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 幼儿园 7.8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1 看过

诗人叶夫图申柯从事电影创作活动由来已久。早在60年代,《雁南飞》等影片的著名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作为导演根据叶夫图申柯的电影剧本拍摄了《我——古巴》。70年代后期,叶夫图申柯以演员的身份扮演了影片《起飞》的主人公——俄罗斯航天学的奠基人齐奥尔柯夫斯基,该片获197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银质奖。本片是叶夫图申柯在银幕上挥写战争诗篇的一个尝试,他任影片的编导,又亲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象棋手。

叶夫图申柯说,他这部影片要表现的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所看到的战争期间的人民。”叶夫图申柯从未拍摄过影片,也没有学过电影导演艺术的专业。影片拍成后,引起了很多争议,对他有褒有贬。赞扬的意见认为他拍摄了一部独特的诗电影,很有激情,有新颖的银幕形象,对他非议的批评则说他根本不懂导演艺术的章法,影片拍得不够流畅,剪辑方面甚至有些幼稚。

应该说,这是一部作家电影,小主人公冉尼亚的感受实际上也是叶夫图申柯本人的感受。因为,叶夫图申柯和冉尼亚本是同一代人,他们的童年都是在战争期间度过的,他们的幼儿园就是战争。影片的片名叫《幼儿园》,片中有莫斯科,有莫斯科的街道、广场、街心公园、车站、火车、西伯利亚、大森林、雪原、车站旁的集市、工厂的车间、猎熊的惊险场面、婚礼、贼窝,什么都有,唯独没有通常的幼儿园。这个父母都去了前线的孤独的男孩冉尼亚的幼儿园就是从首都莫斯科到僻远的西伯利亚之间的广阔的空间。

影片开头的几个画面是其他任何表现战争的影片中从未出现过的:一个战士给广场钟楼上的五角红星缝上红丝绒的罩套;人流和畜群朝东走去;一个老妇人怀抱着一只大公鸡,边走边给鸡喂食。这寥寥几个镜头表现了普通的老百姓撤离莫斯科时的心情:他们是怀着胜利返回莫斯科的信心离去的,红星的光辉总有一天还是要显现出来的,善良的人们即使在蒙难的时候也不忘记对家禽牲畜的爱护,连幼小的冉尼亚在去西伯利亚之前也先把心爱的金鱼送回湖水里去。这些具体的银幕形象都说明:俄罗斯人热爱祥和的生活,不需要战争。而一个象棋手找不到下棋的对手也是诗人叶夫图申柯表现美好的和平生活遭到破坏的独特构思。

冉尼亚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济玛去的路途是他的漂泊历险记。冉尼亚从上火车起,就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既见到了人们的恶,也领略了人们的善。影片表现了战争如何剖析每一个人的灵魂。火车遇到轰炸是冉尼亚真正经历战争的开始,才几分钟前偷了他的凉鞋的光脚小男孩忽然被炸死了,女列车员从善意出发,把凉鞋送还给冉尼亚,但冉尼亚仍默默地把鞋放到死者的脚边。这场戏洋溢着温暖的人道主义,虽然谁都知道,被炸死的小男孩已不需要这双凉鞋,但冉尼亚觉得只有把鞋放回死者身边才能保持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似乎这是表现他对死者深切哀悼的最好方式。这个陌生的小伙伴的死使冉尼亚如失去了一个亲近的人那样地感到痛苦。

叶夫图申柯深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他表现了人性能战胜兽性这一思想。他把普通的德国人,甚至德国军官和希特勒区分了开来,在德国军官身上也试图挖掘人性,这使得本片的德国军官形象有新的突破。在托尔斯泰故居内,被俘的冉尼亚的父亲受审这场戏处理得很有独创性。德国军官与冉尼亚的父亲进行了一场富有人性的对话。这两个敌对的军人之间有共同点:他们是同龄人,都是知识分子,两个人的儿子都会拉小提琴。但他们的历史观却完全不同:德国军官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统帅,冉尼亚的父亲深信人民是战争的必然胜利者。实际上他们的谈话已涉及了“良心”这两个字,是“人性”和“良心”使他们消除了一些敌意,致使德国军官开恩对冉尼亚的父亲从轻发落,由枪决改为送往集中营。这时,原先挂在这间审讯室墙上的希特勒肖像忽然消失了,这隐喻着人民和良心获得了胜利。在这里,叶夫图申柯的这一笔是很好的电影手法。

