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先生 克兰先生 7.5分

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30 10:07:53

《克莱恩先生》在法国和欧美其他国家上映时得到广泛好评,在1976年举行的第二届法国电影恺撒奖评选中荣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影片描写的是迫害,是自私,是人类性格的双重性,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其表现内容之繁杂远不止于此,令分析家们难下断语。影片中各种事件的起因、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行为动机等都含糊不清,歧义丛生。整个故事源于此:1942年3月的一天清晨,一份小小的犹太人报纸放在了克莱恩先生家的门槛上,仅此一纸,已足以左右此人的整个命运。这位在被占领时期尚且过着优裕富足生活、笃信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从他那高傲的自私开始,经历了疑惑不决、焦虑不安到内心恐慌,在作了一番徒劳的反抗之后终于屈从。

导演约瑟夫·洛塞曾多次强调指出:“据我之见,导演艺术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与学者和哲学家们所采用的方式没有丝毫区别。首先必须正视现实,然后才能将它再现出来。”因此,对他来说,所有的风格都很适宜:现实主义的和非现实主义的,梦幻的和抽象的,卡夫卡式的氛围和心理分析法,近似于侦探片的情节和潜在内心深处的苦恼都能为他所用。比如,要想充分表现占领时期法国人的感情,仅仅描写压迫、饥饿和迫害还很不够,还有一种感情尤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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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恩先生》在法国和欧美其他国家上映时得到广泛好评,在1976年举行的第二届法国电影恺撒奖评选中荣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影片描写的是迫害,是自私,是人类性格的双重性,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其表现内容之繁杂远不止于此,令分析家们难下断语。影片中各种事件的起因、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行为动机等都含糊不清,歧义丛生。整个故事源于此:1942年3月的一天清晨,一份小小的犹太人报纸放在了克莱恩先生家的门槛上,仅此一纸,已足以左右此人的整个命运。这位在被占领时期尚且过着优裕富足生活、笃信天主教的阿尔萨斯人,从他那高傲的自私开始,经历了疑惑不决、焦虑不安到内心恐慌,在作了一番徒劳的反抗之后终于屈从。

导演约瑟夫·洛塞曾多次强调指出:“据我之见,导演艺术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与学者和哲学家们所采用的方式没有丝毫区别。首先必须正视现实,然后才能将它再现出来。”因此,对他来说,所有的风格都很适宜:现实主义的和非现实主义的,梦幻的和抽象的,卡夫卡式的氛围和心理分析法,近似于侦探片的情节和潜在内心深处的苦恼都能为他所用。比如,要想充分表现占领时期法国人的感情,仅仅描写压迫、饥饿和迫害还很不够,还有一种感情尤其不能被忽视,那就是耻辱感。洛塞十分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影片伊始就安排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堪忍受的场面:一个已经不很年轻的妇女,全身被剥得赤裸裸的,站在那里任一位官方医生粗暴的双手作着人体各部位的测量,为的是判断她到底是不是犹太人。

这场戏不仅从内容上,而且在形式方面定下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洛塞的现实主义最后流入了卡夫卡式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克莱恩先生》近似于卡夫卡的作品《审判》,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并不是一个只有单向时间标志的环境,这种现实还具有幻象性,像谜一样令人捉摸不透,甚至不可知。就连影片的片名都是卡夫卡式的,因为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个叫“K”的人,他孤独绝望,悲观厌世,远离现实,神秘虚幻乃至荒诞不经。占领时期的世界也是荒诞的,生活在其中的个人被野兽般的、压迫人的社会中那种非人的统治势力所摧残。那位妇女经过了令人气愤、可憎的“检查”之后,知道自己尚属怀疑对象,找到了与她同来接受检查的丈夫,她宽慰他说,一切都很好,丈夫也安慰她。然而,忧虑不宁已置身于他们的内心深处,这忧虑无疑将击毁他们的幸福,甚至毁灭他们的生命。在表现形式方面,影片作者没有过多地在题材本身的戏剧性上做文章,把影片处理成一部侦探片,而是把重点放在刻画人物心理和揭示环境气氛上,使之成为一部有力、精致而又细腻的影片。

