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裂无声 暴裂无声 8.2分

理性的、柔软的忻钰坤

2018-04-05 21:01:32

2016年夏末,袁文康接到邀约,出演忻钰坤的第二部长片《暴裂无声》中的律师角色。他提了一瓶威士忌去找导演聊剧本,见了面,忻钰坤告诉他,我不喝酒。“一般做这个行业的人没有不喝酒的,”袁文康说,他本来期待喝完酒后大家可以聊更多的东西,但忻钰坤总是很谨慎地看着他。那天聊完,袁文康自己喝了半瓶,剩了半瓶。

《暴裂无声》的男主角宋洋比忻钰坤还要大一岁,他以为自己要见到一个充满冲劲的年轻导演,可出现在他面前的忻钰坤说话慢条斯理,聊了很久也看不出什么情绪。“他感觉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很多,”宋洋想说他没那么活泼,但换了个表述,“非常稳。”

《心迷宫》是忻钰坤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名片,别人总是根据这张名片对他做出判断:会非线性叙述,故事结构漂亮,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直到《暴裂无声》拍摄完毕,这些印象也没有什么变化。合作伙伴们挠着头,思考良久,才能挤出一句“温文尔雅”、“成熟稳重”之类如清水般毫无色彩的描述。忻钰坤目前拍了两部重口味的现实主义题材,但他本人寡淡到几乎隐形。

何山是忻钰坤的十年好友,也是他的摄影师。在合作《心迷宫》的时候,剧组调休了一天,可直到拍摄结束,宣传都开始了,何山才知道那天不是放假,而是剧组没钱了。他也不知道,在《心迷宫》开拍前三天,一笔启动资金突然撤下,剧组面临立即解散的危机。在26天的拍摄中,所有工作人员都没看出来,忻钰坤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我用各种方式去试探他,”袁文康说。他一直觉得忻钰坤会隐藏自己。人总需要面对事情做出反应,失望、愤怒、喜悦,然后显示出偏好。但忻钰坤非常克制,外人很难从他的行为中读到这些信息。“他喜欢掌控,喜欢这些能够在他掌控范围之内,”袁文康说,“你可以试着试探他。”

我第一次见到忻钰坤是在一个读书会上。编剧史航每个月会在鼓楼西剧场邀请一些人朗读,嘉宾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在几百人的剧场内朗读会暴露自己的阅读品味,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希望大家以为自己拥有的。有嘉宾念了一段冷僻的散文,也有嘉宾以播音腔背诵了一首抒情诗。我一直在想忻钰坤会读什么。

忻钰坤走上了台。他穿深色衬衫,牛仔裤,因为坚持健身,比拍电影的时候要消瘦不少。他打开了一本书,没介绍自己,开门见山,“大家好,我今天要读的书是《1984》,第一段。”

“四月的天气晴朗而又寒冷。当钟敲了十三下时,温斯顿·史密斯紧缩着脖子,快速闪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本想躲避那一阵寒风的,可由于他的动作不够迅速,一阵沙土还是跟着他刮进了玻璃门里。”

他语速很快,听得出对这段话很熟悉。底下的观众中一阵轻微的骚动,不久归于平静。忻钰坤读完了几页《1984》,也没多说话,就下台了。

“为什么选择《1984》?”在剧场旁的咖啡店里,我问了第一个问题。忻钰坤点了一杯果汁,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咖啡,偶尔喝茶。他没有任何成瘾性的爱好。

“因为我生于1984。”

这是一个讨巧又安全的回答,我们都笑了。忻钰坤显然看重《1984》。他最初买的是英文原版,看不太懂,在网上比较了各个译本的优劣,到台湾买了一个据说不错的版本。在《暴裂无声》中,一辆车的车牌号也是1984。

好在忻钰坤并不拒绝去解读自己,他的确是个温和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拒绝什么。“我觉得它对那种集权政治的语言,然后还有对那些事情里面的人的状态……”他在谨慎地斟酌词语,“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启示。”

忻钰坤喜欢看知识类的书,很少读诗,理性压过抒情性的一面。他的《暴裂无声》讲了一个冷酷的故事,旷工张保民丢了儿子,认为矿主昌万年是罪魁祸首,开始找他要人;昌万年与自己的律师反目,二人争夺昌的犯罪证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透露出张保民儿子真正的下落。电影没有光明的结尾,律师最终也没有说出张保民的儿子在哪里。张保民站在矿山前,不知所措,一直沉寂的大山突然爆炸、彻底崩塌。

