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人 原乡人 7.7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31 12:35:54

在台湾影坛,以首倡“健康写实”而引领一代风骚的著名导演李行,1980年,为纪念台湾“乡土文学”巨匠钟理和逝世20周年,创作了这部具有深刻的中国人文意蕴的传记片《原乡人》。影片摒弃当年风靡台湾影坛的浮华之气,以平实、沉郁而传神的艺术笔墨,着力刻画了钟理和以祖国大陆为“原乡”的爱国情怀,揭示出他淡泊中明志、默默于笔耕的坚韧精神和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所谓“大巧若掘”,《原乡人》在艺术叙事的总体把握上,重归乡土写实,锐意开拓新境,标志着李行后期创作达到“不写之写”的成熟高度。台湾影评人协会将该片评为1980年度十大最佳国片的榜首之作。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李行的电影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参与徐欣夫编导的农教影片《永不分离》的演出。他作为自大陆来台的“外省人”,自此便一点点融入台湾这一片饱经历史忧患的乡土。1958年,他首次执导台语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与张方霞、田丰合导);1963年,他执导了第一部国语片《街头巷尾》,奠定了以社会写实为特征的叙事风格。其银幕耕耘十分勤奋,至今有作品50余部,其中如《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路》、《秋决》、《吾土吾民》、《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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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影坛,以首倡“健康写实”而引领一代风骚的著名导演李行,1980年,为纪念台湾“乡土文学”巨匠钟理和逝世20周年,创作了这部具有深刻的中国人文意蕴的传记片《原乡人》。影片摒弃当年风靡台湾影坛的浮华之气,以平实、沉郁而传神的艺术笔墨,着力刻画了钟理和以祖国大陆为“原乡”的爱国情怀,揭示出他淡泊中明志、默默于笔耕的坚韧精神和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所谓“大巧若掘”,《原乡人》在艺术叙事的总体把握上,重归乡土写实,锐意开拓新境,标志着李行后期创作达到“不写之写”的成熟高度。台湾影评人协会将该片评为1980年度十大最佳国片的榜首之作。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李行的电影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参与徐欣夫编导的农教影片《永不分离》的演出。他作为自大陆来台的“外省人”,自此便一点点融入台湾这一片饱经历史忧患的乡土。1958年,他首次执导台语喜剧片《王哥柳哥游台湾》(与张方霞、田丰合导);1963年,他执导了第一部国语片《街头巷尾》,奠定了以社会写实为特征的叙事风格。其银幕耕耘十分勤奋,至今有作品50余部,其中如《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路》、《秋决》、《吾土吾民》、《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等,先后获得亚洲影展、金马影展的最佳剧情片奖、最佳导演奖,为台湾电影的开拓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绩。

李行的电影世界,独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浸透着浓郁的台湾风情和乡土气息。由于他自幼所受到的家庭教养,李行最服膺的是中国的人文理想及其伦理道德。面对台湾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面对西潮呼啸和拜金之潮的泛滥,传统文化结构渐趋解体,李行的创作,固然有划地自囿的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导倾向却深蕴着一种重构生命良知、再造人文理想的合理内核。这或许是李行等一代人所难以超越的文化的悖论。李行创作生涯中的进退或沉浮,常常构成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正如一位台湾电影学者所指出的:“经由他的作品系谱中,除为作家之个别研究外,还可以看出国片卅年来在台湾发展的大样!”李行的电影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由此恰恰对应地标示出战后台湾电影发展的几个重要里程:

一、台语喜剧片起步(1958~1962年):台语电影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勃兴,构成了战后台湾电影复兴的第一浪潮。李行得此风气之先,《王哥柳哥游台湾》一炮打响,循此通俗喜剧样式,先后摄制影片十余部,其拓荒、奠基的意义为电影史学研究者所瞩目。

二、社会写实片高涨(1963~1971年):健康写实电影作为主流路线,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方兴未艾。李行自《街头巷尾》、《蚵女》、《养鸭人家》到《秋决》,凡作品十多部,将“健康”与“写实”作了适切的融和,叙事焦点多在为社会小人物代言,洋溢出一派温馨的伦理亲情。这是李行“坚持艺术理想,不向市场低头”而能施展身手、独占风流的创作全盛期;但其间也潜伏着创作观念偏于保守的危机,如《秋决》中的“宿命花”就曾在电影学术界引发一场臧否激烈的笔战。

