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剧本分析

查理布朗小朋友
2018-04-03 20:45:55
提示: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三块广告牌》剧本里的台词、幽默感、黑色的格调,以及导演处理之干脆利落,下手之狠,一下子带人回到了科恩兄弟和昆汀·塔伦蒂诺曾经叱咤风云的那个辉煌年代。三个人,三块广告牌,三封遗书。该片的剧本既有戏剧那样的高度浓缩性,充斥大量的隐喻、象征,同时也摆脱了戏剧舞台上程式化的情节,在悲喜剧间找到恰好的平衡点,借由人物的性格去发挥出更多的火花。

首先剧本的设定就非常有趣,是在昆汀和科恩兄弟电影里常见的那种设定——没有任何铺垫,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开始就是一位妇女去订了小镇边上一个荒原里的广告牌。它不是常规的线性叙事,而是一开始就暴露矛盾,但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又“不按牌理出牌”,脱离了观众能预期到的剧情正常走向,不断有新的矛盾产生,荒诞不经的故事框架下展开人和人关系的深度凝视,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三”在影片的剧情里成了一个富有结构象征的数字。影片一开始,就抛出了三把诱人的“钩子”,分别是广告牌上醒目的三句话“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长?”、“依然没有逮捕到凶手”、“强奸致死”。三条充满愤怒和悲伤的质问,牵出了三个面临困境的人:一个失去女儿的绝望母亲、一个得了癌症快要死去的警长、一个有种族歧视同性恋倾向的警探。不到半小时,《三块广告牌》就将主要人物、主要矛盾冲突和背景环境交代的清晰准确。按照犯罪片的正常走向,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围绕“破案”而展开,然后在结局找出凶手。但《三块广告牌》却有着反类型的处理,影片的聚焦不在案件本身,而是复杂的人物,人物才是推动情节的关键。影片基本的关键情节走向,都来自于人物对话的推动,比如安妮遭受奸杀的潜在原因、广告牌“舆论杀人”的效果,以及结尾处对确认“凶手”的开放性处理。“语言”,或者说人物在“反应之后的反应”,才是推进情节走向的关键。三块广告牌上的话实际上只是障眼法,一开始将矛盾集中在警长和女主角身上,他们身上不断升级的矛盾冲突也只是编剧的迂回术,“愤怒不得宣泄只能酝酿出更深的愤怒”这句话才是全片点睛的“戏眼”。就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执着“要个说法”一样,影片情节推动的最大动力是“米尔德丽德的愤怒”。解决这种“愤怒”的最好办法,就是:抓住凶手。然而,就像之前提到的,由于剧本的反类型、不同于常规的处理,“愤怒”无法由找到凶手来消除,因此编剧只能通过让人物自省、找到和解的方法,才能消除愤怒的情绪。在本片中,编剧是通过三封信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警长是剧中人物三角关系的固定点,他调和着位于两端极端的女主和警探,通过包含着爱与善的“三封遗信”来对抗“三块广告牌中的愤怒”。因此,本片故事可以简述为:通过构思主角是如何自省与和解的,来消除她/他的愤怒情绪。也正是由于走在观众心理的反面,影片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观影期待。

相比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前两部作品《杀手没有假期》、《七个神经病》,《三块广告牌》的结构并不明显,甚至在看完后很难判断。如同导演所说,“在片中很少看到结果导向、解决问题式的情节……这是由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本身的悲剧性所导致的。”

我认为这个剧本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在黑色幽默的荒诞与真实生活细腻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在故事中找到幽默的点是特别困难的,尤其是这样一个关于女孩的谋杀案的严肃题材,导演对于台词的处理以及捕捉黑色幽默的强大能力是我觉得剧本中最出色的地方。

剧本的缺点,我会觉得是在人物的态度转变以及结尾的处理上。剧中几处人物态度的改变都让人觉得有些突兀,特别是警长的三封信,我本以为新的内容会出现什么反转,没有想到警长真的是“爱与和平”的化身,从第一封到第三封信,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暖心、励志。我个人觉得“鸡汤味儿”有点过浓,且偏离了影片一开始营造的萧索、肃杀的氛围。

同样是未能抓到凶手的结尾,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则显得要残酷、绝望得多。《三块广告牌》的编剧选择让两个偏执的人彼此和解,试图在人物之间建立起最为通俗的移情与共情,以此来解答“愤怒无法得到纾解”的这个社会问题,似乎是编剧做出的某种妥协。一个“暴力的死循环”,却因爱与善的介入,终止了连锁反应,大家在一片虚无中虽感到绝望,但得到了精神上的宽慰和升华。说教意味过重,可以看到实际上《三块广告牌》的命题是很中庸的,给人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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