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似水流年 8.2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1 看过

《似水流年》于1984年出现在商业片泛滥成灾的香港,一下便轰动影坛。它一扫多数港片的低俗之气,以古朴的潮汕乡土味,耐人回味的普通人物的情感撞击,清新自然的表演风格,受到影圈内外的一致称赞,以至囊括198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六项大奖。

本片的故事十分简单。叙述一名叫姗姗的香港女子,回故乡汕头奔丧的简单历程,其主要情节除了拜祭她的祖母,就是叙述她与自己青梅竹马的一对夫妇的短暂相处。然而,影片的内涵却非常丰富。创作者写的似乎是生活的一角,时间的一瞬,却是把它放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背景中来展现的;其主要线索似乎是个人的经历,却是把它编织在众人的经历和社会的网络中来刻画的。于是姗姗的所见所闻所历,便显示了生活和人生的多姿多彩、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影片在创作上的突出特点是它在主题表述、情节设置、结构安排等方面的开放性。开放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确定性、模糊性。创作者不以简单的说教、直白的判断,去道明是非、因果,而是点到为止,着意于启发观众去联想、思考。比如,女主人公姗姗,从影片中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只是她的某些人生境遇:她远离慈祥的祖母、熟悉的朋友、想念的故乡,随父去香港;她在香港抚养妹妹出洋留学,到头来,妹妹却在法院控告她贱卖祖传遗产;她经营一个儿童杂志,但销路下跌,趋于倒闭;她有着丰盈的物质生活,有不止一个情人,却充满苦恼,没有一个安定的家……至于姗姗为何有这样的境遇,影片没有去展示,而是让观众自己去填补,去感悟。再如另一个人物阿珍,影片提供给我们的也是片断性的:她是乡村小学的校长,村人尊重她,学生爱戴她,在家里又是主宰,丈夫被她管得服服帖帖。她生活安定、自足,也以此自豪,但有时又觉得平淡无味,“像菜里没放盐”一样。阿珍为何有这样的心境,影片同样没有展示,让观众自己去想象,体味。再如影片中当年坐木筏漂泊海外,而今百岁回乡盖新房的归侨汉公、唐公,叶落归根的超伯,他们在影片中的霎时的心态,也常使我们想得很远很远。这种开放性的创作特点,使影片充满了“弦外之音”,以此激发观众的思索,越过影片中人物个人的经历,触摸到历史、社会、文化和人的生命的底蕴,得到某些哲理性的启示。

影片在艺术上最具特色的是对于姗姗、孝松、阿珍以及他们之间心理矛盾和情感波澜的细腻刻画。他们三个是儿时的同学,对这次姗姗到来的相聚都是十分珍惜的。阿珍对姗姗不仅寒暖相问,而且对她感情生活的波折倍加同情,甚至真诚地愿意姗姗以家人的身份,随时回到故乡来团聚。但是最终,她的心理失衡了。这种失衡不仅有丈夫对姗姗“旧情复萌”后的醋意,有包含着自知不如姗姗年轻、漂亮、有风度而又不肯示弱的嫉妒,更多的是由于她与姗姗之间不同文化心理和伦理观念的冲撞。她们愿意互相接近,彼此慰藉,到头来却产生隔阂,导致错位,尽管她们最后分手告别时又是多么地互相谅解。这种情感的复杂性被充分地展现出来了。影片中的姗姗更以难以名状的情感韵味吸引了我们,她怀着疲倦、厌烦、冷寂、痛楚的失落感,回到充满童年回忆的故土。显示着种种古老文明的家庭、伦理、友谊、爱情和新生一代的希望都温暖着她,但是家乡的人和人情又无法理解她。至于孝松,他的忠厚、老实、真诚,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那种感情上的煎熬、窘迫之状又平添了影片的趣味。而尤为成功的是影片对感情的描写极具中国的民族特色。中国人的感情是含蓄的,含蓄的感情是真挚、深厚、刻骨铭心的。比如影片中的姗姗与孝松之间那几场看风筝、买水鞋的戏表现出来的情感是多么含蓄而又热烈。我们完全感受到了他们确是青梅竹马时的爱伴。几十年过去,仍然深爱着对方;而只不过由于环境的变化,这种爱需要压抑,只能止于友爱而已。同样在孝松与阿珍身上,我们也能窥见这种含蓄而热烈的感情。他们表面并不亲热,还似乎有点冷冰冰,内心是深爱对方的。那场吵架后猪丢失的戏:阿珍手足无措借找猪、找丈夫和孝松抱着走失的猪,带着非常内疚的心情回家,把夫妻间的深情写得生动极了。

