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劫梨花 暴劫梨花 7.8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4 20:15:49

性骚扰乃至性攻击在美国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美国人的普遍关注。本片详尽剖析了这样一个案例,以探究此一现象的社会成因。

影片从强奸中止后受害人逃离现场切入,观众只看到莎拉奔出磨坊酒吧,不明就里。编导巧妙地以肯报案的构思对这一画面旁述,这样既兀然突出了全片的主悬念,令观众急迫地想获知事件详情,又为后来肯的出庭作证留下了伏笔。医院检查一场戏展示了被害女子肉体受到的伤害并提供她酗酒及轻微吸毒行为的证据。随后的调查为莎拉勾勒了一幅轻佻的形象:她衣着贴身裸露,言行放荡,富有挑逗性,曾与多人做爱并有犯罪记录。在“磨坊”的表现有勾引男人之嫌,这样就很难区分磨坊事件的性质是强奸还是调情。加之许多知情人也不愿作证,要起诉证据不足。凯瑟琳原先为其主持公道的态度十分坚决,然而面对这复杂情况她深感棘手,终于听从了上司的指示,与被告方幕后交易,公办私了。莎拉知悉后怒不可遏,然而她一个弱女子,无钱无势,又能怎样?正如她冲凯瑟琳所嚷嚷的:“我吸毒、酗酒、卖弄风情!我不是被奸,我是贱人!我连控告的资格都没有,除非我有钱有地位!”平日生活不检的莎拉经此变故,备尝苦果。终于她幡然悔悟,决心重新做人(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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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乃至性攻击在美国已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美国人的普遍关注。本片详尽剖析了这样一个案例,以探究此一现象的社会成因。

影片从强奸中止后受害人逃离现场切入,观众只看到莎拉奔出磨坊酒吧,不明就里。编导巧妙地以肯报案的构思对这一画面旁述,这样既兀然突出了全片的主悬念,令观众急迫地想获知事件详情,又为后来肯的出庭作证留下了伏笔。医院检查一场戏展示了被害女子肉体受到的伤害并提供她酗酒及轻微吸毒行为的证据。随后的调查为莎拉勾勒了一幅轻佻的形象:她衣着贴身裸露,言行放荡,富有挑逗性,曾与多人做爱并有犯罪记录。在“磨坊”的表现有勾引男人之嫌,这样就很难区分磨坊事件的性质是强奸还是调情。加之许多知情人也不愿作证,要起诉证据不足。凯瑟琳原先为其主持公道的态度十分坚决,然而面对这复杂情况她深感棘手,终于听从了上司的指示,与被告方幕后交易,公办私了。莎拉知悉后怒不可遏,然而她一个弱女子,无钱无势,又能怎样?正如她冲凯瑟琳所嚷嚷的:“我吸毒、酗酒、卖弄风情!我不是被奸,我是贱人!我连控告的资格都没有,除非我有钱有地位!”平日生活不检的莎拉经此变故,备尝苦果。终于她幡然悔悟,决心重新做人(剪发改妆,赶走拉里便意味着她与过去的决裂)。

由于强奸案结案不公,未能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因此很快又生出新事端:蝎子克里夫一旦认出莎拉便百般戏弄,其表现与在磨坊无二致,可以想见今后他对莎拉的骚扰将是无穷无尽的。莎拉身心俱焚,终于不计后果地开车向其撞去。这一撞深深震撼了凯瑟琳的心,虽然她此前的妥协也有无奈的成分,然而心底里也怨其不争,故未尽全力。莎拉的再度入院使她深感事态的严重和受害人的无助,自己的冷漠造成了后遗症,这又使她内疚,她决心补救愆尤,为公正结案战斗到底,即便丢掉饭碗也在所不惜。蝎子恶毒的话及他对莎拉的一再骚扰令凯瑟琳对起哄者的作用深思,然而要想起诉未参与强奸的围观者又谈何容易?这等于是向传统挑战,不仅上司反对,同事也无人支持。凯瑟琳反复查阅法律条例,终于弄清了旁观与起哄的区别。起哄意味着指使、煽动,意味着推波助澜,完全可以“诱发犯罪”的罪名起诉。不过要起诉就必须有肯出庭的证人。她设法打消了萨莉的疑虑,使她指认了起哄者。然而萨莉的进一步证言又对莎拉不利,尽管莎拉有关鲍勃的言谈只是报复拉里的气话,并未付诸行动。

