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 丹东 7.8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4-01 13:15:35

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探索和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片,揭示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国民公会与救国委员会、公安委员会之间在政策和路线上的矛盾与斗争。在山岳派取代吉伦特派掌权后,成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为了镇压反革命暴乱和打击投机分子而实行的恐怖政策,因打击面过宽而造成人人自危,在雅各宾派内部分裂出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他们主张立即结束恐怖政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这一主张深得民心。

波兰导演瓦依达执导的这部影片,成功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成功后进入第四年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的现实,面包店前的长龙比比皆是,庞大的警察机构大权在握,横行乡里,断头台下的鲜血流淌成河,对这一切已不胜厌倦的民众怨声载道,人们不禁要问:虽然王朝被推翻了,但在斗争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广大民众究竟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呢?这也正是导演瓦依达向每个观众提出的问题。诚然,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他的祖国波兰,20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革命的年代似乎已很久远,但百业萧条,市民每天仍要排队买面包,紧急状态法颁布后,人民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言?谁不渴望出现一个丹东,早日结束这个局面?

面对沸腾的国民公会,欲救民众于水火的丹东,冒着开罪于铁腕首领会被处死的危险,以天下为己任,正面地与罗伯斯庇尔展开了斗争。法国影星德帕迪厄在宴请罗伯斯庇尔的餐桌上,通过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向观众展示了丹东的内心世界:起初,在友人的建议下,他欲与罗伯斯庇尔达成谅解,所以他佯装十分热情,殷勤备至地为罗氏斟酒递菜。但罗伯斯庇尔根本不为所动,拒绝与他共进晚餐。性情急躁的丹东于是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历数罗伯斯庇尔及其政府实施暴政的严重后果,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发泄得淋漓尽致。然而罗伯斯庇尔仍然不发一言。丹东感到,用语言说服罗伯斯庇尔已无可能,与他进行其他方式的抗争势在必行。但是,面对这个大权在握、铁石心肠的对手,他自感势单力薄,有以卵击石之感,所以又冷静下来,用一种凄怆的语调,悲叹自己的命运:“或许落个送上断头台的下场。”他说这话时,紧张地注视着罗伯斯庇尔的反应。罗伯斯庇尔在对峙中,以不变应万变,紧闭嘴唇,佯装思索,让丹东如堕五里雾中。万般无奈,丹东只得装醉昏睡,鼾声如雷,试图迷惑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叫他不醒,只得离去。这场戏中有一个细节:丹东大发雷霆时,粗暴地把罗伯斯庇尔假发弄乱,罗伯斯庇尔大惊,但又压住性子,不发一言地把假发抚平,而丹东却手足无措起来,既想伸手帮助罗氏整理假发,又觉得说道歉的话有失面子。丹东既恨罗伯斯庇尔又从心里怕他,既想为民请愿,又想不通过暴力推翻罗伯斯庇尔取而代之,这就注定了这位末路英雄必然失败的命运。

罗伯斯庇尔走后,丹东回到家里,正直的报人德木兰前来探视。他问丹东:“既然全体民众都支持你,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坐在壁炉前的丹东,慢慢拨着炭火,眼神迷茫恍惚,对于自己失败的命运似乎无可奈何。

被捕之后,丹东忍无可忍只得进行了反击。他步入法庭时,与群众频频握手,微笑致意。他对大家说:“法庭是个骗子。只有你们——人民——才有权审判我。”“我毕生致力于和平、幸福、公正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斗争。”“人民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现政府。”“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把生命献给了人民。”他讲完话,坐到了在场的群众中间。上断头台时,他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得到了体现,他说:“把我的头交给人民吧!”

德帕迪厄塑造的丹东有肉有血,他忠于人民,有革命理想,也有苦有悲。影片通过许多细节的描写使观众感到这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男子汉。波兰影星波佐尼亚克扮演的罗伯斯庇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和人们心目中的罗伯斯庇尔的形象毫无二致,所以立即得到了观众的认同。他冷峻、傲慢,喜怒从不形于色。这部影片对他性格的软弱面进行了曝光,表现出罗伯斯庇尔极度多疑又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他越是大权独揽,越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焦虑不安,越是进行血腥镇压,他的内心越不平静。在片末丹东大义凛然地走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厄运就在眼前。他那副神经质的表情,虚汗淋漓的面孔,惊恐万状的眼神,都流露出内心的极度不安。