这本是忻钰坤第一部长片的构想。当他决定成为导演之后,一个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形象是大山的崩塌。他是内蒙古包头人,高中时军训,走正步的时候,听到一声巨响,抬头看到北部的矿山一半被炸掉了。他熟悉包头,想以这个环境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不同阶级的主人公、三条相互交叉的故事线像堆积木一样堆了起来。

忻钰坤把写故事称为“建构”。他先有了一条线索,一个兴趣点,然后把它们演绎成一个故事。目前正在准备第三部长片同样如此,他想拍一个有关科技与人性的故事,类似于英剧《黑镜》,凯文·凯利的《失控》成了他反复阅读的案头书。也可以说,忻钰坤不是一个故事驱动型导演。单纯的好剧情没有办法吸引他。

处女作《心迷宫》被普遍认为讲了一个好故事,但最初令忻钰坤眼前一亮的是其故事结构。2011年,忻钰坤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班毕业一年,在电影圈的边缘谋生,希望拍摄一部长片。《暴裂无声》体量太大,不适合作为处女作。有一天,他与好友任江洲在国贸的一个饭馆吃饭,对方给他讲了一个发生在母亲家乡的真事:一个棺材辗转了三户人家,也没有找到正主。有那么一瞬间,忻钰坤的脑袋里是静音,他觉得,等待多年的故事终于来了。他喜欢这个故事中三条线索并进的结构。在剧本中,忻钰坤只保留了真事中棺材的元素,重新设定了三个故事,一对打算私奔的青年男女,一个偷情的留守村妇,以及一个躲债回村的痞子,他们因为一具突然出现的尸体而联系起来。

2013年,任江洲告诉他,“搞到钱了”,《心迷宫》启动。在拍摄过程中,忻钰坤经历了一个新导演可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困难。开拍前三天,说好的启动资金没了,他、任江洲和制片主任决定,如果开机当天中午12点之前还没钱,三人就剃光头给大家道歉。第二天一早,主创陆续抵达,忻钰坤去迎接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摄影师突然中风,饰演父亲的演员坐火车复发腰椎病,吃完开机饭又回去了。

“万念俱灰,”忻钰坤记得那时的心情。开机祈福仪式后,他准备去和主创摊牌解散剧组,12点10分,接到财务的电话,有笔10万块的款项到账了。

《心迷宫》原定拍摄30天,忻钰坤心头悬着一把剑,赶着26天拍完了。制片人任江洲在外面找钱,十万二十万地打回来。《心迷宫》最终制作成本为170万。

以处女作成名的导演都是一个励志故事。他们在前期经历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披荆斩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对于忻钰坤来说,他的胜利时刻是2014年7月27日,First青年电影展宣布《心迷宫》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忻钰坤仍然没有一个彻底放空、留给自己的空间,他在想其他主创在哪里坐着,心里总是装满了事情。正如他不会把焦虑表现出来,他也不会喜形于色,只是很平静地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人说,抱歉,老师,让我过一下。

《心迷宫》是忻钰坤的背水一战。他当时快30岁了,没什么正经职业,如果这次不成功,就退出电影圈。“我内心太弱了,”忻钰坤说。他可以处理困难,但他不是一个天生拥有强悍内心的人。他甚至并不享受导演拥有的权力,在片场,“我也不愿意发出那个指令来,我觉得很奇怪,好像大声说话是不对的。”

他怀疑自己可能并不适合这一行,但这放手一搏成功了,《心迷宫》成为新导演低成本处女作的一个范本。

忻钰坤有了继续拍片的动力。得奖后两年,他跑了几十个影展,成为这个行业炙手可热的新人。身份的改变似乎并没有让他试图去遮掩自己,他仍然承认,做这一行需要支持,要么是强大的内心,要么是稳定的家庭。他缺乏前者,但幸而拥有后者。

忻钰坤并不急于踮着脚尖摘取更高的果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红卫见过太多新导演,他们如果初尝成功滋味,往往面临巨大的诱惑,或者赶紧签一个长约,或者先买个房子。但忻钰坤没有这些困扰,他继续过小日子,唯一的助理是妻子。业界看好他,商业邀约纷纷而至,First影展创始人宋文一个咖啡馆偶遇忻钰坤,看见他与人谈项目,身边还有两个基金的人等着。但忻钰坤确定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是《暴裂无声》,从未动摇。

