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韵事 女人韵事 8.1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4 12:48:59

这桩妇女公案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年,当时不仅堕胎违法(直至今日在某些国家仍是如此),连避孕也与宗教教义相左,更何况是以牟利为宗旨的私人堕胎,自然属于被取缔的行业。夏布罗尔这部影片揭示的悲剧在于,玛丽·拉杜尔本是一个无知无识、毫无法律观念的家庭妇女,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她初次为邻居女友施行连自己都无成功把握的人工流产手术,本是出自对她的同情。这位女友在摆脱窘境之后,仍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与同情,给玛丽陆续介绍来二十几例“病人”。要求生活得更好一些,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既能为他人解难,自己和孩子们又可以吃饱穿暖,对于玛丽来说,何乐而不为呢?丈夫长年在外,妻子不甘寂寞,偶有外遇,似也在情理之中。不巧怀孕,陷入窘境,只能向玛丽伸出求援之手。如果说当时法国世风日下妇女堕落的原因,在于玛丽从事了这种行业,那就本末倒置于理不公了,尤要严惩以正视听,更令人替玛丽痛感冤枉。事实上,尽人皆知,造成社会风气堕落的原因是贫困,衣食足才有礼义可言,而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战争。是战争迫使丈夫离家出征久久不归,或被关入集中营,致使妻子长年独守空房。人非草木,在被封建礼教长期束缚的东方,这类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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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妇女公案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年,当时不仅堕胎违法(直至今日在某些国家仍是如此),连避孕也与宗教教义相左,更何况是以牟利为宗旨的私人堕胎,自然属于被取缔的行业。夏布罗尔这部影片揭示的悲剧在于,玛丽·拉杜尔本是一个无知无识、毫无法律观念的家庭妇女,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她初次为邻居女友施行连自己都无成功把握的人工流产手术,本是出自对她的同情。这位女友在摆脱窘境之后,仍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与同情,给玛丽陆续介绍来二十几例“病人”。要求生活得更好一些,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既能为他人解难,自己和孩子们又可以吃饱穿暖,对于玛丽来说,何乐而不为呢?丈夫长年在外,妻子不甘寂寞,偶有外遇,似也在情理之中。不巧怀孕,陷入窘境,只能向玛丽伸出求援之手。如果说当时法国世风日下妇女堕落的原因,在于玛丽从事了这种行业,那就本末倒置于理不公了,尤要严惩以正视听,更令人替玛丽痛感冤枉。事实上,尽人皆知,造成社会风气堕落的原因是贫困,衣食足才有礼义可言,而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战争。是战争迫使丈夫离家出征久久不归,或被关入集中营,致使妻子长年独守空房。人非草木,在被封建礼教长期束缚的东方,这类苟且私通之事亦非罕事,在素有自由浪漫传统的法国,和平时期丈夫在家时,尚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战争时期夫君在外,甘受寂寞者恐怕仅是凤毛麟角而已。对玛丽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不仅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且是对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纳粹德国的开脱。这桩冤案只能发生在与希特勒合作的维希政府统治时代,连玛丽的辩护律师在申诉被驳回之后都愤愤不平地说:“他们要杀死玛丽,是向我们所有的人进行报复!”

导演夏布罗尔说:“从事电影工作的人都面临着双重的问题,一方面他要使自己的想法让尽可能多的人理解,这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另一方面要竭尽全力去分解现实的机制,抛开一切虚伪的情感,深刻地展示出社会呈现精神错乱的症结在于基本价值观念腐烂了。”二战中的法国,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已经腐烂,玛丽替人堕胎岂能造成社会风化问题?把她送上断头台也无法医治整个社会的精神错乱。

克洛德·夏布罗尔1930年6月24日生于巴黎。因战争关系,他在中央高原克卢佐省的一个小镇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就在这个时期,他心中萌发了对电影的热情。回到巴黎之后,他无目的地学习文学,又学习药剂学(他的父亲是药剂师),但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电影资料馆里度过的。他既是《电影手册》杂志的影评撰稿人,又是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特派记者,这时候他以稀奇古怪的片名翻译了很多美国电影。1957年他和艾里克·罗麦尔合作,发表了一部评述希区柯克的著作,这位电影大师是夏布罗尔崇拜的一尊偶像。