影片中,德木兰的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这位文人革命家感情丰富、热爱生活,但性格脆弱。他忠于友谊、忠于信仰,绝不苟且偷生。他始终拥护丹东的宽容政策,坚定地要替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当罗伯斯庇尔前来私访对他劝诱时,他也曾有过迟疑不决,因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儿女,但最终还是信仰占了上风,把罗伯斯庇尔赶出家门。德木兰具有一般文人的弱点,他害怕死,在等待审判时,坐立不安,甚至神经质地号啕大哭;在上断头台前,狱卒给他剪去长发,剪刀还没落下,他就紧张得惊跳了一下,似乎铡刀已向他的脖子砍来。这种文人普遍具有的性格特点的表现真切可信,却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高风亮节的赞赏和崇敬。

关于丹东之死,早在1835年,德国作家毕希纳就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剧本,剧名即为《丹东之死》。剧情大意是:虽然丹东1792年曾经英勇地拯救过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但他居功自傲,变成了一个酒色之徒,沉湎于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他脱离了人民,公然声称:“革命应该停止了。在我们的立国原则中,必须让权利代替义务,让舒适的生活代替德行,以自卫代替惩罚,每个人应该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由于他与罗伯斯庇尔在恐怖政策上发生分歧,终被押上了一年前他自己创立的革命法庭。丹东被控与吉伦特党、与法国贵族、与米拉波等勾结叛国。然而丹东却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历数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功绩,申辩自己无罪,并且指责雅各宾专政没有改善人民生活,至今仍使他们饿着肚子、光着身子,在法庭上争取群众对他的同情。他说:“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们头颅,你们口渴,他们却叫你们去舔断头台台阶上的鲜血。”他的讲话一时博得了很多人喝彩。罗伯斯庇尔却用不容置疑的证据揭露了丹东今天犯下的罪行。他说:“丹东有美丽的衣服,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个美丽的老婆,他在勃艮第酒里洗澡,用银质的盘子吃野味,当他喝醉时,还与你们的老婆、女儿睡觉……丹东过去和你们一样穷,他现在从哪儿弄来的这一切?”听到这一切,群众全倒向罗伯斯庇尔一边,对丹东的同情立即化为乌有。丹东临刑前,他的妻子朱丽叶自杀了,丹东及其追随者在断头台上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

1921年,德国导演季米特里·布绍维茨基把从路易十六倒台到处决丹东的全过程,以印象派的摄影方法搬上银幕,片名《丹东》。

1932年,法国导演安德烈·胡伯仍以《丹东》为片名,以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视角,叙述了丹东不同凡响的一生。

上述两部影片都以丹东革命成功后,生活腐化堕落为主线,导致他与罗伯斯庇尔发生政治分歧,在布绍维茨基的影片中,他把丹东描绘成唐璜、卡桑诺瓦式的人物,甚至暗示德木兰的妻子绿茜也与他有染。然而波兰导演瓦依达1982年拍摄的《丹东》,可以说是以现代人的观点为丹东正名翻案的一部影片。人们不禁要问,这位蜚声世界影坛的导演为什么要为一位历史人物翻案呢?对此我们必须对瓦依达的电影创作道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瓦依达于1926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军官家庭,在克拉科夫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就读于罗兹电影学院。1952年毕业时,曾拍出《当你熟睡的时候》,1957年他的第二部影片《他们热爱生活》在戛纳电影节参赛时,受到评论界极大关注。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他的美学观点是超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他说:“在这个时期,我深受影评界和观众的影响,我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迎合他们的标准和口味。”从1970年拍摄的《战后景象》起,瓦依达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这时波兰开始“解冻”,他拍出《婚礼》(1973)和《希望大地》(1975)几部对于波兰民族命运和前途进行思考的影片,有人称他的第二阶段为“人文诗意现实主义”阶段。1978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得影评奖的《大理石人》,标志瓦依达进入了他的创作第三阶段。他说:“创作的规律必须经过一段精神的孤独,才能告别过去,进入不受任何潮流左右的‘个人至上主义’阶段。”在《大理石人》中,人们已不难发现波兰团结工会对传统价值观念提出质疑的直接影响,瓦依达所说的超越现实的观点未必属实。

拍摄《丹东》一片的用心是明显的,波兰人民在革命成功后,不但生活未得到改善,政治上也未获得自由解放。群众对政府当局不满,罢工起义时有发生。领导层内的有识之士建议实施经济改革,但均被实权人物排斥。在瓦依达看来,波兰当前的现实与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何其相似乃尔。拍摄这部影片可以引起世人对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丹东这位历史人物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为民请命,由于要求结束暴政、高压、独裁而被处死,因此不失为一位革命英雄。这类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向独裁统治者奋死直谏者,在当今社会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因此要为他们正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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