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31 20:02:36

法国著名导演克罗德·勒鲁什的这部可观性极强的影片,通过美、苏、德、法四个国家的四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半个世纪中的战争与和平带给世人的苦难与欢乐中,突出了反对战争、讴歌和平的主题。影片从思想内涵到艺术表现手法都有较高的价值。

电影之所以不同于建筑、雕刻、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而成为“第七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直接诉诸视觉和听觉,自由地显示四维空间并具有四度向量的综合艺术。电影既如建筑、雕刻和绘画在空间内造型,又如音乐和文学在时间中延续,它是在空间内展现的时间艺术,又是在时间上延续的空间艺术。电影和舞蹈、戏剧虽然都属于动的造型艺术,但电影却突破了后两者在时空方面所受的限制,在二维空间的银幕上,映出三维空间实体性的视像,在第四维即时间内延续其运动。摄影机就相当于观众的视点,在距离方位和角度上可以变化无穷,空间和时间可以不受任何局限地跳跃或交错。因此,时空性是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影片《人有悲欢离合》对这一特性作了充分的体现。

影片伊始,摄影机便带领观众来到莫斯科,进入了鲍里斯和达吉雅娜的爱情生活。继而,随着镜头的变换,我们又来到巴黎丽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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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导演克罗德·勒鲁什的这部可观性极强的影片,通过美、苏、德、法四个国家的四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半个世纪中的战争与和平带给世人的苦难与欢乐中,突出了反对战争、讴歌和平的主题。影片从思想内涵到艺术表现手法都有较高的价值。

电影之所以不同于建筑、雕刻、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而成为“第七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直接诉诸视觉和听觉,自由地显示四维空间并具有四度向量的综合艺术。电影既如建筑、雕刻和绘画在空间内造型,又如音乐和文学在时间中延续,它是在空间内展现的时间艺术,又是在时间上延续的空间艺术。电影和舞蹈、戏剧虽然都属于动的造型艺术,但电影却突破了后两者在时空方面所受的限制,在二维空间的银幕上,映出三维空间实体性的视像,在第四维即时间内延续其运动。摄影机就相当于观众的视点,在距离方位和角度上可以变化无穷,空间和时间可以不受任何局限地跳跃或交错。因此,时空性是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影片《人有悲欢离合》对这一特性作了充分的体现。

影片伊始,摄影机便带领观众来到莫斯科,进入了鲍里斯和达吉雅娜的爱情生活。继而,随着镜头的变换,我们又来到巴黎丽都歌舞厅,目睹了西蒙和安娜的恋爱经历。接着,我们又来到柏林,参加了卡尔的钢琴演奏会,看到他吻抱妻子玛格达的激动场面。最后,我们在纽约,看到杰克正在一边指挥乐队,一边通过电台转播向妻子苏珊娜和初生女儿萨拉祝福的情景。镜头一转,我们就从欧洲大陆三国首都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不到半小时,偌大的世界都汇集在小小的银幕上,远隔万里的四个家庭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故事展开后,从一国到另一国万里空间的跳跃,仅在分秒之间。一部影片同时叙述多个国家数个家庭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最终又会聚一处,这类影片尚不多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并行交错的多条线索,条条脉络清晰,甚至同一位演员,既演父与子,或演母与女,西蒙父子、安娜母女、鲍里斯父子、苏珊娜母女和艾芙丽娜母女都是如此,观众并无头绪不清的感觉。

影片的故事始于20世纪30年代,终于80年代,时间跨度较大。四国四家近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浓缩于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充分发挥了电影“抚四海于一瞬,览古今于须臾”的特点。

在本片中,勒鲁什匠心独运,巧妙地把四个艺术家家庭的曲折经历,通过音乐和舞蹈两种艺术形式,自然地引入故事情节中,使它们作为两个艺术元素化合于电影之中,很好地为主题服务,充分体现了电影这门高度有机的综合艺术的特点。

芭蕾舞演员达吉雅娜刚柔并济的舞姿,使人感到艺术家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安娜·梅叶那支凄婉动人的小提琴曲,使人联想起她一生不幸的遭遇。一曲勃拉姆斯悲壮的交响乐,记载了指挥家卡尔·克莱默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影片的主题曲“情系巴黎”和“你我他”的优美旋律贯穿影片始终,使人难以忘怀。

