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

非虚构
2018-03-28 21:57:56

《谈话》是科波拉经过多年构思后精心制作的一部艺术片,在风格与色调上和他同期执导的《教父》及《教父续集》迥然有别。

影片开始是一个俯拍的变焦长镜头,缓慢地朝旧金山协和广场推近,变焦完成,镜头逼近一名哑剧演员和在广场上走动的人群。镜头移向人群中的哈里,再移向从哈里跟前走过的安和马克,安挽住马克的胳膊慢慢地向前边走边谈。这个镜头简洁流畅地交待了环境与人物的关系。环境:旧金山协和广场。人物:窃听专家哈里和被窃听对象。关系:哈里受雇窃听这对男女的谈话。

在美国,窃听合法公民的隐私是违反宪法的不道德行为。影片正是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描写私人窃听专家哈里的窃听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和负罪心理。

哈里凭借先进器材和高超技艺,在人们认为无法窃听的场所——嘈杂的人群中——完成窃听,而他本人,尽管处处设防(整日身裹雨衣,是这一心态的外显),却无法阻止他人对其私生活的了解和窃听,这一矛盾是科波拉结构这部影片的主线,贯穿始终。这一构思在下面几场戏里,通过电影画面形象地表述了出来:

——镜头移向高楼,一男子正在操作一架伸出去足有五英尺长的话筒,话筒上装着瞄准器。那人头戴耳机,通过瞄准器上望远镜头的特写,我们看到镜中十字准线正对准安和马克的头部。这时,哈里走进广场附近一辆封闭式小货车,镜头移入内景,车内到处是窃听设备,斯坦戴着耳机,正操作仪器。镜头移到车外,安发现有人跟踪,向马克提出警告,原来一手提购物袋的男子尾随其后。一个特写,这人戴着“助听器”,他觉察到已被发现,赶紧走开。镜头又摇到一座办公楼,窗内也有人操作一架话筒。显然,那对男女正受到左右两台机器的跟踪。这组镜头细致地描绘了哈里偷录谈话的过程。

——哈里返回寓所。一个长镜头(偷窥镜头),我们看到哈里的房间陈设简单,色彩单调。他巡察各个房间,然后给女房东打电话。在此期间,镜头始终对准起居室,停住不动,好像在沉思。过了一会儿,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镜头摇向左方,哈里坐在沙发上在打电话。哈里一向沉默寡言,对其私生活秘而不宣。然而令他不解的是房东怎么知道今天是他生日,又如何将一瓶葡萄酒放入上有三道锁还有警报器的屋里。这些细节的描述清楚地告诉观众,一个专门窃听别人隐私的专家,自己的隐私也在不断地受到监视和窃听。在哈里通过电话与女房东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背后窗外有一物体在来回移动,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台建筑起重机。这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使我们马上联想到前一段落的话筒。这个“话筒”对哈里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监视。这里,隐喻的因素与叙事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哈里参加了窃听器材展销会,会后邀请一些同事到他的工作室聚会。莫兰提议与哈里合作,遭到婉拒。哈里性格孤僻多疑,一向独来独往,不与莫兰合作符合他的性格特征。这时,莫兰掏出一个小录音机……原来哈里在另一端跟女宾梅莱迪丝的低声细语被莫兰偷录了。接下去是哈里手拿莫兰送的钢笔的特写镜头,我们看到哈里怒折钢笔,一个窃听器掉出,他下了逐客令,却留下梅莱迪丝过夜。当那盘至关重要的录音带失窃后,他才恍悟又中了圈套。这再次表明哈里是多么易受攻击,简直是防不胜防。

——影片结尾处,哈里接到警告电话。他家的电话号码从不外泄(包括女友),号码簿也查不到,但电话偏偏打到家里。这一笔很重要,说明哈里为自己设置的层层防线已全部崩溃,他的精神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他歇斯底里大发作,为寻找窃听器,他拆散了室内每个物件,连圣母像也未能幸免(信仰动摇的指征),结果一无所获。当镜头慢慢地摇摄被撕掉壁纸的墙壁和撬开的地板时,影片突然闪回到广场上的那对男女,温情脉脉、拥抱接吻,似乎与谋杀无关。当镜头回到哈里的房间时,一个全景,整个房间乱七八糟。这里,科波拉再次使用了隐喻蒙太奇:把房间拆得七零八落,暗示一个人为解剖自己而撕掉所有外衣。哈里这时独坐一隅,凄凉地吹奏着单簧管。编导以此结束全片颇具匠心,哀戚的音乐造成一种空寂的氛围,用声音(符合主人公身份和性格)强化了哈里的形单影只,进一步突出了他的孤寂郁愤。