凯瑟琳只好另找证人,她从磨坊游艺室蛛丝马迹中挖出了肯。肯是鲍勃的同窗好友,那晚首次随其到磨坊玩游戏机,目睹了事件全过程。他良心未泯,对眼前发生的恣意妄为劣行深感震惊,但又没有勇气制止暴行的发展,尤其密友也卷入其中。为求得心理平衡他报了案,然而此后他时而为自己未能挺身而出感到负疚,时而又以“与己无关”自慰,始终处于矛盾心态之中。凯瑟琳找到他,他初时还搪塞对方并欺骗自己,被点明报警事后才勉强同意出庭作证。他认为这次告的是起哄者而不是好友,但如不打招呼未免不够朋友,于是又去探视鲍勃。鲍勃告之他不是坐强奸罪,如肯去作征,他便会因强奸重新定罪,刑期也将由9个月延至5年,肯闻之再度犹豫,鲍勃趁机要他以喝醉酒记不清为由推辞。在没有物证人证的情况下仅凭受害人的证词是难以给围观起哄者定罪的,尤其是莎拉又喝了酒、抽了大麻,在震耳欲聋鼓噪声中忙于挣扎反抗,有时还闭眼不敢看这可怕的现实,哪有精力去仔细辨认并不认识的起哄者,因此她被迫同意辩方律师的结论:她认不出起哄者。在这种情况下肯的旁证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成为本案成败的关键,肯的退缩就意味着败诉。莎拉悲愤难忍,肯只得实说不忍让好友蹲5年牢。莎拉戚怆地斥责道:“难道他就是显贵人物而我只能算贱娼?他就该当你面强奸我?其实你比他们更卑鄙!”受害人的当面指斥深深触动了肯的良知,在康德所称的道德“绝对命令”的驱使下他终于抛弃了种种顾虑,坚定了助其伸冤的决心。在这里编导没有简单地将肯脸谱化,而是以一定篇幅刻画他的心理转化,从而使其形象更为真实可信。

强奸的具体经过是本片的核心,事件的绷起及当事者的实际表现,是强奸抑或是性表演,蝎子等三人是旁观者还是起哄煽动者皆要经由具体过程的展现方可确认。此一过程的呈现亦成为全片的高潮,开篇伊始的头几个镜头影片就以画面和旁白设置了强奸主悬念,但细节吝于一见。随后通过他人的口述,因莎拉有行为不端之嫌,以“性表演”说向“强奸”论置疑,使得案情复杂化。经幕后交易观众对强奸已不存疑,但对轻判和不能正名感到意犹未尽,同时对莎拉如何“行为不端”产生更浓厚兴趣。蝎子的再度滋事又把煽动起哄的问题掺和进强奸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萨莉的证词重新强化了性游戏的疑虑,至此整个案情扑朔迷离。编导经过来回几番搅和,影片的悬疑气氛愈显厚重。莎拉走上法庭详述事件经过,面对观众首次把事件完整地串缀起来,解开了观众心中部分疑团,然而煽动起哄的关键问题却语焉不详。同时她作为受害人的主观叙述难免带有感情色彩,言辞不可尽信(更遑论她刚饮酒吸毒,难避神志不清之嫌)。在此情况下肯的客观证词便一言九鼎,足以定乾坤(因他与本案无利害冲突,没有必要捏造,偏袒一方)。经过前此的多重铺垫,赋予肯的证词如此重任之后,编导终于借其口原原本本展现了事件的具体经过,前此的表述都是言语性的,缺乏形象感,此时编导却以活生生的画面、直观地完整地加以再现,充分发挥了电影的特长,造成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效果,迅速把影片推向高潮。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心中所有的疑点全都得以消解。性攻击与性游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当事者是否受到胁迫,交合是否出于自愿。在事件的再现过程中观众亲耳听到莎拉在丹尼刚有非分之举时便提出想要回家,亲眼目睹他是如何将莎拉按在弹子机上,在蝎子“捅进去!”的鼓噪下开始强奸行径的。观众还看到鲍勃虽属意于莎拉,但还未敢造次,只是在蝎子等的怂恿推搡下才丧失理智的。至于柯特,开始还斥责蝎子胡说,但在起哄者的点名鼓动下邪念攻心、恶胆横生,沦为强奸犯。甚至观众的一些细小疑窦也在画面中得到解答,如莎拉改变外形后,蝎子根据掉在地上的汽车钥匙认出了她。在事件闪回画面中观众看到,当莎拉挣扎时那串带有特殊标识的钥匙掉在了地上。