影片开头和结尾的音乐舞蹈既点题又有呼应作用。影片开始时,苏联芭蕾舞演员谢尔盖在红色圆形舞台上,身着白色舞衣,跳着幽灵般的舞蹈,神秘的主题音乐如旷野上的和风悠然飘起。随着他的指尖、足尖、关节及颈部的痛苦扭动,观众不知不觉地被某种忧郁气氛渗透。镜头自然而然地转到莫斯科芭蕾舞大赛的画面,进入了影片主题。片尾仍是同样的场景,同一演员,同一音乐,只是美国年轻的女歌唱家萨拉和法国歌坛新秀弗朗西斯用他们嘹亮动情的歌喉,把同样的旋律唱得充满生机和希望。舞蹈由梦幻般的彷徨转入奔放、刚劲的旋转跳跃。舞台上的演员越来越多,他们伸开双臂呼唤着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全部影片故事,着重刻画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四个家庭三代人的不同经历。开始于30年代第一代人在二战中的苦难,经过60年代第一代人抚平战争的创伤和第二代人的困惑与追求,世界开始走入新的时代,影片结尾时,第二、三代人与父辈一起,联袂在埃菲尔铁塔下演出,表明了80年代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德国音乐家卡尔·克莱默一生的经历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出场时,他身着燕尾服,像雕像一样,坐在巨大的黑色三角钢琴后面。纳粹卐字旗高悬,党卫军将领坐满音乐厅。二战打响后,他抛下妻儿,走在军乐队前面进入巴黎,机械的指挥动作,无异于木偶。他虽获巴黎歌女垂青,但作为战俘狼狈回国,儿子已埋在瓦砾之中。赴美演出时,偌大的剧场里,只有两名听众,在这个年代,人们还难以忘却种族的仇恨。在他最后出场时,是应国际红十字会之邀而重返巴黎,奏出了企望和平的新乐章。他的三次演出截然不同,第一次沉郁,第二次激昂,第三次抒情,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影片故事展开时,勒鲁什通过一个时间轴上的空间交错,将地球上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表现出来。这种平行的叙述方式,使人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当世界性的灾难来临时,生活在同一蓝天下的人类,命运是相同的,但命运又不完全是公平的。正如歌中所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更幸运些。丽都歌舞厅的歌女艾芙丽娜曾给人们送去过多少欢乐,在德军占领巴黎后,因她与卡尔·克莱默过从甚密,法国光复时被剃头游斗,亲友们避之三舍。艾芙丽娜走投无路,只得自杀身亡。战争期间,法国多少政要与敌勾结,通敌之罪却要区区一名歌女承担,命运之神实在不公。

战争结束后,安娜获释回国。镜头跟着她在巴黎车站孤独的脚步向前移动,我们看到神态呆滞、心情沉重的卡尔被推上开往德国的列车。车站上一双双翘盼亲人的眼睛都饱含着泪水。这个长镜头表现了人类同命运的主题,战争带给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样都是苦难。这个长镜头也使故事结构发生了变化,战前平行发展的四个家庭故事,从此交叉起来,为影片结尾时他们共同来到巴黎做好铺垫。

影片作者试图向观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生活在地球上的同一代人有着相同的命运,而两代人之间的命运往往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父辈经过二战苦难的法国青年,60年代又饱受阿尔及利亚战争之苦。这场肮脏的战争,至今仍是法国文艺题材避讳的焦点。父辈试图忘却昔日战争的梦魇,年轻人对命运的抗争方法却是及时行乐,生命太短暂,和平的生活又能持续几时,今朝有酒今朝醉,尽情享受眼前的稍纵即逝的幸福生活。萨拉在大洋彼岸沉醉于烟酒、爱情和歌舞中,丽都歌舞厅经理的儿子亚历山大抢夺了父亲的财产和情人,嫖娼宿妓、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但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这垮掉的一代人,有人像亚历山大这样颓废,有人像谢尔盖那样挣扎,有人迷惘,有人徘徊,也有人在失落后奋而进取,就像弗朗西斯那样,也有像萨拉的情人安东那样以结束自己生命作永远的解脱,更多的人则是在寻觅和企盼。影片通过一场拳击赛象征性地表现了这群人的心态。亚历山大和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两名拳击手的胜负上。在这场戏中,镜头并不对准赛场的中心人物拳击手,而是细致地描绘场下观众的神态,拳击手之一是亚历山大的好友菲力浦,大家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胜利上。一个摇镜头把这群呐喊助威的人的心态和气质表现得一览无余。随着场上的变化,他们时而双目发光、大声欢呼,时而神情沮丧、唉声叹气,或张口结舌、呆若木鸡,或欢笑雀跃、举冠相庆。当代表他们命运的菲力浦被对手打翻在地,再无还手之力时,他们个个惊愕得面面相觑。一个俯视镜头把集中在画面一隅的这群人的沮丧和绝望神情,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海里。

影片导演采用了多种手法来刻画人物和烘托气氛。手法之一是对比。例如战争前后判若两人的安娜:1936年当她与西蒙恋爱结婚时,是那样的年轻妩媚、光彩照人,当她从集中营出来,在火车站里拖着沉重的脚步,目光呆滞迟疑不前,人们自然想到夫亡子散给她精神造成的痛苦。再如杰克凯旋回归家园,妻子苏珊娜女儿萨拉用音乐和歌唱欢迎他时,一辆军用吉普在邻居门前戛然刹住,一位军官通知一对老夫妇,他们那对双胞胎已葬身于诺曼底,两位老人抱头痛哭,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勒鲁什十分重视影片的观赏性,本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但过分强调观赏性而忽略了真实性,就会失之偏颇。人物的命运有偶然随意性,故事情节也常有巧合,但把过多的偶然和巧合加在一起,就难免失真。让四个家庭的几代人相聚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共同为国际红十字会义演,造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固然场面宏伟,精彩的歌舞演出引人入胜,但人们总感到有几分不够真实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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