从更深一层来看,本片揭示出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里人人都“享有”受监视的自由,即使监视者本人也摆脱不了被监视的命运。现代科技的发展更使这种监视变得无孔不入,它使人孤独、恐惧、犯猜疑,增强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加速了人性的异化。从这层意义上说,本片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它反映了70年代某些美国电影直面现实的倾向。

这部影片的另一个冲突是心理和道德上的。哈里以窃听为职业,并为此感到自豪,但他是个天主教徒,又常常为窃听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谋杀)内疚,有一种负罪感,哈里去教堂忏悔的段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哈里在工作间反复细听偷录到的谈话。随着不断重复,谈话的内容具有了新的含义,原来一场谋杀正在酝酿中,这一内容既是他录下的(片段的、含混的),也是他创造的(完整的、清晰的)。在这里,哈里像一位电影导演,将拍摄的素材,按自己的构思,剪辑成一部完整的“影片”。但他的构思出了毛病,同样的素材,在他的手里却剪辑出一部完全不同的“影片”:杀人犯(青年男女)成了被害者,而被害者(经理)却成了杀人犯。科波拉在构思这一情节时,明显受到了安东尼奥尼执导的《放大》的影响。对此科波拉并不否认,他说:“《谈话》受《放大》的影响很大——在那部影片中有一个戴维·海明斯放大照片的场面。这同哈里整理录音带的场面相似。”《谈话》中的谋杀阴谋也与《放大》有相似之处,均含混不清。哈里自认为弄清了谈话的内容,深感内疚,拒绝向雇主交出录音带。录音带被窃后,又出于良知和职业本能,租用旅馆房间,在厕所安装窃听器,监听隔壁房间的动静。突然谋杀“发生”了。哈里听见女人的尖叫声。科波拉摒弃用滥了的谋杀场面,根据哈里是窃听专家这一特殊职业,设计了一个用音响代替视觉来反映谋杀的段落,让哈里不是看见,而是听到谋杀,其恐怖程度比血淋淋的视觉感受更强烈,给观众以极大的震撼,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惊魂稍定,哈里潜入773房间,却意外发现室内一尘不染,丝毫没有谋杀的痕迹。他一拉抽水马桶,血红的水不断上涌,最后溢出马桶,流到地上,整个银幕血红一片。这一超现实主义段落将影片推向高潮。此后情节急转直下:哈里走在街上,从一辆停在路旁的高级轿车里,看见安神态自若地坐在车内读报。哈里一惊,急忙走开,路过报亭,瞥见报上有张车祸的照片。一个特写镜头,大字标题赫然在目:《车祸,经理丧命》。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组幻想镜头。哈里在自己的幻想中,重新结构几场谋杀场面,设想安与马克以几种不同方式合谋杀死经理。这里,科波拉又使用了一个闪回镜头,让安与马克说出那句关键的话。但这次却有了完全相反的含意。这组镜头与前此出现在哈里脑海中的幻想镜头(他“看见”经理正图谋杀害安与马克)形成强烈对比。显然,哈里用幻想的真实来纠正自己判断的错误,目的是使自己的犯罪心理得到某些解脱。

影片里,梦中公园一场戏的构思新巧感人。科波拉安排哈里与安在梦中相会,并向安吐露心声,起到了双重作用,既向观众简要地交待了他自己(科波拉童年的遭遇与哈里相似)的身世(考虑到哈里的职业和性格,这样的交待方式是很巧妙的),又暗示他在感情上对安的向往。在这场戏里,哈里与安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个人关系,取代了马克陪她散步。科波拉谈到这场戏时说:“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构思:一位剪辑师耗费半年剪辑影片,他把女主角的每个角度看了又看,结果爱上了她。”哈里正是在反复细听那段录音后,产生了对安的同情与感情。科波拉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把梦中公园这场戏,特别是那些台阶,拍得很虚,很抒情。这一艺术构思颇有独创性。

本片的构思始于1966年,1974年拍成上映。影片拍到三分之二时水门事件发生了,但科波拉并未因此而改动剧本,碰巧影片涉及的是敏感的窃听问题,而水门事件中所使用的窃听技术又与影片中所描绘的非常相似,致使影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思考。对此科波拉指出,他从一开始就想把影片拍成非政治性的、纯属个人的行为。编导的这种意图在电影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影片的焦点并没有对准政府,都是私人所为。然而这种个人行为却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影片对社会的批判就在这编导有意的言而不尽之处,令人回味无穷。西方影评家对科波拉的这种“社会意识和理性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正如一切杰作一样,本片也有缺陷,如哈里连自己的年龄都保密,怎么会邀请主要竞争对手到他秘密的工作室聚会?但瑕不掩瑜,无论从艺术构思、叙事结构、镜头运用、性格刻画、音响效果等方面看,这都是一部上乘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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