三、琼瑶电影之诠释(1972~1977年):迫于商业电影环境的压抑,李行转向“风花雪月”的言情模式,重拾“鸳鸯蝴蝶派”之余绪,而被称为“琼瑶小说的权威诠释者”。60年代他曾摄制过《婉君表妹》、《哑女情深》等“琼瑶片”,改编中仍不乏伦理的寄寓;自70年代初拍《风从那里来》到《白花飘雪花飘》,在文化素质上则明显呈现滑坡的趋势,李行陷于被艺术与商业夹击的困局。

四、乡土诗情之再发现(1978~迄今):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的论战,唤醒了台湾文学对民族内容和形式的自觉追求,波及电影方面,则呈现出在新的时代涵义上重归乡土的动向。李行顺应这一潮流,励志图新,重振前期创作由社会写实所建立的声誉,以《汪洋中的一条船》为转捩点,经《小城故事》、《早安台北》迭创佳绩,到《原乡人》可谓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不妨说,《原乡人》的创作,俨然为李行等前辈导演的艺术业绩画上了一个相当辉煌的句号,稍后一两年,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便如狂飙般奔突而来。

综合论之,李行的电影显示了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他是“二战”后台湾电影复兴和重建的中坚人物,历史性地肩负起继往开来,并联结大陆与台湾“文化断层”的重要使命。

《原乡人》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以重构中国人文精神为题旨,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独见功力。李行作品之风骨,历来正是由他的主要人物形象集中来体现的。这部影片不倚重情节的戏剧性起落构成张力,却在时代动荡的背景上,平实地呈现出钟理和与平妹这一对“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人生境遇,他们相爱相守,敢于冲破“同姓不婚”的旧俗而毅然出走;他们相知相随,敢于同命运搏击而坚贞不渝。在他们相偕而行的生命之苦旅中,辉映着人性的庄严和温暖。钟理和作为执著其理想、其良知的乡土作家,一生跨越战前战后两个时代,足迹遍历台湾地区、朝鲜、日本、中国大陆,却备受社会之歧视与磨难,后来在乡居的清贫岁月里,他一面与退稿苦搏,一面与病魔苦斗,始终坚持笔耕不辍,显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人格力量。他曾自明心迹地说,“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种在文化寻根意义上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更剖示了他不囿于儿女私情的博大胸襟。李行在创作中所追求的“神似”以及钟理和形象的厚重历史感,正是藉此得以实现的。至于平妹的形象,更被赋予诗一般的魅力。她出身低微,没有文化,但却具有一种罕见的悟性,她对理和的爱是纯真而圣洁的,从相偕私奔,辗转漂泊,重归故里,历经时代变迁、人生坎坷,无怨无悔地伴着理和走完了默默笔耕的一生,理和死后多年才被发掘而成为台湾作家群中的一颗彗星。这种以人格默契为内核的爱,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农村女性在接受中国文化熏陶之后而被升华的人性的美,在无私的奉献中实现了自身生命的价值。

与李行前期的社会写实作品相比较,《原乡人》叙事偏于质朴、素雅,于平凡处落笔,却见出人生境界的开阔;影片更注重以景寄情、营选意境,赋予台湾的风土、景物以不同寻常的抒情气息和历史的沧桑之感。如影片开端,理和约平妹私奔,以早春的田野作背景,和风习习,两情依依,淡淡几笔勾勒,富于诗情地烘托出他们之间真挚的爱,为全片确立了抒情的基调。到了影片后半部,理和贫病交迫,悲剧氛围层层合拢,令人泫然动情。如平妹上山扛木头,被林警追逐,侥幸逃脱归来,夫妻相拥,无语凝噎,无限凄怆;理和病逝前,夫妻二人月下散步,有一段心贴心的对话,生动地揭示出他们在悲苦境遇中内心的坦荡和充实,构成全片最见华彩的心灵的诗章。如果说,钟理和的乡土文学作品,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块望风嘶鸣的璞玉”,那么,可以说,李行为理和立传立言的《原乡人》,也正是以其璞玉般的文化品格而显示着它不凡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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