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2 看过

“南斯拉夫足球队在奥运会上战胜了苏联队”,这个似乎突如其来的影片结尾究竟寓含着什么意思?了解二战后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史的人们可能不难得到解答。

1948年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关系破裂。二战后便生活在苏联政治模式下的南斯拉夫人,一时间不知该何去何从。待到50年代初,这种政治斗争演变得非常激烈,南斯拉夫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更加混乱。铁托苦心孤诣地巩固政权,为争取从斯大林的控制下完全解脱,取得政权的彻底独立,不惜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生活在这种矛盾激烈斗争漩涡中的普通百姓,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被扣上“有斯大林分子倾向”的帽子,被判劳改。在这混乱中,有的官员,为爬上高位,争得一己之利,以诬陷他人为能事;有的官员,为满足腐化享乐私欲,手拿“具有斯大林分子倾向”的帽子迫害群众。那是个南斯拉夫的“特别时期”,又称为“患政治精神分裂症”的时期。

在这时代背景下,不忠于爱情又把不住嘴的米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表面道貌岸然,内心阴暗肮脏的集约猎获的对象。因为他在情人面前说话不仅漫不经心,而且为显示对她的爱,轻率地把内心深处的感受对她坦诚诉说,这就为自己制造了“具有斯大林分子倾向”的好材料。

在成人间进行的政治斗争,与孩子总是无关的。站在孩子的地位,观察大人们的斗争,最为客观、清楚、公允。六岁的马立克便占据了观察这场斗争经过的最佳位置。也正因此,他竟成了贯穿全片的中心人物。影片开拍前,编导本来只想拍一部诙谐、幽默的家庭戏。结果,随着塑造马立克这一形象的“需要”,却在不觉间摄制了一部谴责那个“特别时期”那些翻云覆雨、凶险奸诈的人渣的政治讽刺剧。影片摄制于铁托去世后4年,片中这个家庭的遭遇境况,不能不引发南斯拉夫人对他们经历过的那个“特别时期”作冷静的反思。

六岁的孩子,人的童稚的时期,心灵是白净纯洁的,对人间事物,没有固定的主观意念。他们是在有意无意间,由种种客观世界的熏染和自己的切身感受,逐渐编织成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可能影响他的一生。虽然人的认识可以随着自身的成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但这个时期所形成的认识,即所谓烙印,却是深刻而顽强的。影片借用马立克的角度观察“特别时期”的南斯拉夫,从而引发人们对人类社会、对人的心灵进行深入思考。

像米沙这种遭遇的人,在当时的南斯拉夫相当普遍。许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逮捕,被判刑,送进政治犯集中营。据统计,这种被关进集中营或被送去劳改的人,高峰时达5万多。“‘出差’去了”成了被送进劳改营的隐语。从表面上看,米沙“出差”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政治言论,不如说是因为一个有嫉妒心的女人——他的情妇安基卡对他的报复。安基卡要求米沙和妻子离婚,和她结合,米沙没有满足她,她便向集约告密。她此举正中集约的下怀,因为集约正想陷米沙于绝境从而得到她。然而,从深层处看,导致米沙去“出差”的,实质上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南斯拉夫,一个坏女人和一个充满私欲的政界人物相勾结,狼狈为奸,便可通过行政手段,置一个无辜的人于死地。可见当时的混乱和黑暗已经达到何等可怕地步!

影片叙事手段极为电影化,对介绍性的事件过程的表达尤为简练。例如开始,只用了在火车上安基卡催逼米沙离婚的一句话,接着便转入对米沙家庭一笔带过的描写,继而出现了航空表演时米沙又和安基卡相见,然后安基卡向集约透露了米沙批评一幅政治漫画和那漫画的内容。观众还没来得及眨眼,安基卡便得知米沙被送到劳改营去了。这种事件的快速行进,造成了观众急于想了解故事内容的焦急情绪,同时也把剧中主要人物、六岁的马立克,抛进了迷乱疑惑中,成了吸引观众视线的焦点。

