现在是共和国的检察官……!’

意大利文不光是意大利文,它在于推理,老教授说。‘您的意大利文再糟点,也许您会爬得更高。’

教授的话是尖刻的,检察官的脸变得苍白。接着,他对他进行了一场严厉的审问。”

夏夏对政权最高机构的抨击是尖锐的,导演忠实于原作,将这一点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击中意大利当今社会和政治要害的精彩一笔。在今天的意大利,尽管政界鼓吹用人要注重品德和才干,但占据重要位置和负责岗位的人却并不是根据他们的文化修养和专长而被选择的,相反,要得到工作,尤其是国家机构的工作,往往得托关系走后门。其结果是,公共事业管理混乱,工作效率低,许多机构陷于瘫痪状态中。显然,这一切都是政治腐败,政界贪污受贿的结果。

地区共和国检察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他的愚蠢和无能。在外交官被暗杀后,调查还在进行时,他却要警察局长匆匆了结此案,将它归结于一次事故。他的这种表现正体现了意大利国家领导阶层的软弱无能。他们身居高位,只知保护那些与他们有关的有势力的大人物,保护他们不正当的利益,因此,逐渐地,他们便脱离了人民,不能为人民伸张正义,行使国家权力,保护大众利益。共和国检察官的形象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的思想麻木了,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犯罪集团的工具,而且已陷入很深。

总之,影片像小说一样尖锐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只不过影片比小说更为鲜明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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