本片精彩地透析了一桩强奸案,但如果仅就事论事地把它看成普通的强奸案,那显然有负编导的良苦用心。编导解剖这只麻雀意在告知人们:你周边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麻雀。影片结束后银幕上打出这样的字幕:“在美国每6分钟便有一宗强奸案,1/4的受害人被两个以上的人强暴。”(凯瑟琳的扮演者凯莉·麦姬莉丝本人便是位受害者,编导曾属意由她扮演莎拉,但她因不堪回首而坚拒,不过却很乐意扮演向强奸犯宣战的检察官。)强奸案发率如此之高原因很多,本片编导痛心疾首,并且通过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向社会大声疾呼的,正是人们对此一现象的漠视与纵容。美国标榜民主自由,特别是60年代以来受到形形色色时髦思潮的猛烈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较之以往(美国曾是个深受基督教教规统御、注意伦理道德的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之美国人天性浪漫、开放,近几十年来性解放盛行一时,未婚同居、婚外恋、同性恋已成普遍现象。要言之,只要性交往的双方自愿(甚至不限于男女之间),就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与法律的禁忌可以制约(乱伦除外)。人们随意挑选性伴侣,旁人不加干涉,甚至在社交场合多人的滥交也不算违法。在后一种情况下,旁观者的喝彩还可能被视为助兴。人们这种极为随便的性态度使得社会问题复杂化,罪与非罪仅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自愿,而自愿本身又是个随意性、伸缩性很大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的意愿很难判断(如本片中莎拉在被丹尼放倒之前,其言行便有挑逗之嫌)。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久而久之,很多人养成“不干涉他人自由”的习惯。不仅对不违法的性交往不干涉,甚至对明目张胆的性强暴(受害的自然是纤弱的女性)也漠然置之。这种姑息纵容的风气助长了不法之徒的嚣张气焰。他们或以侵犯他人的自由来满足自己的性自由;或助纣为虐,甚至煽动挑唆,以观赏性强暴为乐事。而他们在施暴后往往还振振有词地说是受害者自愿,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泰森强奸华盛顿小姐一案,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我们不妨说强奸的泛滥正是性解放的恶果,是“自由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瘤疾。

本片编导对美国社会的这一畸形现象痛心疾首,他们创作本片的动因就在于要振聋发聩,于麻木中唤醒人们的良知,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本片中编导挥动的实际上是四棱刀,与本案有关的所有人或轻或重都要挨一刀,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负有责任。首先,编导痛心某些受害人“行为不端”,授人以柄。莎拉患有典型的前述“时代病”,她性态度随便,未婚同居,同时还酗酒、吸毒,结果惹火烧身。编导令其在自食苦果后悔过重生,最后又让她在法庭上勇敢讲出自己的受害经过(这点很有现实意义,因大多数受害女子连报案勇气都没有,徒使强奸案愈演愈烈)。其次,编导善意地责备了那些初时未曾挺身而出、最后终能改过相助的人。如凯瑟琳,她虽是嫉恶如仇的检察官,但面对有缺失的受害人,在办案有阻力时也不愿尽力而为,只是在因其办案不公、受害人再度受害时她才痛感自己失职,从而竭尽全力为受害人伸张正义。再如肯,他目睹强奸而不加制止,仅以报案求取心理平衡,但最终他还是战胜自我、挺身为受害人伸冤。编导所要鞭挞的是那些姑息纵容罪犯的人。这首先要推地方检察官鲁道夫,他身为为民伸冤的官方代表,对受害人毫无同情心,成天想的是宦海沉浮和幕后交易,甚至对恪尽职守的凯瑟琳横加阻拦。他实际上是现体制的代表,强奸罪禁而不止,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有就是萨莉这样的人,她身为莎拉的朋友却在莎拉遭难时赶紧溜走,连报警电话都不愿打,甚至在凯瑟琳向她调查时还闪烁其词。她的可悲就在于她想明哲保身,然而一味纵容罪犯的后果是早晚自己也得搭进去。编导最为痛恨的是那些人面兽心的罪犯。这里编导又将他们分成两类,即强奸者与挑唆者。前者是直接的罪犯,容易辨认;编导的锋芒所向主要还在于后者。正如本片所揭露的那样,他们在犯罪过程中起着极为恶劣的作用(强奸变成轮奸,犯罪规模扩大,后果加重,全在于他们的指使)。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仅作为旁观者并不承担罪责,本片的创意就在于把他们也押上了审判台(这确如片中电视记者所言,是“首创先例”的审判)。实际上编导在本片中希望人们深思的,正是强奸犯之外,所有与强奸案有关的其他人的责任问题(编导将强奸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是深有用意的)。如果强奸案能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如果不再发生草率判决、量刑过轻的丑剧,强奸案在美国还能是“每6分钟一次”吗?编导将本片定名为《被告》,除了片中被送上刑事法庭的,那围观看热闹的,知情不举的,乱判葫芦案的,是否也应被送上道德法庭?

我们还可换个视角,从女权主义出发剖析本片。弱女子莎拉遭到大男子主义者的性迫害(强奸、起哄及蝎子的性羞辱),众多男子对此漠然视之(包括象征现体制的地方检察官),甚至萨莉一类的女人也受到男性中心思想的戕害,不敢向同性施以援手。女权主义者凯瑟琳初时也附和了男性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很快她就意识到同胞姐妹做人的权利被褫夺,决心挺身而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在她的点拨下萨莉觉醒了,但却爱莫能助。肯代表着对妇女受歧视抱持同情心的男性,经凯瑟琳做工作,成了与女权主义者并肩战斗的战友。妇女解放运动今日在美国正方兴未艾,这一视角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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