然后影片用大量篇幅仔细地描述米沙“出差”去了以后马立克一家不幸的生活情景。母亲塞尼娅首当其冲,她必须默默地承受着这种不幸。她日夜思念丈夫,宽恕了他给自己和家庭造成的灾祸。她要用劳动解除家庭经济的困窘,支撑赡养老幼的负担,为挣得一家人糊口必需的金钱而奔波。两个年幼孩子也时不时地给她招来了麻烦:米尔扎只知读书,马立克酷爱踢球,简直疯了一样,有次竟把球踢到人家结婚筵席的蛋糕上了。他还有夜游症,常在深夜不知游到哪里去,幸好米尔扎在他脚上拴了铃铛,否则真不堪设想会出现什么局面。但是编导并未把这些生活景象都一味地当成烦恼推给塞尼娅,而是尽可能诙谐地处理。如米尔扎在马立克脚上拴了铃铛,如把球踢在人家婚筵的蛋糕上;又如马立克捣乱人家大人谈情说爱,而他自己却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一个小姑娘,这些,都形成了喜剧效果。而当弟兄俩把出去干小活挣来的铜板一本正经地一个个掏给母亲时,带给母亲安慰和喜悦,也带给了观众感动的眼泪。这种对日常生活苦涩又甜蜜的描绘,不同于60年代南斯拉夫导演札里米尔·兹贝克、杜山·马卡维奇和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的“黑色电影”阴暗的悲观主义。它使这个家庭的景况充满了风趣和亲切,令人同情,所以受到南斯拉夫人的普遍欢迎。

在处理这样一个沉重的题材、严肃的主题时,编导并没有去作枯燥的说教,而是采用幽默诙谐的表现手法,这从片名上便可感受到。六岁的马立克感觉到爸爸不是正常地去出差,虽然他不知就里,但在妈妈愁苦的脸色上和偶尔的叹息声里意识到了事情的蹊跷,更从哥哥对妈妈的体贴中、对他的照顾中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他幼小的心灵不能不进行超年龄段的思考,这思考的结果,反映在他给爸爸写的信上,“我很遗憾,你得在矿上‘自愿’劳动”。显然,对于爸爸,他充满信任,但是他不能明白说出真话,他也学会了使用隐语,他成长了。

“南斯拉夫足球队战胜了苏联队”,当是影片编导表明马立克成长的一种隐喻,表明南斯拉夫人民经过对那段“患精神分裂症时期”的沉思后政治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的一种象征。

1961年,南斯拉夫著名作家伊沃·安德列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南斯拉夫人民曾兴高采烈过一阵。之后的20多年,南斯拉夫文化界没有出现什么新的令人兴奋的成果。1985年6月,本片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金棕榈奖,南斯拉夫人民又一次为之欢腾。贝尔格莱德主要影院科扎纳观众如潮,不得不加映上午10点的早场。导演库斯杜里卡的名字风靡全国。

本片只用了78天的时间拍成。演员、摄影、作曲都是当时南斯拉夫的精英。前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六个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境内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组成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本片导演和编剧是穆斯林,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摄影师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演员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匈牙利人,整个摄制组是个多民族的创作集体。

本片拍摄时遇到的困难应在意料之中,主要原因是由于影片所触及的问题——南斯拉夫对“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清洗——使一些制片人望而却步,库斯杜里卡只得求助于只拍过纪录片的“论坛电影制片厂”。据库斯杜里卡透露:他的父亲也是个国家干部、共产党员。他小时候也和剧中的马立克一样,有过梦游症。但他否认影片含有自传成分。说他的成功,并非他个人的胜利,不过是1977年发展起来的、影响深远的南斯拉夫“新浪潮”得到了认可而已。他还认为,假若没有布拉格集团的影响,《爸爸出差去了》是拍不出来的,这是指那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习过的南斯拉夫导演们,是他们把南斯拉夫人的敏感和捷克导演们对社会观察的那种诙谐讽刺与热情意识结合在一起了。

继《爸爸出差去了》,库斯杜里卡又于1988年推出了《茨冈人的时代》(原名《绞杀者之家》),于198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1993年,他导演了《亚利桑那之梦》,在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特别奖。1990年南共联盟解体,民族主义泛滥,民族矛盾激化,爆发了内战,他不得不离开本土,到法国去拍摄影片。

1994年,库斯杜里卡摄制了《地下》,又一次赢得199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长达三小时,描写的是二战结束后期,一群抵抗运动的战士在贝尔格莱德转入地下制造武器的故事。战争本已结束,可是领导人马尔科却欺骗他们,说战争还在进行,让他们继续生产军火,供他走私军火用。这些人在地下一干就是20年。库斯杜里卡说他“希望《地下》能帮助更多的观众了解当前南斯拉夫发生冲突的背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南斯拉夫领土是块脆弱的地方”。

库斯杜里卡的导演手法既严谨又令人很难明确感知,介于斯拉夫式的精确与地中海式的疯狂之间。他说他在萨拉热窝时经常与人接触,有着充沛精力和难以满足的好奇心,这些都影响到他个人的拍片方式。他一系列作品的得奖,使人们看到他是当今世界影坛公认的有才华的中年导演,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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