表面看来,《克莱恩先生》只是一出描写惟利是图者的带有神秘荒诞色彩的戏剧,但对于洛塞来说,首要的是将影片拍成一部社会正剧:德军占领时期的法国和那些不幸的民众。洛塞在谈及影片的创作经过时曾说:“当我着手这部关于占领时期和如何对待德国人1942年7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影片时,我读着那些文献史料,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类如此的残酷无情简直使人不敢信以为真……”影片的确是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1942年7月16日,法国维希政府派警察兜捕13000多名犹太人,把他们赶进了集中营。

这一悲剧道路也是克莱恩先生的道路。起初,他养尊处优,以低得不近人情的价格买下犹太人的艺术品,还强迫那些不幸的人们立下对价格表示满意的收据,而到末尾,他经过激烈的内省之后,听任命运的安排卷入了这些犹太人中间。这个细节是非现实的,却有着十分真实的背景:在克莱恩身后,人们又看到了那个犹太人,影片开始时克莱恩从他手中买下阿特里昂·冯·奥斯达所作的那幅荷兰贵族的肖像画,这幅油画既是迷人之作,也是他趋于毁灭的见证。两人这样的相遇自然不甚合乎“逻辑”,然而,这个象征性的重逢却赋予了影片另一种新的解释:人们可以认为克莱恩之所以陷入不幸,是由于他自己所作的不谨慎的私访,但卖主的出现又会推翻这个设想,那个犹太人克莱恩,为了保全自己或为了他的恐怖行动作掩护,冒名顶替天主教徒克莱恩的身份也未尝不可能;或者,那个被重重盘剥的卖主给卑鄙肮脏的惟利是图者设下了这个圈套,他想得到绝望的满足:看到克莱恩也和自己一样遭到流放,走向毁灭。

这种两可的含糊性也体现在其他人物身上。比如,克莱恩先生的律师朋友也许是借着克莱恩的破产趁火打劫,表面上是在保护他的委托人,暗地里却在乘机捞一票。这位律师的妻子作为克莱恩的情妇,无疑也是最为嫉妒的女人。不就是她为了报复而驱使情夫荒诞可笑地去跟踪那另一个假设的克莱恩吗?不仅每一个人物都显得模棱两可,令人捉摸不透,而且每一个情境也是含糊不清的。克莱恩的《犹太人消息报》报社之行是因为幼稚还是表里不一?他访问报社的目的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收到使自己受牵累的报纸,但是,接待他的官员使他了解到每个订户卡都必须上报警察总局,这就加深了这一疑问,以及克莱恩因此而产生的恐惧。另一封来信是一封邀请信,他接信后来到城堡,见到了那些靠生活在强颜欢笑的节日气氛中来掩饰惶惶不可终日的犹太人,他们似乎拼命要把走向灭顶之灾的时针往回拨。他和另一位克莱恩的情妇在这里作了一番奇怪的交谈,还居然和她调起情来。但是,黑夜里出现的那位开摩托车的男人,在院子里差不多看到了这位年轻女人撇下克莱恩朝自己走来,是巧合抑或是阴谋?还是想要证实一下所设的圈套是否发挥了效力?