这正是法国“新浪潮”的追随者从电影评论转入艺术实践的时代。夏布罗尔适逢其时,他寄了一部短片的剧本,名为《贝尔热的一招》,雅克·里维特把它搬上了银幕。克洛德利用妻子继承的一笔遗产,几乎是又当制片人又当导演,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漂亮的塞尔日》。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对于夏布罗尔所关心的主题已能窥见一斑,而导演极富个性的特殊风格在他的第二部影片《表兄弟》中就清晰地展示在观众面前了。

事实上,《表兄弟》和《漂亮的塞尔日》是从相反的两个侧面,反映了巴黎人和外省人在诸多方面的抵触和对立关系,对于新闻媒介机构全部集中于巴黎的状况提出了挑战。夏布罗尔是一位斗士,他和当时那种附庸风雅追逐时髦的风尚迥然不同,这部影片发行时,正值法国极右势力跃跃欲试的时候,他的影片竟有胆魄对这种威胁指桑骂槐地进行抨击,很受人钦佩。《表兄弟》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夏布罗尔利用这笔将金,组织了一群著名演员,拍出了他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房门紧锁》。他公然宣告:“这是一部对美进行谋杀的影片。”但是影评家们却把注意力放在导演与大作家莫里亚克的不同艺术风格上,认为这是一部对名著进行改编的最出色的描写外省有产者生活的杰作。

诚然,有人对影片的现实主义手法颂扬备至,也有人诋毁影片的侦探情节,认为“不真实”。事实上,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人都忽略了导演不自觉地受记忆中别人作品的影响之处(例如:孔雀嘶鸣和玻璃水族缸的镜头本属奥逊·威尔斯),影片的壮丽场面结束时,演员逐渐远去(阳台上电灯的熄灭和《不忠实的女人》结尾时的拉镜头毫无二致)。

和这部《房门紧锁》的富丽堂皇画面截然相反,次年他拍出了《善良的女人》,全部影片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影片的结尾使人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在观摩《一桩妇女公案》时,多有似曾相识之感,灰暗的色调,使人心烦的连绵雨和那结尾时可怕寂静几乎是同样的故事氛围。

50年代末,克洛德·夏布罗尔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阿吉姆制片公司)。1962年,他推出了弗朗索瓦·萨冈编剧的《朗德吕》,因为这部片子,人们送给夏布罗尔一个雅号“愚蠢的导演”,意思并不是说克洛德愚蠢,而是他在这一段时期专门探索愚蠢的行为。他认为:“愚蠢比聪明更有魅力、更加深刻。聪明的程度是有限的,而愚蠢的程度是无限的。”(原载于1962年《电影手册》)实际上,夏布罗尔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没有间断对这个主题的挖掘。在《一桩妇女公案》中,他把玛丽也列为相当愚蠢的人。他认为,人的愚蠢不在于他不具有正常人的聪明,更和他的知识、才智、技能无关,往往聪明人做出的愚蠢行为比傻瓜经常做的傻事更加愚蠢。玛丽的愚蠢来自于未受过教育以及对于道德、法律观念的无知,因而造成了她个人的悲剧。

从夏布罗尔最近拍的一部商业片《玛丽尚达尔反对柯哈大夫》中,我们不得不对他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深为赞赏。他对于资产阶级的习俗历来是既揭露(《丑闻》)又批判(《轻浮的女人》)。夏布罗尔也喜欢自己出现在影片里,例如在雅春·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中。在他导演的《轻浮的女人》一片中,他通过一件趣闻让自己走进影片,向观众说明为什么这是一部探索“疯狂”的影片。