创作者初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喜欢写自己,忻钰坤不在此列。他对自己的状态太过理性,没有纠结,也缺乏挖掘的兴趣。

“艺术家是两种,一种是窥视癖,一种是暴露癖,”王红卫说,他也是《暴裂无声》的文学策划。很显然,忻钰坤是窥视癖。“窥视癖的导演一般而言会走得远一点,因为他是看这个世界,不是一直在说自己,”王红卫说,“(而且)他可能会比较冷静,会相对比较稳定。”

忻钰坤是内蒙古包头人,父母是银行职员,家中无人从事影视行业。他喜欢电影,在高二的时候辍学,进入西安一所影视学校学习,一年后再度退学,开始从业。17岁时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忻钰坤最令人惊讶的经历。但在他的叙述中,这个选择依然是理性的:他成绩不算好,高考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他不会浪漫化自己的选择,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形象。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忻钰坤留着长发,他没想要通过发型表示什么,仅仅只是因为,他那时太年轻了,长发能令自己看起来老一些,工作起来有合理性。

忻钰坤的求学之路不顺利,他考过两次电影学院,都落榜了,想争取一个旁听的机会,仍然失败。他的电影教育是通过看碟完成的。在西安做栏目剧的时候,他把一半收入用来买碟。工作不稳定,他闲时就看片子,一天能看六张盘。他尤其喜欢买精装盗版,里面有花絮和小册子。《金刚》出了一套碟,包含两张花絮,讲了拍摄现场的每个章节,他爱如珍宝。

海量的观片之后,忻钰坤发现自己的趣味集中在哪些精彩的类型片上。故事激励,风格强劲,“不闷”,这些片子让他有嗨点。他曾在一家音像店打工,向每一个来买碟的顾客推荐韩国电影《老男孩》。这种趣味甚至影响到他的学院教育。在一个争取北影旁听机会的面试上,老师挨个问喜欢看什么片子,一路走过来,学生说的都是阿巴斯、伯格曼、安东尼奥尼这些欧洲文艺片导演,轮到忻钰坤这儿,他说“斯皮尔伯格”。老师愣了一下,问,是斯皮尔伯格的哪部片子呢?忻钰坤没有回答老师期待中的《辛德勒名单》,他说,《侏罗纪公园》。

“后来我就被刷了。”忻钰坤说。

筹拍《暴裂无声》的时候,忻钰坤会给别人介绍,这部电影可能会像《黄海》、《追击者》,都是他喜欢的类型片。看到剧本后,王红卫有些担心,“简单说就是不极致。”电影完成后,他问了几个人的观后感,大家的反馈似乎印证了他的担心。电影依然讲了一个好故事,工业标准比第一部提升太多,但大家都感觉差了那么一点,但究竟是哪一点,又说不好。

我与忻钰坤讨论起两个称得上极致的导演,强调自然主义的侯孝贤与电影至上的李安。忻钰坤坦诚,他敬佩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是他的红宝书。他待人温柔克制,的确像李安,但李安在拍电影时以严苛和不近情面著称,在他手下工作并不轻松。

忻钰坤却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没有强迫症,很容易妥协。拍摄《心迷宫》的时候,一对群众演员演得不好,他都觉得要忍,因为换人会增加拍摄成本。还是制片主任忍不了,坚持这会是电影的一大败笔,他才换了人。

他非常强调秩序感,诸事皆有逻辑。我提到有人说电影中有个bug,他瞪大了眼睛,语气肯定,说我应该可以解答这个bug。后来证明是个误会,但这是整个采访中他唯一表现出情绪的时刻。“我还是比较在意逻辑的东西,所以在片子之前所有的东西我都会自己绕好几遍,看看有没有漏洞。”忻钰坤说。

极致或许并不来源于秩序,而是失序。极致也可能意味着一种破碎。我试着和忻钰坤讨论这个问题,他过于多虑且理性的性格,是否是造成电影不够极致的原因?

“会,想得太多了。我没有在片里面做到一个我想的最高的状态,而是平衡了很多现实的、客观的因素和条件。”

忻钰坤回答得很快,他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足够理性,足够真诚。

我问忻钰坤恐惧的事情是什么。他想了一下,说如果身边人出了问题,他会恐惧。他能掌控自己所有的东西,但别人他无能为力。他希望周围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一旦有什么东西被破坏了,平衡的结构面临倒塌的危险,“我身在其中就觉得会有问题。”

首发于《GQ》2017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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