这部影片两位女主角的表演如行云流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饰演阿珍的斯琴高娃对于人物心态的把握恰到好处,很有层次地表演出了她在思想、感情上的脉络变化,从心灵到行为上的自我矛盾。她在表演上的适度和多色彩,感受上的丰富和细腻,使阿珍这位质朴的现代乡下妇女在银幕上栩栩如生。与斯琴高娃相比,饰演姗姗的顾美华的表演,似乎更自然,更随意,更少有“演”的痕迹。顾美华是一位年过30,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主妇。导演选中她最初是从形象、气质着眼的。而顾美华入戏以后,却非常准确地掌握了人物的性格基调。尤其在影片中,她常以反色彩的个性出现,渐渐地深入到苦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显得十分真实而有厚度。这两位演员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中分别获得最佳女主角、最佳新人奖,是理所当然的事。

《似水流年》在导演技巧、风格上是经过一番锤炼的。如影片采用散文式的结构方式,围绕着姗姗和阿珍、孝松重逢引起的感情涟漪这一主要的情节系统,设置了众多的旁系统。如幻出的祖母,实出的队长忠叔、小学生阿强与豆妹、港客超伯、归侨汉公、唐公等,它们与主系统之间,犹如陪音与主调,互相衬托,奏响了一曲多声部的乐曲,构成了社会与人生缤纷、壮阔、深沉的画面。而在具体描写感情涟漪时,创作者又采用了轻淡的手法。淡,不是浅,而是把深沉的情感寄寓于表面的轻描淡写之中,更耐人咀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创作者采用了省略、侧写、以景抒情、比喻、象征等技巧,且用得十分成功。如孝松安慰姗姗那场戏,画面用拍阿珍抱着女儿在天井说故事,屋内隔着一道门帘,只听见孝松朴实的声音,看不见安慰的具体情景,使这场按常规可以制造戏剧高潮的戏,获得了意旨淡远的效果。以景写情的手法在影片中是贯串始终的。其中有两个地方的环境描写尤为细致。一是在小学校的杂物间。这里堆满了破旧损坏的桌椅、教具。屋外细雨飘零,衔草筑窝的麻雀飞进飞出。屋内空荡、冷落,两个女人在互吐心声。姗姗对阿珍讲述了自己两次堕胎,至今仍孑然一身的遭遇;阿珍也在安慰姗姗的同时,道出自己虽然安乐,又觉得安乐得像菜里没放盐一样的隐蔽心情。这里环境既使银幕上的两个女人感时伤怀的情绪有了触发点,也在意境上使银幕下的观众产生共鸣。另一个地方是白天鹅酒店。这个酒店的套房如此豪华、安静、宜人,但恰恰反衬了姗姗的冷清、孤独,尤其当阿珍离去后,导演拍摄了姗姗独自凭窗远眺的镜头。都市成片的楼群,无边无际,景物给人一种人世苍茫无所依的怅惘之感。至于采用比喻、象征、托物寓意的手法也比比皆是。葱葱的稻田,缓缓的帆影,千年的榕树,铃铃作响的风筝,甚至是黝暗旧屋中飘动的帐幔,奶奶墓边随风卷去的烧尽的箔纸,都融入了影片中人物的思绪与感情。一些细节和道具,如一只竹篮、一双水鞋、一包肉干、一盒化妆品,经过导演的精心选择、处理,在影片中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像猪肉干的戏,寥寥几个镜头,几句言语,勾画出了四个人的不同心态,显示了创作者借助细节刻画人物的高超技能。这部影片在拍摄上采用的是纪实手法。创作者选用家常琐事构成故事,银幕上满是吃饭、下田、上课、拍照、洗农具等寻常事,它使人感到亲切,勾起了对生活的实感。影片中的镜头,多是中远镜,即使在剧中人的感情最为激动时,也很少用大特写来强化它,更没有回忆、倒叙、闪回等镜头。在音乐上,也服从纪实需要选用没有旋律的电子合成器音乐和无伴奏民歌。所有这一切努力,使影片在整体上达到了风格的和谐与统一,成为香港影坛多年难求的一部艺术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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