依照传统的心理学理论,夏布罗尔的电影从描述“愚蠢”过渡到刻画“疯狂”,在深度上前进了一大步。正像人人都会做“愚蠢的事”一样,每个人都在不同时期不同事物上有疯狂行为,生活中没有疯狂,一切都将变得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作品中惊人之笔几乎总是描写人的疯狂行为的:《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就是一例:常理中爱花爱到最痴的人,也难以做到把落花一一捡起,再用绸子包成小包埋入地下。这类超乎寻常的行为,就是夏布罗尔探索的疯狂。鲁迅笔下的阿Q在被砍头前只遗憾在堂上画供时,画的圆圈不够圆,这和玛丽上断头台前只想着给孩子寄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不都是同样的疯狂吗?这种疯狂使人感到的可悲程度远远超过可笑程度,这类疯狂是难以使人忘怀的。

夏布罗尔的电影风格确有清新之感。他博采众家之长,既有美国著名导演的精湛技巧,也有德国表现主义大师们的风骚。人们可以把他的《不忠实的女人》、《屠夫》和《夜幕降临之际》等片称为“室内电影”,因为这些影片充满了怪异之气(《决裂》)和令人眩晕的追逐。观众不难发现,导演从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有时又颇有巴尔扎克或福楼拜小说的味道,而他效法奥地利大导演弗立茨·朗格的手法更加显而易见了(《让畜牲死去吧!》)。

1976年,他在罗贝尔·拉丰出版社以轶闻迭事的形式,发表了他的创作经验,内容十分丰富,书名却颇有挑战味道:《我还是拍成了电影》。

这部影片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是与伊莎贝尔·于佩尔这位性格演员的出色的演技无法分开的。在1988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她因这部影片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

伊莎贝尔·于佩尔1955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艺术之家。大姐卡罗琳娜是法国电视二台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二姐埃丽莎贝特是位知名度颇高的剧作家,伊莎贝尔是三妹。她从小就爱演戏,经常出没于戏剧排演场和电影摄影棚中。在巴黎音乐戏剧学院肄业后,先后在安东·戴斯和罗贝尔·豪森的导演下演话剧,但时隔不久,她对戏剧表演技巧产生了厌恶情绪,因而从1971年起,她放弃了戏剧表演,全部投身于电影事业。她幸运地遇到一系列造诣极高的大导演,1972年在《华尔兹舞女》这部划时代的影片中,她崭露头角。1974年伊莎贝尔拍了四部影片,在《哀罗依思》中(李丽安·德·柯尔马戴克执导),她和大影星戴尔芬·塞瑞格联袂主演了这位殉教的女主人公。在《杜邦·拉瑞阿》一片中,导演伊夫·布瓦赛让伊莎贝尔饰演了一位被著名演员让·卡尔迈勒死的妙龄女郎。伊莎贝尔不断更换着角色类型:从诱惑男人的浪荡女人到恪守贞操的贤妻良母,在塔维尼亚执导的《法官和杀人犯》中,她的角色更为严肃持重。1977年导演克罗德·高莱塔请她在《花边女工》中塑造一位难逃命运之神摆布的悲剧人物,这部影片给于佩尔带来了苏珊娜·比安谢蒂奖。1978年,克洛德·夏布罗尔推出的《紫罗兰诺吉尔》使伊莎贝尔在23岁时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十年之后又因《一桩妇女公案》荣获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对于不少年轻演员来说,过早地成名往往会变成前进道路上的包袱,当人们心中充满受难者阴影的时候尤其如此。伊莎贝尔深有感慨地说:“事实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然十分敏感,这样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来,而当人们变得不那么敏感时,才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性格坚强的于佩尔始终忠实于她敬爱的大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后者约她出演了《各自逃命》(1980),同年她在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天堂之门》和马赫达·麦扎罗思导演的《女继承人》中,都完美地满足了导演的意图。但是有些评论家认为,于佩尔在莫罗·包娄格尼尼导演的《茶花女》(1981),迈克尔·西米诺执导的《地狱之门》(1981)和同年伯努阿·雅各导演的《鸽子的翅膀》中,人们很难再找到伊莎贝尔初入影坛时那种激情了。而1983年,她在迪安娜·古里斯的喜剧《一见钟情》的精彩表演却令人叫绝,她和谬妙联袂逼真地表现出德国占领时期和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时,法国中产阶层妇女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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