在这些场面和另一些非现实性场面之间,洛塞插入了大段大段的大肆搜捕犹太人的近乎史料的场景,个人的戏剧正是通过这种表现方式才和集体的戏剧融为一体。比如,警察总局里忙碌的景象、阿贝赛街女房东的警惕、犹太人的谨小慎微、戏院里上映排犹影片的海报等等,都时时在提醒观众:克莱恩先生的命运是和那个充满恐怖的年代联系在一起的。洛塞还借机揭示了其他法国人的罪恶般的冷酷,他们对开往体育场路上的塞满犹太人的公共汽车几乎都是冷漠无情。不过,他对自私自利的法国人的指控也有例外,比如克莱恩的正式情人,即那位顺从他并完全听命于他的姑娘雅尼娜就具有可亲可爱的态度,克莱恩先生与其说是出于兴趣倒不如说是因为无聊,才把她带到一家落后于时尚的夜总会去看那些可怜的演员演出粗俗的排犹小喜剧,雅尼娜厌恶地扭过头去,请求克莱恩跟她一起离席。洛塞认为,雅尼娜是“该片中散发出纯洁气息的少数几个人物中”的一个。

此外,由于洛塞采用两条情节线索同时展开的巧妙手法,人物和情境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例如,当雅尼娜颇为遗憾地拖着箱子准备离去而又希望得到克莱恩的挽留时,克莱恩却正在读报纸上关于某个罗贝尔·克莱恩在一次失败的破坏行动中丧生的消息。两个重要的信息在同一时刻显示在观众面前:在这个忧虑的世界上,他惟一可亲近的人的出走和那个讨厌的与他同名的家伙的正式消失。有时,洛塞还毫不犹豫地干脆利用想像手段。在一节列车的车厢里,克莱恩在短暂的瞬间似乎远离了危险,坐在一个年轻女人对面,他立即猜想到这女人是另一个克莱恩的情妇。这个带着迷惑不解的笑容而又似乎对他无所不知的年轻女人也许就是他的命运、他的不幸的媒介。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这果真是克莱恩的不幸,也许相反,这正是他进行赎罪的表示。洛塞表面上再一次把选择的自由留给了观众,然而他如此明确地表现出迫害的恐怖和手段的恐怖,以至于难以使人感觉真的能够完全听凭观众自由选择。面对这样的耻辱,如此的遭遇和恐惧,还有这般非人的屈辱,人是需要自赎的!从这一层上说,《克莱恩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克莱恩先生》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崇尚传统观念,影片作者十分强调影片的哲理性内涵,这种内涵又往往是多义的,甚至是暧昧的,要求观众自己去细心揣度领会。影片虽然写的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题材,但它想表达的内容显然要复杂得多。这与洛塞对电影功能的认识有关,洛塞尤其重视影片的认识功能,认为“一部影片的宗旨就是作者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或社会的思考,不论作者是想脱离这个社会还是想与之斗争。作者应该揭示社会的各种面貌,或者去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同现实建立接触”。洛塞并不十分强调影片的社会批判功能:“如果我不喜欢这个社会的某些价值,我也不会去批判我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我只想揭示这个社会,希望我的影片能表明一种对待社会的责任感。”

在艺术技巧上,《克莱恩先生》严格遵循传统表现手法。它那较为缓慢的叙事节奏,注重对细节的处理,以及摄影机运动的平稳顺畅,都反映了洛塞作品一贯的艺术特征。他在场面处理、气氛渲染上都十分讲究,例如,在表现被占领时期的巴黎的场景中,就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演员的表演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老一辈影星让娜·莫萝的戏虽然不多却为影片增色不少,阿兰·德龙的表演则“从未像在这部影片中那样成熟”。

约瑟夫·洛塞(1909~1984)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电影导演,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艺术技巧娴熟、勇敢而又磊落的艺术家。他自1931年起即从事舞台导演,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50年代,因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被迫离开美国到英国定居。70年代,由于英国电影不景气,他前往法国发展。洛塞是从摄制短片开始电影创作生涯的,以后又改任编剧。自40年代末起,他开始从事长故事片的摄制工作,成为一个多产导演,一生中摄制过40多部影片,其中很多都获得国际影评界的褒奖或好评,如《仆人》(1963)、《车祸》(1967)、《送信人》(1970,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托洛斯基凶杀案》(197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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