叶夫图申柯表现的窃贼也不是简单化的,他们一方面有窃贼的本性:溜门撬锁,偷人钱财,但与此同时,他们身上的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如窃贼格鲁哈里想把偷来的珍珠项链卖掉,把钱寄给乡下的母亲;盗窃集团的头子什皮里派人把手下人偷来的刚收到儿子阵亡通知书的老太太的皮包送还给她,还把格鲁哈里偷来的珍珠项链也塞在皮包里送给老太太,并自责自己也“成了法西斯”。这些情节说明盗贼还有母子的亲情,还痛恨法西斯,并对失去儿子的老母亲深表同情,他们还没有“丧尽天良”。什皮里曾说:他在摇篮里的时候,也是纯洁的,后来才掉进了泥坑,而且难以自拔,越陷越深。叶夫图申柯对他的态度是通过女贼丽莉娅的嘴表现出来的,丽莉娅说什皮里不是坏人,而是一个“不幸的人”。女贼丽莉娅也是一个复杂的形象,是她从集市上把冉尼亚带到了贼窝里,但后来,她成了冉尼亚的保护人,并为帮助冉尼亚脱离盗窃集团而枪杀了什皮里。在盗窃集团里,丽莉娅实际上是什皮里之下的第二把手,她也曾经“作恶多端”,但她想到了“赎罪”。她和冉尼亚一起到达西伯利亚时,她洗完蒸汽浴,光裸着全身在雪地上翻滚这场戏拍摄得很有激情,她似乎想用白雪洗掉自己身上的污垢,要下决心“重新做人”,但当她为新生的小鹿接生,看到小鹿很快就能站住时,发现自己要站起来已为时太晚,她不得不悄然离去。在处理这一形象时,叶夫图申柯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既有同情她的一面,但也明确地认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要为之付出代价。丽莉娅已是一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了。

西伯利亚的集体婚礼是影片中最成功的一场戏。虽是喜庆吉日,但人们的神情却是忧郁哀愁的,新郎个个都剃成了光头,因为婚礼一结束,他们就要奔赴前线。婚礼是根据俄罗斯民间习俗举行的,有民歌联唱和民间舞蹈。年轻姑娘的歌声和老妪的唱词此起彼落,歌词的内容唱出了新娘为出征人的担惊受怕和对他们的绵绵思念。老人的歌声唱不成调儿,但恰恰是这五音不全的歌声带来了可信性和真实性。人们唯恐这歌声和舞蹈会戛然而止,他们没完没了地唱着跳着,老人们央求小男孩托里扬不停地跳舞,甚至他腿疼了,也让他无休止地跳下去,人们希望这婚礼成为不散的筵席,希望尽量推迟新郎上前线的时间。婚礼不得不结束时,一位新娘赶紧宽衣解带,催促新郎在出征前几分钟内与她匆匆入洞房。她希望把新婚的幸福给予她所爱的人,她要为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而自豪,并想到如果丈夫不能生还,她也许还能怀上一个孩子,为丈夫延续生命。紧接着,送新郎上前线的新娘们与刚收到丈夫阵亡通知书的黑衣寡妇们擦肩而过。这一大段戏把喜与悲、生命与死亡、生离与永别推到了极致,令人震撼。这段戏中的群众场面拍得相当出色,而且参加演出的都是当地的群众,是非职业演员。

影片最后,战争结束了,与开头的画面相呼应,一个年轻的战士把钟楼上的五角红星的罩套摘除了,红星的光辉在阳光下闪烁。在叶夫图申柯想象的胜利游行队伍中,儿童们手拉小提琴排成横列在红场上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是冉尼亚和一个德国小男孩。按照叶夫图申柯的意图,这个德国男孩很可能就是那个德国军官的儿子。在战士的队列中,每个战士手中都捧着一个金鱼缸,这使人联想到普希金的童话《渔翁和金鱼的故事》。金鱼是幸福、成就和希望的象征,这意味着人们小心翼翼地捧着金鱼经历了战争期间所有的考验。最后这组镜头表现出了影片编导的美好理想。

影片中也有不少失误,有些地方过于直线式、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叶夫图申柯为了要表现在西伯利亚大后方,男人都上了前线,妇孺老幼担当起了所有的任务,拍摄了这样一场戏:冉尼亚的奶奶和几个女伴去猎熊,遇到一头大熊,她们向冉尼亚呼救,是冉尼亚一枪打死了这头大熊。这场戏有些不真实,不可信。

有些地方叶夫图申柯离开了战争的悲惨岁月的现实生活,以虚假代替了真实。例如,他拍摄的车站旁的集市就很不真实,在战争年代,集市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这只能是这位诗人的想象。即使在离前线较远的西伯利亚的市场,也不可能像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繁华。

总的说来,叶夫图申柯把作家的想象和银幕语言结合到了一起,纪实性与形象性达到了统一,他成功地运用了造型手段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影片很有节奏感,氛围也营造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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