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 梵高 7.5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6 看过

“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全世界都不再和你站在一边,曾经欣赏你的人将你的整个人生全盘否定,曾经理解你的人把你的友谊弃如垃圾,曾经最亲近的家人也要将你逐出他们的生活,甚至就连你自己,都似乎再也找不到生存的希望与意义。”梵高的这段话,也许可以解释他最后告别这个世界的原因。梵高经历过的种种的痛苦可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每一个被视作异类、看作疯子的人,也许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天才与凡人之间其实并没有鸿沟,每一个天才曾经都是无名的凡人。然而天才与凡人的思想却有天壤之别。

影片中的每一个画面都美得酷似梵高的画。梵高曾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但这部片子没有停留在这些问题上,相反在影片描述梵高的最后67天里,导演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疾病和臆想折磨下的梵高,最终失去了留在这个世界的勇气,这是一个天才的宿命。

梵高于1853年3月30日在荷兰格鲁特-赞德尔出生,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1890年7月29日在吴瓦兹河畔的欧维尔城辞世,享年37岁。这位奇才一生忧郁孤独,一直到死也不被世人理解。他的爱情生活、家庭关系和人文接触彻底失败。只有弟弟提欧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不间断地给他支持,使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梵高给提欧写的652封信是最好的佐证。他的作品充满了自然主义,深受印象派、分割派和点绘派影响,虽然去世前无人问津,但已经宣告了野兽派、表现派和立体主义的诞生。

梵高全部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他的早期作品,情调抑郁低沉,但晚期大量作品却变得异常明朗,表达出他的理想和希望。一位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表现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画面上不仅充满了阳光下的亮丽色彩,而且绘出了令人逼视的太阳本身,描绘向日葵的作品多不胜数,美不胜收。那幅阳光下盛开的桃花,令人心驰神往。影片导演皮亚拉细心复原了那些精美的画作的创造过程。

梵高是一位非常超前的画家,作品中包含的强烈个性和形式上的独特追求,远远走在时代前面,这也是他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原因。他推动了表现主义的诞生。在人们对他误解最深的时候,正是他对自己的创作最有信心的时候。因此才留下了传世的不朽之作。梵高直接影响了法国的野兽主义和德国的表现主义。《向日葵》是在阳光明媚的法国南方完成的。画家那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粗厚有力,色彩对比是那么强烈,充满了智慧和灵气。没有人可以了解最后的梵高,只有佳赛医生或者他的女儿玛格丽特看见了梵高目光里的最终决定。

导演莫里斯·皮亚拉1925年8月生于法国普伊-德-都姆。2003年1月在巴黎去世,享年77岁。用现实主义或者神秘主义衡量,人们认为他是让·雷诺阿的直接继承人,同时也是国际知名导演罗贝托·罗西里尼和黑泽明的优秀继承人。这几位著名导演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酷爱绘画或摄影。莫里斯·皮亚拉反传统、爱挑战、好苛求,对于同辈们的影片和对自己的影片都极富批评精神,他对电影毫不妥协的态度与罗贝尔·布莱松和雅克·杜阿隆十分相似。

他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总是和演员们处于非常紧密的联系之中,对于初登银幕的演员是这样,对于公认的职业演员,甚至是世界知名的巨星(例如:热拉尔·德帕迪约,索菲·玛索)也是如此。他的指导既非常松弛又十分贴近,最关注演员准确的语调,新鲜感和发自内心的自然。他会让他的演员和技术人员发挥到极致,他经常辞退某个演员或者技术人员,或者与某个演员或者技术人员一直对抗到影片发生危险、到要延误拍摄计划的时候才算结束。一般情况下,他的拍摄队伍十分精干,目的就是不让拍摄经费过于沉重。

尽管莫里斯·皮亚拉于1950年代末开始创作拍片,他的美学观念与新浪潮导演们也十分相似,但他始终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除了让-吕克·戈达尔和其他几个为数有限的电影人,他对新浪潮电影并不推崇。

莫里斯·皮亚拉是一个既难以理解又难以归类的人物。学界出版了大量研究他的文章和书籍。他对整整一代法国和国外电影人产生了深刻影响。皮亚拉的第一爱好就是绘画,即使从他开始拍片不再从事绘画之后,他与这门艺术也始终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先就读于装饰艺术学校,然后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毕业后,曾举办过个人画展。

1954年,莫里斯·皮亚拉结识了克洛德·贝里,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两个法国新电影史上重要人物的命运被改变了。1962年,他们合作(皮亚拉导演、贝里编剧并主演)拍摄了一部剧情片《雅尼娜》。皮亚拉获得了土耳其政府资助的拍摄项目,拍摄一些反映土耳其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1963~1965)。在拍这些纪录片时,皮亚拉开始思考生活、真实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并正式用摄影机向他崇拜的卢米埃尔致敬。

1960年,皮亚拉与科莱特结识。科莱特是皮亚拉感情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女人。两个人分分合合,一起度过了六年幸福时光。在这个时期,皮亚拉拍摄了短片《爱情在你身边》(1961),并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短片奖。当他在土耳其拍纪录片时,科莱特一直陪着他并且负责录音工作。两个人彼此相爱,但最终科莱特拒绝了皮亚拉的求婚,嫁给了一个商人,这使皮亚拉一度陷入巨大痛苦之中。然而正是这种痛苦催生了皮亚拉一部缠绵伤感的自传体小说《我们不会一起变老》,1972年,他把小说改编成同名影片。这部电影是皮亚拉电影中最具个人色彩的。

1966年,皮亚拉结束了在土耳其的拍摄,回到马赛,参加了法国电视台的《法兰西编年史》系列纪录片的拍摄。这一经历为他后来创作电影积累了丰富素材,尤其是为拍摄梵高的纪录片,皮亚拉来到了梵高临终前生活过的吴瓦兹河畔的欧维尔小镇,拍摄了梵高最后生活、绘画的地方,这次经历为他更好地理解这位惊世奇才奠定了基础。皮亚拉以画家的视角在这里感受和呼吸到梵高的神态,这对他“捕捉真实的梵高瞬间”、以绘画创作的方式构思影片《梵高》提供了最初的灵感。

皮亚拉性格暴躁,喜怒无常。为了捍卫自己的电影观,他有些固执、甚至不可理喻。皮亚拉要求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坚持而且百分之百的实景拍摄,即小说或剧本中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季节和当天的时间。拍摄《我们不会一起变老》时,他一定要带剧组到他与科莱特去过的那些地方拍摄那些街道、酒吧和公园,包括旅店的具体房间。他甚至在米舍利娜家里拍摄了曾在那里发生的几场戏,这些条件无疑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拍摄方式,皮亚拉有自己的观念:拍摄本身就是体验和建立真实的过程,拍摄的瞬间即包含着现实中那些不可控的偶然因素,“一部影片的拍摄就是我们尝试攫取现实的瞬间。在拍摄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一些事情,否则这部电影就是失败的”。皮亚拉就这样在拍摄的过程中攫取了许多“瞬间”,恰恰这些瞬间成为皮亚拉电影中最珍贵的东西。

皮亚拉临终时还有很多计划没能实现。仙逝之后,法国电影界对他的研究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特立独行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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